朱复戡

    朱复戡(1900—1989)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中年曾患痼疾，40岁病愈后更名起，号复戡，别署风堪、伏戡。鄞县人，生于上海，故也有称其为上海籍者。
    1979年，西泠印社75周年庆典时，彼忽感胸窒，不能上山开会去。我出于职业之责任感，遂请候其脉，劲中带疾，乃为掇一椅供彼坐，自己则立其旁闲谈以伴之。朱老与沙师孟海同乡同龄，我以为必系老社员。彼告乃新社员，并戏称与我“同年”也。当时告我一个故事，并称从未告诉人家过，甚为奇特。后见吴颐人等著之《篆刻家的故事》，已经讲到了其事，大约朱老后来又曾告诉别人。因为吴书所载，过于简略，远不若当年朱老在山下小憩时说得佳妙，所以在此再说一番。
    话说朱复戡当年才20几岁就在上海有了很大的名声：社会上盛传着他是明宗室桂王嫡裔，小时是吴昌硕见其书而惊为神童的人，又是吴氏的得意门生，书法与篆刻有了不起的功夫。其他事情也许难以捉摸，朱氏24岁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静龛印集》可是超一流的水平。而且，这本印谱从出版方面说，是前只有缶庐，后无来者。看来，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在这时，邓粪翁刚刚出道，很想投得明师，早点在书、印两道上千出一番事业。一了解，偌大上海滩唯朱最宜。于是，请双方都认识的大画家孙雪泥为介绍人。订于某日在一大酒家楼上的雅座举行拜师典礼。请注意：邓、朱双方不但从未识荆，彼此连年龄都不知道。
    邓粪翁从名字上看是个狂士。其实，他又是个十分古道的人物。拜师那天，他全身恭敬地打扮起来。民国时，还以长袍、马褂和礼帽为尊重场合所需(西服还不太流行)，邓氏就是这身扮。加上他一脸的之乎者也气韵，倒像是个老夫子。
    邓粪翁很早就到大酒家，一本正经地张罗着拜师要用的红毡毯、香烛之类，唯恐细微的疏忽会引起老师的不快。
    时间将到了，介绍人尚未到。这时听得楼外一阵扑扑扑地响，有人骑摩托车到了。又一阵阁阁阁地响，有人上楼来丁，又走到雅座近旁了。邓粪翁想：孙雪泥不坐摩托车的，这会是谁呢？
    忽然门帘一掀，进来一位头发梳得溜光、洋装革履的洋场少年。上前一问，原来此人就是朱某人。你想，一个老夫子要拜洋场少年为师，这礼怎么行得下去。等到孙雪泥来了，拜师当然只好照办，只是跪拜改为常礼了。宴上一谈，学生倒比老师大了两岁。能者为师，年纪大小本不是重要的事。可是此情此景甚叫邓氏难堪。其结果是：拜师结束后，师生之事也就随之结束，两人终生未再来往过。

    朱复戡的一生，颇有传奇性。
    出身于世家。自幼受祖庭训督，又兼耳濡目染，国学的基础很深厚。蒙师是翰林出身的王秉兰，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事。老师不但教一般的文史，而且授以《说文》，涉猎石鼓、钟鼎，并及书画、篆刻。    朱氏7岁时，邻里已有神童之誉。一次，他在上海怡春堂笺扇庄作擘窠大字石鼓文集联时，适逢吴昌硕驾到。吴氏问他，能识所写为何字否?朱氏即答，此乃“渔渊散鱼蒸，载道驾鹿车”十个字。

吴氏惊叹不己，称他为“小畏友”。从此，即悉心教导他，后来又介绍他参加上海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中皆当时名宿，朱氏年最少。
    16岁时，扫叶山房出版的《时贤印集》(亦称《全国名家印选》)中，即收有他的作品。18岁时，上海有正书局即出版了他的字帖。一个年未弱冠的少年，在社会上有如此声名，真是罕见。
    1923年，平素不出印谱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复戡的《静龛印集》，由吴昌硕题扉、罗振玉署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影响。其时，许多老前辈都题词称赞他。南洋公学总理张美翊跋其所制砚铭称：“朱生百行过访，为我琢砚，仿符秦广武将军碑刻字，使冬心、叔未诸老见之，当畏此后生。”冯●跋太康砖砚铭称：“朱生义方，天才骏发。临摹碑版，下笔即是。又工刻石，秦玺汉印，往往乱真。年未二十，驰誉海上。琪花珠树，诚可宝而爱也。”其后，曾游学法国，于艺事益广其眼界。
    28岁，应刘海粟之聘，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48年，张大千曾邀请朱氏赴法办书画展，有劝他出国之意。朱氏说：我学的是中国艺术，应生根在中国的土地上，遂以谢绝。
    建国后，移居济南，从事美术设计。文革时，遁隐于泰安。晚年，复返上海。后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高级研究员、中国书协名誉理事、西泠印社理事、山东省政协委员。
    晚年，为徐葳女士刻“葳娘”一印，并附诗一首于印侧：“沉醉一生书画刻，欲攀峰顶岁云迟。晚来红粉感知己，勖起消沉老艺师。”
    朱复戡是位多才多能的“老艺师”，西泠同社马公愚有一段文字对他的才艺有概括性的总结：“朱君不单是篆刻家，也是一位金石家。他对商甲、周铜、秦石、汉碑，研究精博。因而，他的篆刻古厚浑穆，非一般名家能望其项背。对书法也是取法乎上，无体不精。于国画尤其独辟蹊径，以大小篆功力的线条作人物、山水、花鸟、走兽，高古雄丽，冠绝前人。于诗词古文，亦别具新意。”
    张大千赞他：“大千漫游南北数十年，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能超越时流，直人周秦、两汉、晋唐，熔合百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惟朱君一人而已!”
    刘海粟称他：“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醇然有味，神游于三代，冥心于造化，可谓倾倒极矣。”
    沙师孟海与朱氏同乡、同门(缶庐门下)、同好，他题(朱复戡篆刻)称：“壬辰春，从他友处获读《复戡印集》，中多拟玺之作，峻茂变化，殆欲雄视一世，初不知复戡即30年前旧静龛也。”又，沙师曾面许朱氏曰：“当今篆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
    据《艺林散叶续集》(郑逸梅编)：“鄞人朱复戡，由其太岳丈张让三(美翊)之介，拜吴昌硕为师，刻印造诣甚高，但极自负。昌硕下世，乃谓陈巨来：‘印坛属于鄞人矣。鄞人以赵叔孺为第一，我次之。’及叔孺下世，又谓巨来：‘君在印坛，当升第二位。’盖以第一人自居也。巨来不服气，嗤之。”
    朱氏对自己刻印颇为自傲，其情见诸印之边款。例如：“潜龙泼墨”印边款称：“混列簠斋印举，亦当巨玺杰出”“沥水潜龙”印边款称：“假令簠斋见此，总以为金村出土三代物也。”(见印例107— 109)
    近年来中外对朱氏的书法、篆刻亦颇多评论，兹引两家为殿：徐叶铃、候学书《鹏起天池龙游艺苑》文，总结为“古厚浑穆”；台湾《印林》发表寒篱之文，则以《朱复戡古厚浑穆》为题，何其巧合如此。

    朱老年青时亦一铁血男儿，与军界颇有关系。民国26年 (1937)抗战事起，朱老曾用其书法、篆刻为抗战出力。传世一帧书法其文曰：“八·一三，暴日倾师寇沪。我将士浴血抗战，忠勇壮烈，敌胆为丧。各界民众纷起慰劳。艺术作家爱国亦不后人，恒有劳军画展之举。此次抗战，乃为全民争生存自由。慰劳意义，既重且大。故展委会嘱刻此印，加盖于售出各件，以留一永久深远之纪念云尔。26年10月22日，风戡并识。”上述印章为朱君擅长之白文古玺，文曰“沪战劳军文物。”在抗战初始，朱氏即以艺术振臂高呼“为全民争生存”的口号，表彰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忠勇壮烈”，这是何等伟大的作品！
    80年代，朱老为山东补成秦始皇的两块刻石，也是值得一书之事。当年，始皇东巡至于泰山，李斯留有“泰山刻石”以颂其功德。2千年来，逐渐风化。原应223字，宋拓仅存165字；明拓只得 29字，现在尚存9字而已。今由朱氏经考证、补书，力求复其旧观。此一历史丰碑，已于1984年重矗岱麓。另一秦刻《峰山刻石》，亦由朱老补书完成，今植山东邹县。
    朱老的篆刻十分精妙，然论风格之多彩反不及边款。朱老之边款，直是吾国造型艺术五彩缤纷之微型宝库。论书法则真、行、草、隶、篆俱全，而且可以看出属于某种金石来源，如钟鼎、石鼓、砖文、《龙门二十品》等。论画则古今之飞潜爬奔诸品类，山、水、花木、人物等，无不有之。部分出于青铜器、汉画像石、造像等，大多别具一种古韵，令识者爱不释手。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中对朱氏的书法有两点评语，十分中肯，今特引于此：“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力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成曲，易方为圆；而挪移偏旁，变正为反，易左右或为上下，亦常用之。非于彝铭烂熟胸中，不易为也。而作草之巧于虚实、浓淡、收放，妙于长短相间，屈曲绕缭，大阖大开。虽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阳刚之气摄人心魄。揆诸历代草书大家，亦不多见。”
    朱氏出版之书除已见上文外，印作尚有1951年汪统辑之《复戡印集》二册；1986年所出之《朱复戡篆刻》一册。书法方面有《朱复戡大篆》《朱复戡草书千字文》《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等。综合诸艺者，有《朱复戡金石书画选》。
    朱氏能诗，但不多作。兹节录所作《白头吟》于下：“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金石刻。闻之先辈谆谆言，刻石先须通字学。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中纳。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籀李斯似旧识。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学画初学阎立本，山水独喜荆关法。浸淫于兹年复年，怡然自得忘岁月。举目但觉远处清，揽镜忽诧头毛白。欲登造极学至老，孜孜一生废寝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