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

潘天寿(1897——1971)

    1980年初，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法研究》总第三期上曾发表拙作《潘天寿的篆刻》。去年，在西湖文化学术会议上，与潘天寿纪念馆馆长卢忻谈起这事，他非常高兴，让我尽快复印一份给他。在他印象中，前此还没有人写过关于潘老治印的事，该文应是这一领域的第一篇。
    现将该文发表于下：
    当代著名画家潘天寿先生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地为艺术而奋斗的一生。他精于写意山水与花鸟，偶作人物，擅长指头画。他的作品向以布局新颖、笔墨雄奇著称，善于造险、破险，其精妙处往往出人意表。他还兼工书法，出入黄道周、倪元璐、沈寐叟诸家。篆刻则溯源古玺、汉印，下及西泠诸家。喜作小诗，颇具清刚跌宕的风神。由于他兼有众长，所以能在一幅作品上融诗、书、画、印于一炉，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
    潘天寿生于1897年2月12日，死于1971年9月5日，终年75岁。大约在1916年前后，他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曾经参加校内以学生为主的研究篆刻的组织——“寄社”(其前身为“乐石社”)。因此，潘先生篆刻的渊源是很深的。那时的“一师”，名流辈集，学术空气十分浓厚。除鲁迅先生曾在此执教外，还有经亨颐、马叙伦、李叔同、姜丹书、陈望道等。而且，杭州又是西泠印社的所在地，可以想见当时学子于研究文理之余，作画、刻石的生动局面。潘天寿早年所刻之印，边款悉署天授。1926年商务书局出版所著《中国绘画史》时，他才29岁，署名也是潘天授。

    据潘天寿夫人的回忆，大约在抗战以前，潘天寿还常常作印，终日手上沾染殊红。后来为了避免分散精力，专心攻绘画，绝少作印。因此潘天寿所刻的印是很少的。浙江书法家陆维钊谈到潘天寿著有一卷《无谓斋谈屑》，曾经给他看过，里面有几段论印的文字。经过前几年“四人帮”的浩劫，此卷下落不明，实是可惜。陆维钊尚记得其中有一句话：“画家不必三绝，而须四全。四全者，诗书画印是也。”所谓不必三绝(诗书画登峰造极)，而须四全，其意在于强调印章。

    在字画上有题跋和印章，是我国绘画的传统特点。潘天寿非常讲究题跋和用印，并有独到的经验。他对每幅作品上用印的位置、大小、内容、朱白、风格等，都精心加以设计，因而使印章在整幅画中起到协调平衡以呈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对学生常用“秤锤虽小压百斤”的比喻，来说明一方殷红的印章能在画面上所起的份量。
    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厂在1977年曾编搜印行《潘天寿常用印集》一册，钤拓均精，受到国内外普遍欢迎。该册共收潘天寿自用印54方，他自刻8印，风格各有不同。一为细白文“潘天寿印”，显系取法子玉印，以遒劲挺拔见长。然一般玉印往往章法趋向均匀，此印则略为错落，益见超俊。二为阔边细朱文“天寿”印，系模仿小玺形式，其分朱布白颇具胆识，与他的画章法一致。此印拓有边款，为“癸未春集卜文寿”七字，癸未为1943年，是他47岁时所作。一般人治印多用大篆、小篆、缪篆，印人能通卜辞 (甲骨文)者屈指可数，他除以卜辞入印外，且常书写成幅，可见对古文字学有较深的造诣。三为长方形朱文“止止室”印，颇有丁敬、蒋仁的风骨，可见他在“寄社”时是深入研究过西泠诸家的。四为圆形朱文“寿”字印，完全是古代吉金的脱胎，置于古印之中实难以分辨今古。五为有边栏白文“天寿”印，可谓直逼秦汉，不拘泥于点画而能古意盎然，实是大家风度。六为长方形朱文“一指禅”印，颇有古甓韵味，并且已经显示出求变的意思。七为“阿寿”朱文小印，面目疏朗而又似乎全不经意，确是老手之作。八为长方形朱文“潘大”印，其风格可谓刻我所刻，充分表现出求变的思想，和他画上造险、破险的作风是一致的。“潘”字的水旁三笔画转折之后一泻千里，在印面上形成数重隔绝上下的界划，可谓险矣。但他自有破险之法：由于“大”字之四垂脚量加变化，并与斜角上之“番”字呼应，使整个印面犹如一字，汇成整体而焕发异彩(见印例89—91)。        从以上8方潘天寿所刻自用印来看，不但功底深厚、格调超隽，而且看得出还曾经过创新求变的阶段。关于印章理论，潘天寿也很重视，在抗战前即写成《治印丛谈》一书，约4万字，此稿幸尚存留，希望能早日付梓，公诸于世。

    潘天寿四五十年一直从事艺术教育事业，向以宣传和革新民族绘画为己任。在“四人帮”横行之时，身受不白之冤，他愤然提笔写下一诗：“莫嫌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即使在受尽凌辱，身患重病的日子里，也是热情满怀地期望着“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必将更加光辉灿烂”的将来(见复友人信)。粉碎“四人帮”后，潘天寿沉冤得到昭雪。他留传下的书画印章作品在艺坛重放光彩，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谨，乳名守权，号迥，学名天授。后改名天寿，亦作阿寿、寿者、古竹园丁寿者、心阿兰若住持寿者、雷婆头峰寿者。此外的名讳还有大颐、颐者，以及懒道人、懒头陀、懒秃、朽居士等。人之上寿为百岁，《礼记》谓之期颐。所以，潘氏的名号中颐字从寿而来。浙江宁海人。据卢忻所著《潘天寿》：“雷婆头峰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峰，有三四百米高。从仙人跳翻上一条岭，才到达雷婆头峰的峰脚，这是于海县城去宁波府的必经之道。”

    潘氏之父名秉璋，字子陶，县庠生，能书，善属文，曾任乡长、县参议员等职。潘氏自幼即入私塾渎书。1910年，人县城读小学，得《芥于园画传》，即自学书画。1915年，县城高小毕业，考人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习，接受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等名师指教。在校期间，即参加画会、印社等，在诗、书、画、印各方面都有绝好的起步。1920年，一师毕业，历任宁海、孝丰等高小教员，努力自学。 1923年到上海，因为好友诸闻韵(诸乐三之兄)的关系得以拜谒一代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吴氏赠以篆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人诗”。以后，又赠长诗《读潘阿寿山水障子》。1924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26年，与俞寄凡等创办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所编《中国绘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专教授。1944年，在重庆接任国立艺专校长。1957年，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195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直至1971年逝世。1960年，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后又任浙江美协主席。1977年，浙江省委为潘氏在文革中的沉冤予以平反昭雪，在杭举行画展。1981年，文化部批准建立的潘天寿纪念馆，在杭州南山路景云村潘天寿故居揭幕。1984年，作品20件参加文化部举办的“20世纪五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陈之佛和潘天寿)巡回展”，先后在法、英、美、加等国展出，引起很大震动。1992年，“20世纪中国画四大家”(吴、齐、潘、黄宾虹)画展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7年，文化部与浙江省政府举办“潘天寿诞辰 100周年”大型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画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曾前往参观，并赞扬潘天寿的作品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特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邮电部发行了《潘天寿作品选》特种邮票，一套6枚。在杭州西湖孤山西坡与宁海县潘天寿故居，都建有大型的潘天寿铜像。

    1944年在国立艺专时，潘天寿曾亲自讲授《治印》。著有《治印丛谈》，约4万字，分述源流、分类、名称、别派、体制、参谱、选材、明篆、布置、着墨、运刀、具款、濡朱、工具、余论等。稿中胜义如云，兹摘若干条于下：
    印之所贵者文字也。不究心于篆而工意于刀，惑也。
    作印须有笔有墨。笔墨者，谓其具有篆笔之致也。
    有清乾嘉之世印学大兴，名家辈出。然非篆隶书工夫渊邃，虽毕生锤凿精工亦匠，终不能参上乘禅也。
    画有六法，印亦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刀法古劲，三曰布置停匀，四曰篆法大雅，五曰笔与刀合，六曰不流俗套。
    六气宜忌：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王而无韵；三曰火气，有刀法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太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描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龌龊气，无知妄作，恶不可耐。    凡人笔意，各出天性。或出清秀，或出浑厚，各如其人。但得情趣，均成佳品。倘俗而不韵，虽雕龙镂凤，亦不足观。
     关于潘天寿的书画，已有卢忻兄的《潘天寿传》《潘天寿研究》，以及浙江和香港出版的大型书画集《潘天寿》，确属苍劲豪迈，开宗立派。1958年，他曾接受苏联艺术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的称号，这在当时是颇为轰动的事。1963年，他作为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带队赴日本访问。
    再补充一点：他是个大画家，而对中国的书法也很重视。在他倡议与创办下，浙江美术学院于1963年开办了全国第一(当然也是世界第一)的书法篆刻科，隶属国画系。作为连锁反应，后来又在1979年开办了全国第一的硕士研究生班。整个工作虽由陆师维钊具体操办，但潘天寿实有创始之功。
    潘天寿的诗，功力也很深。兹录其《怀缶翁》一首如下：“月明每忆斫桂吴，大布衣朗数茎须。文章有力自折叠，情性弥古侔清癯。老山林外无魏晋，驱蛟龙走耕唐虞。即今人物纷眼底，独往之往谁与俱。”
    亡友嘉兴沈茹松，有《怀阿寿先生》一首，今附此为结：“异卉奇花怪石发，纵刀放笔在偏锋。春风湖上遍桃李，仰见峰前郁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