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以敬

    在篆刻界，民国初年出了个奇人齐白石。由于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有“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他们这种刀法，只能说是蚀削，何尝是刻印”“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等语。引起了篆刻界就刻印是否要修的争论。
    当然，修与不修要看各人的风格。像齐派印，或可以不修，如系工整、精细的印，则非修不可。作为造型艺术之一的篆刻，怎么刻成的(包括用什么刀和什么刀法，修与否，做与否)，各有家法，不必深究，只要艺术效果好就行。一般来说，如其强要不修而粗率，不如略修之为佳，但修要恰到好处，避免过分。
    韩师登安曾告诉我一个关于钟以敬的故事。钟氏比王褆(福盫)大14岁，早已成名。王褆当年极喜钟氏印，常常出石求刻。但又担心钟氏过分修改，而有损韵味，所以每当刻至恰好时即袖印而归。为了不让钟氏觉察，王提多半用乱以他事(如出外、饮食等)的办法，事后再让钟氏补款。记得曾读到袁枚的《随园诗话》，也有类似的意见：即为诗不可不修，也不可过修。不修恐其粗率，过修恐其机窒，修来修去，连原来的灵气与天趣也修掉了。
    钟以敬(1867—1917)，字越生，一作雷申、雷声；号让先，又号窳龛、窳堪、似鸥；斋称为今觉盫。浙江杭州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是清末民初浙派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之一，享有很高的声望。《西冷印社志稿》记载，他『少嗜金石，摩擎不倦。善篆刻，精整隽雅，法浙派，当时推为巨璧。工诗，古文辞峭洁如其人。刻竹亦精雅，抚金文尤佳』。书法以篆书最著称，法《天发坤獭碑》而出己新意。可惜五十一岁即逝世，不能续展雄风。印社山上文池旁的擘窠摩崖小篆“西泠印社”四个巨字，即是他的书法作品。钟氏年长于王褆14岁，和王氏交往极深。王氏以及其他创社人均对钟氏的艺术十分钦佩，所以在西泠印社最显目处的社名石刻是钟氏之作。而且，王褆的《麋砚斋印存》之2--5卷，全系钟氏为王褆所刻印，有80方之多。据其纪年，则系1900-- 1904之间，王氏才20来岁，学习最旺之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钟、王之间虽五师生之名，但在师友之间。
其掇篆刻白文传醒怜八家陈秋堂、赵次闲的精雅蕴藉，小纂朱文得赵之谦、徐三庚的流丽清新，边款也精美绝伦，字字珠玑。统观印作，可以看出他对浙派传统的继承，己迈出了去芜存精，旁采博纳，以求别开生面的新路。这对以后工稳一路印风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
他于篆刻一艺早慧早悟，如二十几岁时所作『竹素园』一印边跋有曰：『篆刻一道，当以效法秦汉为上。元明人非不佳，去浑朴苍劲远矣。吾杭自龙泓丁先生之后，得刻铜遗意者，唯秋景庵主人，其篆法、刀法，皆有所本。余作殊乏师承，东摹西仿，固无足观。己丑秋九，挹宰我兄以佳石索刊，余忘其顽劣，漫为奏刀，尚乞有道匡我之谬，则幸甚。』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 一、宗法秦汉要以『浑朴苍劲』为上，抓住汉印艺术特点的精髓。二是浙派前辈丁、陈的篆刻以汉『刻铜』即凿印印风为本，但不仅仅是技法的模仿，而是要追求『遗意』，即趣韵，要遗貌取神，另开新面。三是自己尚处于『殊无师承、东摹西仿』，还未能有所成的阶段。但实际上已表明，虽然未得名师亲授，但心追手摹，宗汉宗浙，又决不自囿，要转益名师，汲取各方面的营养。一个青年印人有如此清晰的见识和明确的目标，是很不简单的。纵观他一生的艺术道路，确实也是依此笃行不懈。终于达到『其刻印以赵次闲、邓白为宗，功力深邃，吾家八浙之后，君其继起者矣!』 （王福唐《钟矞申印存》）的高度。西冷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丁仁也曾集『论印绝句』作诗赞他: 『宗派流传几变更，鸥波亭子一灯明。官私大小多罗列，玉箸朱文篆最精。』

 　　钟以敬祖上一直经商，家产富饶，到他时家道逐渐衰落。他一度几乎衣食无继，寄宿僧舍。他性情又孤傲，达官贵人闻名延揽皆不应，故落落寡合：生活贫困。但他『自适其适，独行于世。』后在朋友的劝导下，鬻印以补家用，今传世作品以此为多。
他生前有《篆刻约言》《印谱》《赫拿留痕》等著述、印谱刊样行世。1935年，张鲁庵复辑他遗印《钟矞申印存》四册出版。一九○四年西泠印社创立，他即是社员，热心印社活动和公益活动。在杭州孤山西泠印社社址，留有他不少遗墨刻石，主景点闲泉崖壁所镌『西泠印社』四个小篆巨字，即其手笔。在「山川雨露图书室」旧曾有他撰书楹联，录附以供欣赏： 「筑数椽在柏堂竹阁之西，讲艺论交，岂仅湖山供眺览;树一帜于文坫词坛而外，抗心希古，更欣风雨共摩挲。」
    钟氏少嗜金石书画。其家经商，原甚富裕。但钟氏不善理财，性又挥霍，遂至贫无立锥之地。虽然如此，仍秉怀孤耿，不肯低头周旋于富贵，故以后寄居古刹，衣食不周，贫病而死。《西泠印社志稿》载：“少嗜金石，摩挲不倦。善篆刻，精严隽雅，法浙派，当时推为巨擘。(见印例34—37)工诗，古文辞峭洁如其人。刻竹亦精雅，摹金文尤佳。”
    钟氏中年以后，虽以寒士自处，由于在书法、篆刻、诗文上的超诣，亦颇为世重。王褆以外，如褚德彝、汤勉斋、丁辅之、吴石潜、高络园等皆与交好。钟氏早年印作仅应友朋之请，并不取润。后为糊口计，勉从诸公之言订一润格。由于求印者颇不乏人，遂得流传其艺术。
    钟氏喜书《天发神谶碑》而以己意出之，颇有新意，又常以之人印。其印以浙派为主，民国同道间共推之为浙派巨擘。有圆朱文印，有些印则属浙派圆朱文。即使是浙派印，亦已减少陈曼生、赵次闲的锋芒毕露而略向工整靠近。这种情况，与王褆略同。风格上力求含蓄、庄重，自有一种精整、隽雅之神韵为前人所不及。
    1911年，钟氏撰《篆刻约言》，并辑自用印成《印储》一册。1914年，又辑成《窳龛留痕》十二册，又名《泉唐鹤庐居士印赏》。以上两种印谱，系钟氏生前出版。
    1935年，张鲁盍辑其印稿，汇为《钟雷申印存》。书前有王褆序：“余与钟君订交，年未弱冠。见君性情孤介，当时达官贵人闻其名，欲延揽之不可得，故落落寡合。虽贫甚，能自适其适。谓独行之士，不为过焉。工诗文辞，峭洁如其人。其刻印以赵次闲、邓完白为宗，工力渊邃。吾浙八家之后，君其继起者也。”
    钟氏既于篆刻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诸家皆以浙派巨擘尊之，于印学理论上自有其建树。所撰《篆刻约言》虽非长篇大论，多系探究有得之言。例如：“近时名流，辄侈言高古，诩诩然自矜所学。不日摹三代古玺，即曰仿两汉泥封，斑驳缺蚀，索隐行怪是从。不能学西子娥眉秀劲，而作东施之捧心效颦也。余无取焉。”由此可见：钟氏之非斑驳缺蚀而偏工整也。
    在钟氏所刻印之边款中，亦时有论印之碎锦。如《竹素园》印之款云：“篆刻一道，当以效法秦汉为上。元明人非不佳，去浑朴苍劲远矣。吾杭自龙泓丁先生之后，得刻铜遗意者，唯秋景庵主人。其篆法、刀法，皆有所本。余作殊乏师承，东摹西仿，固无足观。己丑秋九，挹宰我兄以佳石索刊。余忘其顽劣，漫为奏刀。尚乞有道匡我之谬，则幸甚。烟萝弟敬刊，记于今觉盫。”今查，已丑系1889年，其时钟氏才24岁，能作此峭丽绝伦之“竹素园”并此边款实为可敬。

     钟氏边款，点画精严，极易察知用刀之痕迹。又善小字款识，足与陈秋堂比肩。其为王褆所刻“庶有达者理而董之”印之边款，三面刻《说文·后序》语，长达280余字。银钩铁画，精妙之极。
     明清以来之印人，多有兼刻竹者，钟氏亦能之。昔年于乡贤严不党处获见其一，今不知何方矣。
    书法亦极佳，尤擅篆书。所作《天发神谶碑》，尤有意趣，故亦常见于印面及边款。西泠印社由鸿雪径上山后，迎面即见文泉后之摩崖大字“西泠印社”，四字以玉箸小篆出之，壮重典雅，大为景点添色。
    钟氏诗文，亦皆佳妙。《西泠印社志稿》卷四，有钟氏一联系当年置于山川雨露图书室者。其文曰：“筑数椽在柏堂、竹阁之西，讲艺论交，岂仅湖山共眺览；树一帜于文坫、词坛而外，抗心希古，更欣风雨共摩挲。”
    《西泠印社志稿》卷四，有丁铺之《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一组，内有一首系写钟氏者，其文为：“宗派流传几变更，鸥波亭子一灯明。官私大小多罗列，玉箸朱文篆最精。”以上四句，依次系从蒋元龙、杨复吉、沈心、冯念祖原诗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