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龙泉窑纸槌瓶漫谈

图1、龙泉窑纸槌瓶（灰青釉） 图2、伦敦苏富比0054 2006秋拍 高23厘米 图3、高23厘米

　　叶英挺/文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如果说宋代文化具有深沉内敛、简约精致、理性风雅的品格，那么宋代的瓷器无疑是诠释这一精神底蕴最好的注脚之一。而本文所述的龙泉窑纸槌瓶即是具体而微的一例。

　　龙泉窑纸槌瓶未见于宋之前，亦不见于宋之后，其具体样式有多种，大同小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式：

　　Ⅰ、盘口式

　　南宋龙泉窑纸槌瓶中最常见的即是盘口式纸槌瓶。此式瓶最突出的特征是口部作浅盘状，筒形直颈较长，有些颈部上细下粗，斜折肩，筒形腹上下径相等或下部微收，腹中部微膨，暗圈足。如图1、图2。

　　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过类似于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的盘口式纸槌瓶，两者造型样式接近，有明显的相承关系。但汝窑与南宋官窑纸槌瓶在口、颈、肩部处理上与龙泉窑同类器明显不同，一般作平折式口沿，沿面薄，宽而平坦，直颈较细，折肩较平，汝窑产品为平底裹釉支烧；龙泉窑纸槌瓶盘口多呈碟形折沿，沿面稍窄而上扬，斜折肩呈坡面状，轮廓线条更利落、硬朗，更具锐感，底部均作暗圈足，圈足底刮釉垫烧。如图3、图4、图5。

　　此式龙泉窑纸槌瓶还常附以对称凤耳、鱼化龙(螭吻)耳，为他窑所无。如图6。

　　Ⅱ、直口式

　　此式纸槌瓶大体与Ⅰ式同，但无盘口，口缘常钤以铜边，斜折肩，筒形腹亦上丰下敛或上下粗细相侔。定窑、汝窑亦有此式纸槌瓶(图7、8)，但大多以钤口传世，所以有不少意见认为，此种包铜边的纸槌瓶实为Ⅰ式口沿磨损或特意磨边所致。因此类钤口式纸槌瓶并非个例，无论不得已为之或有意为之，当时应是一种审美潮流，故亦列为一类。而无盘口式样很可能本来就存在。如佳士得香港1999年11月2日上拍的665号拍品北宋定窑纸槌瓶(高21厘米)，造型与图7相似，口缘包釉，未钤铜边。此外，对于香港苏富比2008春拍的南宋官窑“玉津园”铭纸槌瓶(图9)，笔者认为目前传世和出土的南宋官窑纸槌瓶中无此式样，且折肩和腹部线条风格更接近龙泉窑，应为龙泉窑类官制品。

　　Ⅲ、弧肩式

　　此式样亦为龙泉窑纸槌瓶之主流，但较I式少见，尺寸较他式纸槌瓶要小，高度多在15厘米上下。此式纸槌瓶肩部较窄呈弧面，口部圆唇凸出，筒形直颈较粗，工整端正，腹上丰下微敛，暗圈足，如图10、11。具体样式每每有别，有比例匀称者，有若后世之摇铃尊者，有颈部长度超于腹部者，还有腹部较瘦瓶式较修长者，不一而足。纽约佳士得2007年9月19日0259号拍品“南宋/元龙泉窑官式纸槌瓶(高15.2厘米)”亦属此类型，较接近图10式样，该器紫口铁足，造型上犹呈现一种粗矮的古拙风格。

　　另有一种鼓腹式纸槌瓶可视为一般纸槌瓶之变式，该瓶口部微侈，筒形颈下部略粗于上部，溜肩，圆鼓腹，暗圈足。与一般瘦长型纸槌瓶相比，此式纸槌瓶显得脖子粗短，大腹便便，样式十分罕见。

　　各式纸槌瓶，以形式结构而言，均没有复杂曲折的设计，不事修饰，简约质朴中透着“静为依归”的寂寥，典雅文静而文质彬彬。

图12(封面纸槌瓶) 图14 图15

　　纸槌瓶的原型很可能脱胎于伊斯兰玻璃器，以上各式纸槌瓶大部分可在流行于9—12世纪间的玻璃制品中找到母型，如印尼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玻璃瓶(图12、13、14、15)、内蒙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瓶(图16)等。

图16 图17、内蒙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瓶

　　玻璃制品易碎，不易保存，目前出土的宋代伊斯兰玻璃制品非常稀少，主要集中于几个塔基地宫、辽墓。宋代塔基出土玻璃制品有河北定州市静志寺塔、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图17)、安徽无为县北宋塔、安徽省寿县报恩寺塔等，墓葬出土玻璃制品有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等。但宋人史料文集诗作中保存着不少有关伊斯兰玻璃制品的记述文字，如《宋史》记载，三佛齐在开宝七年(974)及大食在淳化四年(993)所贡的方物中均有琉璃瓶；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9将“玻璃碗”归入“宝器”类。作为一种精美的阿拉伯传统艺术，玻璃制品是伊斯兰诸国进贡宋朝皇室的重要特产，并受到皇室的珍视。

　　再如“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写的一首《玻璃瓶歌赠晁二》(晁二即晁补之，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表里洞彻中虚明，宛然而深是为瓶。补陀真人一铢衣，攀膝夜坐花雨飞。兜罗宝手亲挈携，杨枝取露救渴饥。海师跪请颡有胝，番禺宝市无光辉。流传人间入吾手，包以百袭吴绵厚，择人而归今子授。烂然光辉子文章，清明无垢君肺肠。比君之德君勿忘，与君同升白玉堂。”伊斯兰玻璃制品既有视觉造型之美，又以其内外明澈，净无瑕秽，莹然无埃之质地独具明心铮志之功，从而被宋代的文人士大夫赋予人格化的美德，成为相互间增进友谊情感的高品位赠礼，也成为佛家的净物宝器。

　　玻璃器在宋代逐渐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但由于本土所制玻璃质量不佳，所以贵重于中国的是大食等国进口的“番琉璃”。伊斯兰玻璃制品成为本土瓷器模仿之对象，是社会时尚推崇“番琉璃”的一个侧影，除了纸槌瓶，还包括其他一些宋代的新器型，如图18龙泉窑盘口长颈瓶。此外，还有对一些细节的模仿借鉴，比如玻璃器上常见的弦纹也灵活运用到瓷器上，龙泉窑各式瓶中即有一种弦纹瓶。

　　此外，汝窑、南宋官窑盘口式纸槌瓶与玻璃瓶蓝本尤其接近(具体可参见井里汶出水玻璃器相关资料)，反映出官物的“器出有样”。以伊斯兰玻璃器之珍贵，多为皇室贵族所独享，其样本并不易得，所以龙泉窑的纸槌瓶造型即使受玻璃器影响，也只是一部分，如I式纸槌瓶盘口样式即更多承自原有传统造型，且盘口亦为历代龙泉窑器物中之常见器口样式。对于龙泉窑来说，具体的玻璃器造型更多是一种借鉴，而并非模仿。

　　其实，纸槌瓶以形制如造纸打浆所用的槌具而得名，其与槌具的关联亦颇微妙，尤其是龙泉窑I式纸槌瓶刚直硬朗的风格恰如槌具力量的表现。图7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北宋定窑纸槌瓶，形制瘦长，亦肖似槌具。

　　再如日本大阪和泉市久保物记念美术馆收藏的国宝级南宋龙泉窑青釉凤耳瓶(高33.6厘米)，曾为日本皇室之物，后西天皇勅铭“万声”，语出江户时代的诗句“捣月千声又万声”，实脱胎于白居易的诗歌《闻夜砧》：“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

图18、井里汶沉船文物 图19、瑞安慧光塔

　　唐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很大，白居易则是最受日本人推崇的唐代诗人。而捣衣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久经不衰的一个传统题材，在日本古典文学中也是一个经典意象，呼为“衣打”，如日本平安时代紫式部的巨作《源氏物语》，藤原定家(1162—1241)编撰的和歌集，直至江户时代松尾芭蕉的俳句等等都有描述。捣衣即捣帛或捣素，是裁制寒衣前的一道工序。捣衣的主要工具是砧和杵，元代农学家王祯《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织纫门云：“砧杵，捣练具也……盖古之女子，对立，各执一杵，上下捣练于砧，其丁冬之声，互相应答。今易作卧杵，对坐捣之，又便且速，易成帛也。”所谓“卧杵”，相当于日本之“横槌(图19)”，其形制应与纸槌类似。“万声”之铭即出自捣衣诗，意指其造型似捣衣槌也。捣衣诗的兴盛与汉唐时边境多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正是由于捣衣女性们所牵挂的对象为征人，使这种辛苦又单调的劳作进入悠远空旷的意境空间，秋夜月下的捣衣声成为一种咏叹，绵延着无尽的苍凉与哀愁。“万声”之铭沾染着皎月的光华，浸润着唐人的诗意，含蓄深刻地表达了日本人对南宋龙泉窑凤耳瓶(图20)的赞美。日本收藏的宋龙泉窑纸槌瓶(包括凤耳瓶等衍生造型)数量颇多，其称南宋龙泉青瓷为“砧手”，由来很可能与纸槌瓶相关。宋代纸槌瓶的流行亦可能包含了文人阶层对这种特殊工具的诗意回味。

图20、黄釉长颈瓶 图21

　　而对于辛苦劳作的窑工而言，比起深宫高院里纤手抚摸的香水瓶(已有学者考证此类玻璃瓶为盛装蔷薇水之类的香水)，生活劳动场景中随处可见的槌具无疑更具亲切感，造型上也更具备一种把握和理解，或许，还有一种偏爱。而在同时期的各窑口，龙泉窑纸槌瓶式样无疑是最为丰富的，其灵活运用、富有创造性的发挥充分体现出一个名窑的活力。

　　无论受伊斯兰玻璃器影响，还是与槌具关联，纸槌瓶所表现的内容都反映了宋人的精神风貌。而纸槌瓶的用途，除了单纯的摆设外，应该是宋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的花瓶。只是对于宋人来说，这样一件器物在欣赏之余，或许还能寻求到一种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这是专属于宋代的理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