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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专家任世龙家中没一件瓷器

作者:佚名      藏界人物编辑:admin     
任世龙 任世龙

  任世龙是陶瓷窑考古学家。采访前,记者心里想着,任老师家里,一定收藏了很多宝贝。

  任世龙笑盈盈地开了门——记者到处张望,书房没有,卧室也没有,书架上大部分都是文学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三个火枪手》等等,齐刷刷地摆了一架子。

  记者还不死心,“任老师,您平时会收藏瓷器吗?都放哪儿了呀?”

  “搞考古的是不搞收藏的,这是考古人的职业守则。”任世龙双手交叉紧握,很严肃地说,“1965年,我们去挖钱元瓘(五代时吴越国王)的墓,出了很多精品。有一个金的带扣,东西很小,而且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装到自己口袋里。但我没有,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74岁的任世龙,用他的话说,与泥土、瓷片、釉彩,相濡以沫了40年,早已是一家人。

  1979年,他参加了由五个单位联合组建的“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在浙江省龙泉县东区展开大规模的瓷窑址考古发掘活动,并主持浙江组的工作。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确认这一发掘活动是中国考古学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开始大规模崛起的一个标志。

  其间,他所撰写的《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一文,把龙泉青瓷概括为“两路”、“三类”和“六期”,明确了龙泉窑存在着文化渊源不同的两个工艺技术系统,从而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单线排序的错误。比如,把南宋时期普遍流行的刻划花装饰器物,一概视为北宋产品等。

  因为整天和陶瓷打交道,在民间一些鉴宝活动中,人们常拿着各式宝贝,让任世龙的火眼扫一扫。

  “我总是让他们失望,老是要开‘炮’。” 任世龙忍不住大笑。

  有一次,他被一个龙泉青瓷产品展请去当嘉宾,看完后,他毫不客气地甩出四个字:五花八门。“后来他们说,以后不要请这个老头了,太刻板了。”

  任世龙说,对于这种活动,他现在几乎都拒绝了,“鉴赏,它是文化,更是一门历史,是对历史真相的寻找,不只是眼睛看一看这么简单。”

  本报记者 马黎

  人物名片

  任世龙 陶瓷窑考古学家。1938年生于浙江东阳。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博]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到浙江省博物馆[微博],1980年调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期从事瓷窑址研究,曾主持龙泉东区山头窑、大白岸、源口诸窑址群等考古发掘。发表了《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瓷窑址考古中的地层学研究》、《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析》等重要文论。

  对于考古的严谨性,任世龙这样体会:

  考古是很“笨”的学问

  浙江的陶瓷史,从夏商周开始,延绵3000多年,从未中断。

  作为浙江人,任世龙一直将它视为终身课题,“当我有机会进入到这一领域,这个兴趣也一直没变。”

  只要有发现,他便坐不住。

  前段时间,任世龙经过一家写着“龙泉瓯江青瓷”的店,招牌上还标着“人类唯一非遗”,他很是着急,“成为‘非遗’的是龙泉青瓷,怎么变成瓯江青瓷了?虽然是做生意,但也不应该违反事实。”

  实事求是,是他反复强调的话,对于“真还是假”“值多少钱”“什么年代”,这些被经常问到的问题,他反而不知该如何回答。

  “考古是严谨的学科,不能急于强求一个结论,只有认识真的,才能辨别假的,这需要走很多路。” 任世龙说,“考古是很‘笨’的学问,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以下记者简称“记”,任世龙简称“任”)

  【紧水滩】 没想的这么浪漫

  1979年~1983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微博]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紧水滩考古队”,在浙江龙泉东区展开一次田野式大规模瓷窑址考古发掘。

  这5年,也让任世龙与瓷器联系在一起。

  他还记得,有次去工地的路上,翻车了,口袋里的香烟掉进水里,他还去冒险捞起来,“你看,考古真的不像想的这么浪漫。”

  记:1963年,您从北大考古系毕业。您考大学时,就对考古很有兴趣吗?

  任:当时对考古真的没概念。

  参加高考时,反右运动结束了。我原来想搞新闻,但觉得风险太大。我想要搞比较保险的,那就考古吧。古的东西,跟现代离得远了,总应该是保险的。

  记:第一次到考古工地去,跟您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任:大一时,陕西华县泉护在进行考古发掘,我们就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去。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一排墓葬坑,撩开席子一看,里面是一排一排的人骨。

  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考古就是弄这个东西?当初我以为考古还是很浪漫的事情,可以走到天南地北呢。

  记:后来,您怎么研究陶瓷去了?

  任:这也是偶然。

  文革时,龙泉有个水库叫紧水滩,这个发掘工程需要我们搞考古的人先去调查,我就跟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先生去龙泉山沟沟里调查,一去去了3个月。

  那是我第一次去龙泉,也是第一次真正跟浙江的瓷器接触。库区里有编号的窑有218个,我们跑了100多个。

  记:紧水滩这次发掘,出了什么成果?

  任:我们把龙泉窑的藏品类型和考古分期,搞清楚了。以前,人们把龙泉起始的时代定为北宋,到成化(明宪宗)、弘治(明孝宗)以后,就说它衰落了。他们认为龙泉窑一开始有一种刻划花的装饰,非常茂密,到南宋,没有花纹了,而元代,刻划花的东西又多了。北宋-南宋-元,这是大多数人认识的“三段式”。

  而我们经过发掘,根据堆积层位、残片排列之后,纠正了这一认识。

  实际上,龙泉窑的发展有两条路子。一个是龙泉自身的传统,从北宋-南宋-元,都是厚胎薄釉,有刻划花。

  另一条,到了南宋中期,出现了跟它相反的薄胎厚釉,没有什么纹饰,但它的形制和南宋官窑十分类似,所以是薄胎厚釉,器型类官。这是两个面貌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子。

  【龙泉窑】 靠实物说话

  去年11月,在2012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论证会上,许多专家把前几年在龙泉发现的黑胎青瓷标本,定称为“龙泉哥窑”。一些报道,还直接把哥窑(文献中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起源地,确定为龙泉。

  这让研究龙泉窑的任世龙很生气,“没有发现实物,就不能轻易下结论。”

  记:对于哥窑的起源,有的说龙泉,有的说杭州,您怎么看?

  任:陈万里(中国古陶瓷专家)在上世纪30年代到龙泉去过,他说黑胎青瓷,就像夹心饼干:釉很厚,胎是黑的,他认为这跟南宋官窑很像。

  在龙泉发现的黑胎青瓷标本,定称“龙泉哥窑”,但绝不能说,哥窑的诞生地,就是龙泉。

  早在1956年,浙江省文物部门就对龙泉窑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黑胎青瓷,但是它们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传世哥窑”并不相符。

  到现在为止,两者也还没有找到完全吻合的材质。

  只有在考古工地上找到证据,才可以明确。所以,搞考古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真凭实据。

  记:您的观点是什么?

  任:根据考古材料来看,我认为黑胎青瓷是受到了南宋官窑的影响。它的工艺、造型都是官窑那一类。

  当然,这里也有不同的认识。

  是龙泉的黑胎青瓷早,还是南宋官窑早,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有的说法是龙泉的黑胎青瓷早,官窑是它的后代。

  我不认同这个说法。从考古的材料看,应该是先有南宋官窑,再有龙泉的黑胎青瓷。按照以前的说法,是仿官。

  因为南宋时瓷器供不应求,光是官窑恐怕不能满足需求,龙泉有一定的基础,就让他们来烧造。

  但到底是不是仿官,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说鉴宝】 这是一门学科

  虽然有很多人找任世龙鉴宝,但他大多拒绝了。

  他认为,现在研究陶瓷不像明清时,主要用来鉴赏,现在已成了一门学科,需要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考古本身,就是历史科学的门类。”

  记:现在鉴宝节目比较红火,鉴定是假货后就现场砸了,您看过吗?

  任:看过。一些电视台也喜欢问我“真的假的”。我说,我喜欢实事求是。

  但有些所谓的专家,不那么实事求是。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节目,有人拿了一件东西,那专家说“好,南宋官窑!”我一看,根本不是。

  如果能帮群众认识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尽的责任。但现在却反过来,引向了另一面——让他们认为可以一本万利,可以发财,这样很危险。

  记:您能不能教大家一种鉴赏瓷器的大致方法?

  任:那是可以的。我可能讲错,但一定实事求是,我不讲假话。要鉴别的话,我觉得有五个要素:胎、釉、器型、纹饰、烧成方法。

  比如,胎的原料南北不同,化学组成和微量元素都有差异。浙江的东西含铁量比较高,所以不适合很高的温度。北方则相反。

  釉也有发展过程。

  原来的釉,像玻璃,很薄,非常透明。而北宋后期,产生了乳浊釉,耐高温,烧成的东西有玉的感觉。

  所以说,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东西,不符合时代的就是假的。

  记:这样说来,鉴定,并不是看一眼就能知真假。

  任: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和我说,一座桥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也可以从那头走到这头,得把方向定下来,才能确定。同理,器物类型的演变,也有先后,必须要弄清楚才行。

  所以,我无法在那样的场合做鉴定。

  就算要说年代,我也会加上“大约”、“大概”,并且说一段时期。因为器物的变化,有过程。很绝对的东西,我没办法说,这才是考古学的严谨。

  本报记者 马黎 实习生 付玉婷

  他看上去有点凶

  讲述人:沈岳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刚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就找到了任世龙老师。

  我进单位前,在学校里没有学过陶瓷,也没有学过瓷窑考古。这门课对我来说,完全是零基础。所以,是任老师手把手教我成长的。

  他看上去,就是很厉害的人,有点凶,我们考古所的年轻人,都很怕他。

  其实他的厉害,是对学术观点非常认真和较劲。但在生活上,又很照顾年轻人,也为他们创造条件。

  我和他一起去野外工作,那时候很穷,条件差,他和我们一样睡在老百姓家里,没任何怨言。 本报记者 马黎

  感谢浙江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郑建华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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