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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只是在画画

作者:佚名      藏界人物编辑:admin     

  ■胡赳赳

  艺术家需要一个隐蔽的地点,这个地点或许是宇宙的“奇点”,或许是时空中的“虫洞”。一旦找到,那么,“创世纪”的那一刻来临了,或者,从“虫洞”中穿越到另外一个异想的平行世界中去,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地点起初是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有着布尔乔亚气氛,少年陈丹青画着自己的自画像,这种稍带自恋的勾勒正是画家身份的最初确立,虽然它的指向还不那么明晰。窗外是一片红色的世界,在那个令人颠狂的年代,即便被驱赶住进杂乱的弄堂里,也依然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一种民国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了,传统已斯文扫地,而西洋的花花世界和洋玩艺儿仅仅是一种地下流通的、带有臆想成分的渴望。

  画面中呈现的显然是个美少年,陈丹青精心的描摹,使人联想到那西索斯盯着湖水中自己的倒影——在一张未曾营养不良的脸上,嘴巴倔强地挺着,头发和服饰甚至让人看不出来种族与国别。美少年可以享受宁静的烛光,以及私下里偷听贝多芬或莫扎特的愉悦。而在多年之后,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暴风骤雨般的“红色雕塑”画风则与此完全迥异(他一方面受苏联画法的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内心却一直迷恋欧洲的精致圆润的美)。

  在陈丹青的绘画作品中,近五十年来一直未变的是饱满与纤细两样事物能够叠加在一起,“我内心里住着一个女人”,他自己这样讲。他手上夹着烟,嘴上骂骂咧咧,但又会在电影院里、在四顾无人的漆黑夜晚,任泪水打湿枕畔。如果翻捡他的那些迅疾、准确却又充满个人趣味的速写(他总能打量出不一样的效果来,这大概有满满几箱子的笔记本),其中的笔意或者说笔法,始终是盘旋的、迂回的、曲意承欢的。陈丹青喜欢用曲线,这区别于生硬的、人工的直线。这与学院派的方法是多么不一样,在包豪斯风格一路影响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中,这个顽固的家伙,依然守旧般的在色彩、块面、光影和内心世界里旅行。有时他也叹息,用柏林的话来警示自己“不要有太多的热忱”;更多时候则忘了教条,听从于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后天历练起来的“教养”。

  17岁到25岁间,陈丹青不得不去上海周边省份的农村插队,而在时代变局之前,一切都是殷红、匮乏、艰难的,自我的生存、前途与命运、诗意内心与现实的冲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与国歌的声音重叠在一起,最后化成苏北乡村少女的浅浅的笑——当她出现在速写本上时,世界依然是美好的,就像陈丹青15岁时临摹哈尔拉莫夫的作品《意大利女孩》所获得的那种印象——而到他55岁坐在北京明亮宽敞、布景如同欧洲某个别致房间的工作室时,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场景:临摹维拉斯开支的小小《宫娥》女孩,获得的却是一种壮士暮年的心境。当他的寿眉长过了两寸时,面对他人惊异的目光,他笑称这让自己看起来像蟋蟀。

  这个时期,陈丹青更能与董其昌、八大山人、李世民、文徵明结为心灵上的盟友。有一次,在深圳大梅沙的海边,他推开酒店的窗户,说:“看哪,这简直是董其昌。”一块海岛浮现在天际线上,颇有中国画的山水意境。多少次,他被传统文化灵魂附体,而又不甘心承认,在他写字用的桌子上,凌乱地摆着他的一些书法习作。这些练习不仅使他在用油画绘制“书册”时,能用油画笔活灵活现、一笔而成地将毛笔书法显现出来(此时,是临摹还是写生呢?),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与古人心慕手追、潜心求道、期待感应降临的方式是一样的。陈丹青骨子里是个书生,虽然,他常常嘲笑那些带有“书生气”、“文艺腔”的人。而在他的论敌或是好朋友私下的谈话里,恰恰认为他是另一种“书生气”和“文艺腔”。没错,他是一个“仁”者,骨子里没脱离儒家传统。无论他如何入世,入世如何之深,他对待父母,对待朋友(他从未背后说朋友坏话),以及对待陌生人,背后靠“礼义仁智信”的传统在支撑。

  这样一个书生,身上要是没有“江湖气”,是难能立足的。归国十年来(2000年至2011年),陈常常跑出画室,面向公众发声,既批判一些事物,也吹捧另一些事物。这是容易惹来非议的。在艺术圈内,他获得了不安心画画的“恶名”。好在,在他批判的事物和吹捧的事物中,大部分都立住脚跟了,这使得他能够从容许多,也使得他猛然觉得某些言说实在是多余,而一头扎进新的绘画场域中。

  创作《泪水洒满丰收田》时期的陈丹青,与在纽约绘制三联画风格的陈丹青,以及归国时期的陈丹青,判若三人。前一个阶段上,他的时空是在远方,去体验未曾体验过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事物;而在后一个阶段,他历经了中国的巨大变革,从逃逸者成为回归者,带来了鲜活的经验和急智的话语,而此时,他似乎更愿意怀想他的童年、他的少年和他的青年,他无数次想从绘画中、写生中,找到当年的记忆,但这已不复存在了。他想安安心心地在绘画中体会笔意与真理,但又总是心潮起伏,容易被媒体煽动。你可以说他骨子里是不安分的,他渴望有个模特坐在对面,哪怕不说话;他渴望一篇文章获得他人的赞赏;他珍惜这种渴望。

  有时候,陈与老朋友们坐在画室里,一聊就是一个晚上,他们检点过去的记忆,为连环画绘制的插图,或欣赏彼此少时的作品。更多的时候,是对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位大师的画发呆,长久地发出啧啧的赞语声,“真好呀”,然后又是长久地发呆。屋子里烟雾缭绕。

  有时候,有两位年轻人作伴,这多少有点鲁迅当年的样子。只是鲁迅没有这样幸运,除了在三味书屋临摹过绣像插图外,只能以指导年轻版画家遣怀。

  而陈丹青除获得了艺术家应有的声名之外,他仍然在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地画画,这一点倒像逝世的画家弗洛尹德。即便有时候,别人赏赐借用的带天窗的画室不一定尽如人意,他不接电话,有时也接,一边接一边调颜色,点两下,看看,形准了,色对了。颇像他少年日记所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自由,我终于学会像说话一样画画。”

  要问在一个数字时代,连胶片照相机都变成古典工具的时间里,绘制静物、表现摄像术一样的逼真效果,有什么用处

  ——然而,艺术不正是无用的吗?陈丹青说:“我只是在画画。”

  (胡赳赳,《新周刊》副主编,著名媒体人,其新书《空,欢喜——扯一扯当代艺术》将于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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