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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收藏价值康雍乾三朝价最高

作者:佚名      文玩杂项编辑:admin     

  张淑芬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文博专家、杂项鉴定专家

  赏砚 从擦砚开始

  张淑芬出生在广东番禺,3岁随祖辈迁到北京,住在北京的番禺会馆,直到成年才和家人过着独门独院的生活。

  出生于大户之家的张淑芬对古董、古玩的接触是从出生就开始的。

  张淑芬的祖父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嘉庆九年,张维屏中举人,道光二年成进士。此后,张维屏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终因厌倦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辞官归里。张维屏和黄培芳、谭敬昭等并称为“粤东三子”,且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被誉为“诗坛七子”。小时候,张淑芬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古玩、女红很有兴趣,还特别喜欢去博物馆。她说:“家中先人是与林则徐同科的举人,是当年有名的诗人。家庭传统深受‘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从我的祖母到很多姑母,她们都是不裹小脚,不扎耳眼,上洋学堂的新一代女性。”

  文房雅玩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们孜孜以求的,张府到处是精致典雅的笔墨纸砚。赖于祖上的荫翳,张淑芬对文房精品有浓厚的兴趣。每每用毕书写工具,长辈就会让小淑芬擦拭砚台等。在擦拭的过程中,张淑芬常常为砚台外观的晶莹透亮、纹理的细腻清秀所吸引,那种直面而来的美感让她惊诧。凝视祖上传下的砚台,她感受到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与过古的精神对话。“那个时候很小,不懂得文物的价值,只是在其中待得很久了,感觉它的熟悉和亲切。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兴趣往往给人以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张淑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的冷门专业,进入文化部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系学习,次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用6年学习绘画书法课及文化史论课。张淑芬记得其中有绘画技法课、古建筑史课等,文科科目课较多,包括外语,政治哲学理论课。毕业实习的时候,她还参加了广东一处东汉墓葬的发掘工作,成为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之一。

  本来,家学渊源是张淑芬从事文物鉴定工作的优势,但是在“文革”这非常岁月却成了劣势。“这时候,父亲才告诉我们那些从不关心的家庭出身问题,很多早已失去联系的亲属成为有‘海外关系’。”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张淑芬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分配工作,而是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原因是“封建官宦”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分子。

  “1966年8月家被抄了以后,大家族不复存在。我拿着一床薄被和一口破锅,出来开始独立生活。不久,我们毕业被分到张家口的部队去锻炼,一去就是5年3个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淑芬的志向,1973年回到北京的她最终还是进入了故宫博物院。

  文物编号存放地点脱口而出

  然而,职业生涯再次遭遇不幸。“文化大革命”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故宫首当其冲。鉴于当时的形势,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也正因如此,在许多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文革”带给故宫博物院的是正常的展出和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止。张淑芬每天只能做一些文物档案的记录,抄写工作。

  来到故宫之后,张淑芬最先进入到文物保管部。“受出身影响,我一进故宫就进了库房工作。在部队多年的锻炼,已经给自己带来平静的心态。于是,就把‘诚信待人,认真工作’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当年,张淑芬能把文物的编号及存放在哪个库房都背下来。正因为如此,后来故宫博物院内部编辑《文物精品图录》,张淑芬被抽调到编辑室任副主任,专管各主编所编各类文物的目录、编号。直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故宫的文物编号以及存放的地点,张淑芬也能立马准确地脱口而出。

  后来,她进入了陈列部,这是国宝级文物展出的地方。每换一次文物,她都记下资料,私下里自己揣摩学习,由于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又去从事“文房四宝”(文房清供)及竹、木、牙、角工艺类藏品的陈列和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当年,市场并不看好‘文房四宝’,加上我是学美术出身的,一时心里还难过好一阵子。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争气’,要作出成绩来。”

  当年的每个周六,张淑芬抽出半天上门找文物鉴赏家探讨业务。尹润生、张子高、杨伯达等文博大家,都是张淑芬鉴赏人生路上的好导师。 “在众位恩师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家溍先生。他学识渊博。在我刚进故宫工作的那段时间,朱老经常无私地指导,给我提供了很多重要书目的出处,是我的‘活字典’。他带我走了一条成长的捷径,让我少走很多弯路。他把家中的藏物无私地献给博物馆,淡泊名利,非常高尚。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做人,对人诚恳、诚信、大公无私的品行。”

  乾隆出巡用的折叠文具箱

  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张淑芬发现故宫里的藏品真是太美了,尤其是她研究的砚台,件件都透出古典文化的神韵。她爱这项工作,爱到如痴如醉。

  文玩是大项,存世比较多,精品不少,故宫更是有不少绝无仅有的宝贝。给张淑芬印象比较深的是乾隆时期的一个文具箱子,这是乾隆皇帝出巡时御用的折叠文具箱,紫檀做的。“这个箱子打开是桌子,里面安放着一个双层屉盒,屉盒里有65件小的文房用具,比如砚台、黄灯、笔筒、印章,甚至刀子、耳挖勺都有。这些用具材质各不相同,什么竹木牙角的、珐琅漆器的、料器玉器的都有。因为可以折叠,携带方便,乾隆南巡时都一直带着它。这样的盒子,故宫里也仅此一件。”

  藏砚如品茶修心志

  砚石雕刻不同于其他的工艺,每块石料材质各异,依此设计的作品,即便是图案大体相同,实际颜色、细节等也几乎“独一无二”,这就给了砚台极大的创作空间。张淑芬认为当今砚文化的出路应该在传承上不失砚功能的形制,在继承传统工艺技法上少用机工、多用手工艺雕刻技法创新思路,整体包装要求题材内容具有历史、文学、神话、故事等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主题的新的构图、构思,反对异造,要因材施艺,突出砚石的材质美感为制砚艺术的重要追求。“雕刻要善于利用砚台材料和天然特性,材质、形状、色泽、纹理、石眼等,都是创作的元素,甚至可以变废为宝,显瑜掩瑕。”

  言及当代砚雕中继承古代工艺的问题,张淑芬认为,继承最好的办法就是摹古,就像学习书法要临帖一样。她曾倡议组织当代砚雕家将砚谱中的全部砚台做一批高仿品,使砚雕师通过摹古、向宫廷砚工学习,继承古代的砚雕技巧,在此基础上创新。

  张淑芬经常作为央视“鉴宝”节目专家,为藏友进行杂项鉴定。藏友将藏品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严严实实,排着长队等待专家给掌掌眼,而每位藏家打开包装的过程,又是所有伸长了脖子的围观者的共同期待。张淑芬说,每当看到这种场面都让她感动,也更让她有了帮助收藏者甄别藏品真伪的激情。

  中国文化说白了就是文人文化

  “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张淑芬说,中国文化,说白了就是文人文化。砚文化的内涵是非常深广的。大部分文人用品都是孤品,其增值空间很大,许多人不知道收藏什么,我就告诉他们,就收藏文人用的东西,文房用品是首选。砚台又是文房中的老大,所以将来古砚的增值是必然的。针对目前民间收藏的持续升温、有时单件藏品的涨幅令人咂舌,张淑芬则不忘给火爆的收藏市场“泼冷水”,认为不能盲目进入收藏市场。“砚台作伪,主要在石材上动手脚。我国砚材丰富,品种繁多。鉴别砚台的真伪,应该先看它是什么砚石、产在什么地方、石性如何、纹理有什么特点;进而再看石品、纹理、雕刻手法、镌砚装饰是否与时代特点相同。”张淑芬说,端砚石料名贵,伪造者多用别处类似、近似的石料雕琢,但细观察可以发现石质生硬、不温润也无光,完全没有幼嫩密实的特点。她说,识砚有四招,即看色、手模、听声、掂重。“看砚色是否自然、是否经过修补,手摸石质润滑的为佳,手感冰凉的好,不同材质的砚台敲打后音色也不同。”

  砚者,研磨也,默默静心,慢慢细磨,实乃修身养性之功。赏砚,一如品茶,能修炼心志。

  张淑芬讲了这么一件轶事:“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身体比较差,人又非常暴躁,性格明显不利于养生。后来,他看很多人搞收藏,有些人还发了财,于是抱着玩玩的心理收藏起砚台来。过了一两年,和许多有心得的收藏家一样,他的心理受到了触动,心态变好了,身体也比以前健康了。他说,开始收藏砚台等古玩时,也是想嫌点儿,但是当自己端详把玩手中的古玩的时候,发现表面的包浆有一种庄重沉稳的美。欣赏这种美,让他的心安静下来,享受这种特别的美,心灵得到净化。”

  没想到,收藏能够改变人生。一个收藏爱好者,追求的应是收藏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或者从中悟出的人生哲理,而不是个人藏品的多寡贵贱。收藏者有打眼的痛楚,也有过捡漏的惊喜,甚至有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惆怅以及心爱藏品被损坏的懊悔。张淑芬说,不妨将这些悲喜看作一种常态让自己品味其中的人生文化。

  包浆之美沉淀为历史永恒

  一般人认为不卫生的包浆,在投资者眼中看到的是价值;在收藏者扬中看出的是斑驳破碎老旧之后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张淑芬说:“正因为包浆的美,所以历来有人将经常把玩的砚台等做旧,以迎合自己对古旧的向往心理,这甚至一度成为某些类玩品的审美取向。比如,印章雕刻完后,有人就有意将平整光润的印章磕碰出许多坑来,给人满目的沧桑。”

  如今,砚台离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遥远,但其艺术收藏价值却是如日中天。张淑芬认为,砚的功能虽然已被“搁置”,但其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价值却突现出来。“一方古砚虽不再拿来磨墨实用,但人们仍然视之为砚。它的实用性已沉淀为历史的永恒存在,转化为今天人们观照、鉴赏的对象,使人产生深沉的历史向往和审美愉悦。”

  最有历史价值的器物在故宫

  “故宫的东西看过了,还要看看民间的东西。搞鉴定,不能胡来,为了使价钱准确反映市场行情,每年都得看大量的拍卖图册,我的估价一般都比较适中。”这么多年收藏鉴赏的经验更加坚定了张淑芬的一个看法,最有历史价值的器物还是在故宫。“尤其现在,民间的好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一些真正的收藏大家,不会把无价之宝拿去卖钱,因此,好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后可能就不再出手了。”张淑芬说。

  在中国,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门类的艺术品。除了文人喜爱之外,与皇家的宠爱不无关系。近年来,出自清宫的文房用品纷纷现身拍场,并在各路藏家的追捧下成交价格逐年走高。在这之中,被誉为“大清国宝”的松花石砚尤其引人关注,据统计,在已获成交的60多方松花石砚中,有8方拍出了上百万元的高价。

  细查松花石砚的成交状况,凡是拍出高价者无不出自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据史料记载,松花石砚自被康熙帝看重、并在宫中造办处设置砚作以来,这三朝制作的数量最多、品质最佳。张淑芬透露,目前北京故宫馆藏的松花石砚有80多方,台北故宫有100多方,而且两地故宫收藏的松花石砚多数是在康雍乾三朝制作的——北京故宫的藏品中有康雍乾三朝款铭的松花石砚39方,台北故宫则有86方出自这三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自乾隆十九年下令封禁石场后,便不再采石,宫中制砚都取用存料。据估算,目前流落在民间的宫廷松花石砚不足百方,其中绝大多数是溥仪逃出故宫时候带走的。

  张淑芬虽迷恋于收藏,但是国家有规定,文物工作者在职期间禁止自己收藏或参加这方面的市场活动,因此她的藏品除去祖传的,都是退休后才收藏的。

  退休后,一有时间张淑芬就会到古玩市场转转。“逛古玩市场是收藏爱好者的必修课,更是基础课。去市场要懂行话,识货是基础,砍价见真伪。”张淑芬提醒收藏爱好者,地摊上容易交学费,熟人杀熟也做局。“高手也有打眼的时候,高手吃进赝品后碍于面子,只能先当精品藏着,然后再找机会以真品的价格转让给‘二五眼’。”

  如今,张淑芬已年过古稀,“我一直在抢时间,抢在自己还不糊涂、腿还能跑的时候多做一些事,为复兴砚文化、弘扬砚文化做些努力。”这正应了祖父张维屏早年写的训子孙之道“惜分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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