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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北魏的微笑(图)

作者:佚名      铜器佛像编辑:admin     
图为云冈石窟的标志——第二十窟露天大佛。 图为云冈石窟的标志——第二十窟露天大佛。

  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恰如微笑的佛陀和残酷的佛传故事,尽管外表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加强烈地执着人生,这种非常的痛苦,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深刻的一面。

  文·徐耀

  ■文心走笔

  谨以此文献给现实中焦虑不安的中国人。

  于杀伐中崛起,在微笑中隐没。

  这是北魏,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和创造的文化。150年历史不长,但北魏对中华文化,尤其北方文化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北魏在其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统治里,留下了微笑的信仰,以云冈石窟为其文化标志。石窟里的佛像,无论早期的犍陀罗风格、中期的凉州风格、还是后期的南朝风格,佛像大多面带微笑,或喜悦,或淡然。在那个动荡不安、政治黑暗、民生苦难的时代,佛陀的微笑就是社会民众的希望。

  曾经去过几次云冈石窟,对其艺术美的感受逐渐加深。今年五一节中午陪人匆匆赶去石窟,在偏西的阳光下,瞻仰到了佛陀的微笑。第二十窟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标志,三点钟的太阳把光芒抛向大佛,高挺的鼻梁和微微上翘的嘴角之间,一点点阴影使微笑更富有感染力。从正面观看大佛,看到的是宁静,换个角度就有不同感受。我本来在朝着第二十窟的西边前进,不经意间回头,一瞥之下,石窟活了起来,“北魏的微笑”直达意念,佛陀在笑什么?为什么只有云冈石窟的佛像面带微笑?是拓跋皇家对天下太平的满意,抑或在教义熏陶下人们超脱了时代的痛苦?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和阶级的宗教宣传品,承载着信仰和崇拜,不只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当宗教被大众接受之后,大众的理念也会通过艺人的手掺杂到宗教艺术中来。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俘获很多西域僧人和雕刻艺人、画匠,历史所谓凉州系高僧带来西域风格的石窟建造方法,后来不断融合汉族建筑特点和壁画技法,形成中西合璧的独特艺术,是世所公认的艺术瑰宝。北魏后期,来自南朝的徐州系高僧得到北魏皇室的信任,于是云冈石窟造像由身材健硕、表情威严、目光和蔼、气度恢弘的西域-拓跋风格转变为清瘦、谦恭的面貌,最终由“秀骨清相”的北齐造像为这个时代画上句号,而秀骨清相就已经完全是汉族门阀士族的审美观了。至于后世的佛像,唐朝造像柔弱(女性化)、夸张,再后世的造像无精打采,掩盖不住佛教的衰落。后代的佛陀再也没有微笑。

  与其说微笑的佛像是云冈石窟最耀眼的美学特点,不如说北魏的微笑透射着魏晋南北朝文化的时代特点。

  在云冈石窟最为色彩绚烂的第五窟到第十三窟,大量浅浮雕的佛本生和佛传题材描绘了极度的肉体痛苦:割肉贸鸽、舍身饲虎、须达努好善乐施、五百强盗成佛等等,衬托着佛像的庄严。这些故事是地道的反理性宗教迷狂,其艺术却激昂、狂热、紧张,与佛像宁静而微笑着的庄严主题形成对比强烈的渲染,将佛像衬托得更加至高无上,象征着世界的最高智慧。黑格尔论欧洲中世纪宗教艺术时说,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做真正目的,在苦痛中愈加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越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就越发感觉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

  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迭都起始于残酷的杀戮,处于社会上层的门阀大族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无可避免被卷入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等等,至于涂炭的生灵则无可计数矣。门阀士族们既富贵又满怀忧患,民众朝不保夕、痛苦茫然,从上到下一致痛苦。于是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恰如微笑的佛陀和残酷的佛传故事,尽管外表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加强烈地执着人生,这种非常的痛苦,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深刻的一面。

  南朝梁武帝萧衍将佛教定为国教,倾国力建造大量寺院,并数次将自己施舍到寺院,真可谓虔诚,却在侯景之乱中被活活饿死。北朝有所不同,沿袭自草原游牧习惯的皇室风俗,使得宫室常发生皇帝母子间的残杀,可以想见北魏的皇帝们也内心痛苦。于是佛陀成了全中国的信仰,那微笑中隐含着难以言说的挣扎。在这普天之下缺乏安全、正义的环境中,催生出魏晋文学的两大代表人物,陶渊明和阮籍,分别创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在于文学中诗歌的独立和登峰造极的雕刻,前者反映了由门阀士族发起的“文的觉醒”,后者反映了大众的精神觉醒。

  陶渊明超然世外,平淡冲和,但他也有平静下的悲苦,“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不过总的说来,文学上的陶诗恰如百姓心中微笑的佛陀,是超脱苦难的宁静。阮籍忧愤无比,慷慨任气,洒脱不羁。从“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苦闷到“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磐折忘所归。……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的警惕,几乎每首诗都从不同侧面为人世苦痛和世道黑暗而忧愤。

  文艺是政治先声,文艺形式和审美心理的变化预示着社会的变革或转折。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的转折期。先秦列国为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向封建社会前期的门阀制度转变,曹丕确立的九品中正制从法律上规定了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和唐朝前期为门阀士族与庶族地主的斗争期,唐朝建立的科举制度确立了封建后期庶族地主的社会地位,北宋理学则打败佛教和道教,重新确立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到明代中叶,生产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心学则为之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主要意识形态,但满清入关使中国的历史车轮倒转,哲学失落、艺术退色。在这几个重大历史转折期,普遍现象是社会动荡、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社会缺乏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恰恰这些动荡时代是艺术创新和文学发展的酝酿期。以至于后人说,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味。

  上承两汉,下接唐宋,北魏以及南北朝以其三四百年的漫长变革成就了唐朝的辉煌,当北魏的微笑淹没在芜草从中,终于战胜了门阀士族的庶族地主们高歌猛进,唱响了盛唐的绝句。北魏的微笑一直在那里,不管他面前的建筑修了坏、坏了修,不管门前多少足迹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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