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之比较研究

    1995年以来, 随着新郑郑韩故城内诸多郑国青铜礼乐器坑的相继被发现及其考古资料的发表【1】, 郑国青铜器的研究又一次受到学者的关注。同时, 楚国青铜器的研究亦是近年来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热点。由于郑器与楚器之间关系密切, 在进行研究时, 便很自然地拿二者进行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比较。但这些比较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片面性, 那就是过分重视其研究主体而低估了比较客体; 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影响, 忽视了客体对主体的影响。这种研究中的厚此薄彼是比较研究之大忌, 有必要排除人为的感情因素,将郑器与楚器置于一共同的大范畴(东周青铜文化) 内, 进行一次客观的比较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单独的郑器或楚器的研究, 而且有助于整个东周青铜文化的研究。
    郑器属东周中原青铜文化圈中的特殊成员,随郑国东迁新郑而得以产生, 其文化的来源与主体是周文化, 也有原土著青铜文化的影子。由春秋早期至公元前375年郑灭国, 这段时间的郑国铜器有大量出土。但郑器的发现有其不平衡性,也就是早、晚两头发现较少, 中期偏晚发现较多, 这种不平衡也造成了研究上的不平衡。笔者曾将郑器分为六期进行研究【2】(第一、二期为春秋早期, 第三期为春秋中期早段, 第四期春秋中期晚段偏前, 第五期春秋中、晚期相交之际, 第六期春秋晚期) , 其中第六期的划分显然过于粗略。
    鉴赏参考：中国古代青铜器起源与青铜时代断代
    本文所言楚器，不仅指楚国、楚民族之器物，还包括那些附属于楚国的小国和虽不附属于楚国，但其文化同属楚文化圈的诸侯国之器物。楚器也是在春秋初年后才得以爆发式的发展，并逐渐凸现自身特征，直至战国末年楚来国于秦。近几十年多批楚器的发现将楚器研究的水平推到了一个较高层面。楚器的分期也越来越细，目前有学者将之分为六期进行研究【3】，也有学者将之分为七期【4】。
    由于郑器仅存于春秋及战国早期，因而在对郑、楚器进行比较研究时也仅能截取同时段之器。为更好地进行研究，以下分三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阶段，春秋早期
    本阶段郑器以新郑唐户M3、M9、M39【5】及郏县太仆乡铜器群为代表【6】。此时郑国由关中东迁新郑，郑庄公始霸中原，势力正强，加之郑为姬姓诸侯，承袭并发展了周之青铜文化，郑器已拥有一套完整的体系。组合上表现为鼎、簋、壶、盘、匜组合，纹饰上以瓦纹、重环纹、 鳞纹、窃曲纹、交龙纹为主，纹饰线条较粗犷。太仆乡出土鼎、甗、簠、罍、盘、匜及唐户M9的壶等均满饰纹饰，器型也基本是对西周晚期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本阶段的楚器则是以当阳赵家塝M2铜器组为代表【7】，南阳西关铜器组【8】和枝江百里洲铜器组【9】也大体应为本阶段。此时，楚国国势与郑国恰恰相反，虽已脱离“筚路蓝缕”【10】的草创阶段，仍然势弱弱位卑。本阶段的楚器还未完全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组合形式也是“鼎、簋、壶、盘、匜”。以簠代替簋是楚器青铜组合异于中原的一个重要标志，年代稍晚的南阳西关铜器组和百里洲铜器组中以簠代簋正说明楚器自身特点已开始萌芽。但总体看来，此阶段楚器还是受代表中原传统文化的郑器影响较大。器型上，该阶段三组楚器中的鼎与同时期太仆乡的附耳鼎基本相同；赵家塝出土的簋及百里洲出土的壶也都与郑器中同类型差别不大；出土于百里洲的水器盘与匜，则更是与郑器无丝毫差异。纹饰上，百里洲铜盘腹部及南阳西关铜壶颈部的窃曲纹，百里洲铜匜上的蟠螭纹等也与同阶段郑器上之同类型纹饰为一种风格。
    第二阶段，春秋中期前段
    本阶段楚国经数世纪经营，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史记·楚世家》记载成王时“楚地千里”。至楚庄王时楚已确立了自身霸业，曾观兵于周郊，问周九鼎之轻重。郑国此时则因公室内乱，诸公子争立，相互间争斗不断，加之周边诸侯国的日益强盛，故而其国力大减，势力渐弱。这些反映在青铜文化上就是郑器继续在原有体系上有所发展，发展中开始不断主动和被动地吸收周围相邻地区铜器的一些特点，这其中自然也有楚器中的一些特点，如楚器盏已在郑青铜器墓中有出土。
    楚器在本阶段得以茁壮成长，逐渐摆脱了郑器在组合和器形上的影响，自身特色渐鲜明。代表本阶段楚器的淅川下寺M7、M8【11】随葬品，在组合上都已采用了“鼎、簋、浴缶、盘、匜（M8无盘有盉）”这一基本组合形式。作为楚器典型器物的盏、浴缶已开始出现并参与了礼器组合。在器形上楚器也开始凸现自身特点。淅川下寺M7、M8水器的盘和匜与郑器相比就有其自身特点。盘，郑器为折附耳，楚器为直附耳；楚器中的匜也较郑器腹深，有向无足平底匜发展的趋势。
    本阶段郑器和楚器中的鼎都是由立耳向附耳、由无盖向有盖渐变，该变化不应简单地地认为是郑器影响了楚器或是楚器影响了郑器，应看作是两者在相同的时空不同的区域中共同演绎着青铜鼎的一个进化过程，该进化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更方便实用。
    在装饰上西周晚期流传下来的窃曲纹仍是本阶段郑器和楚器的主要纹饰，蟠螭纹，特别是细小又密集的蟠螭纹更是本阶段郑器和楚器的代表性纹饰。
    第三阶段，春秋中期后段至郑国灭国
    本阶段郑国势力更趋卑弱。楚国此时则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楚器也走向了成熟，“中原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不再是楚人崇拜的对象了”【12】。无论在青铜礼器组合上，还是在青铜器造型及装饰上，楚人已不再拘泥于传统青铜文化，已开始按照自身的传统，用自己的审美观去创造独具特色的楚式青铜器。

    本阶段出土郑器和楚器的墓葬、器物坑很多。其中新郑中国银行工地铜礼乐器坑【13】、尉氏春秋墓【14】、新郑李家楼大墓【15】及新郑李家村墓出土青铜器是本阶段郑器的代表。下寺M10、M11【16】，襄阳山湾M6、M14、M15、M23、M33【17】、枝江姚家港M14【18】则是本阶段楚器的典型器群。
    从组合上看，郑器在本段的演变为“鼎、敦、钅和、盘、匜”，形式和整个中原地区保持了一致性。在尉氏春秋墓和新郑李家楼大墓中簠和盏也参与了青铜礼器组合，这显然和春秋中期晚段楚器的“鼎、簠、盏、浴缶、盘、匜”组合形式本阶段前期（春秋中期晚段）如上所言为“鼎、簠、盏浴缶、盘、匜”（襄阳山湾M15）形式。从青铜礼器组合上可看出楚器已完全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组合形式，该组合的食器春秋晚期时盏为敦所代替，同时水器中浴缶的地位得以固定。对水器的重视是楚器组合最鲜明的特点，这些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在器形与器类上本阶段楚器中不仅拥有了盏、浴缶，而且出现了球形敦、束腰平底鼎，这四者都是典型楚器，它们的出现加上独具特色的楚器组合形式说明本阶段楚器已卓然自成一家。
    参考资料：从青铜兵器看巴蜀文化的传承关系
    本阶段的楚器装饰繁缛，表现出其自成一家的华丽风格。像下寺出土之铜禁，周身满饰镂空花纹，兽足及禁身攀附之怪兽生动形象；下寺M1出土的方壶以卧兽为足，攀龙为耳，周身满饿纹饰。即便是汝阳赵家湖M4这样的小墓中出土的鼎和簋也是周身满饰纹饰。本阶段楚器彻底摆脱了以郑器为代表的中原青铜文化的束缚，郑器反而受楚器的影响较大。如上所述，盏、浴缶及球形出现在郑器组合中。同时楚器中以龙为耳、以兽为足的装饰风格等对郑器也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虽较强烈但也不能过分强调，如刘彬徽先生在《楚系青铜器研究》一书中对李家楼大墓郑器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因春秋中期偏晚时郑依附楚时间最长，因而大墓中出土的“鼎、簠、盏、方壶、浴缶”均是在楚器影响下产生的【19】。这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盏、浴缶作为典型楚器而出土于李家楼大墓中应是受楚器影响的结果，或为对楚器的直接引入。李家楼大墓中出土的鼎、簠及方壶则应是郑器所持有的中原传统风格。方壶的卧兽足、攀龙耳等受到了楚器的影响。但从方壶来看，其文化来源也是多元的，如莲鹤方壶，其器形是对西周以来中原地区方壶基本器形的保持及延续，壶身团龙纹亦能从颂壶上找到其源流；足与耳引入楚器装饰风格；壶盖上之立鸟装饰似能在齐鲁青铜文化中找到一些渊源【20】。《楚系青铜器研究》一书中将李家楼大墓出土之附耳无盖鼎与下寺M2出土之附耳有盖鼎归入了一个类型中，在进行比较后指出这种鼎在楚出现最早、流行时间长、流行范围广，因而郑器受下寺楚器的影响。这个结论也似可商榷。首先，两鼎一个有盖，一个无盖，不属一个型或式；再者，一个直附耳、直口、深腹，腹底孤度极小，一个曲折附耳、敞口、腹底孤度较大，二者间联系较少，因而可比性较小。前者与洛阳中州路M6【21】出土之鼎有更多相似之处，因而李家楼大墓出土之鼎还应是标准中原器形，只是束颈似接受了一点楚器风格。
    综上所述，郑器和楚器均源于西周青铜文化。郑器属东周中原青铜文化圈中的一特殊成员，春秋初年是郑器的发生发展时期，郑器在保持周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溶入一些土著青铜文化成份，郑器进入了其成熟鼎盛时期，此时的郑器在保持与周、晋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同步发展的同时，也广泛地吸纳来自周围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不断创新。正是因为受周边特别是楚青铜文化的影响，成熟期的郑器以华丽的风格异于周、晋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又因为郑器对传统周文化的保守，故以完善的青铜礼器组合、规整的器形异于楚器。楚器既上承西周中原青铜的传统，而又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在春秋中期前段，通过对郑器的借鉴，从器类、器形、组合、纹饰上吸收了较多中原青铜文化因素，创立并发展了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春秋中期后，楚器自身体系得以确立，组合上对水器的重视，装饰上的华丽风格等，均表现出来。楚器的这些特征又反过来对郑器有所影响，并通过郑器将这些风格传播到整个中原地区。郑器和楚器的相互借鉴与影响繁荣了东周青铜文化。

【1】【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韩故城金城路考古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日；《郑韩故城青铜礼乐器坑与殉马坑的发掘》，《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2】杨文胜：《春秋郑国青铜器研究》，1997年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4】【19】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 武汉教育出版社，1995年。
【5】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
【6】《河南郏县发现的古代铜器》,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
【7】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 文物出版社, 1992年。
【8】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 期。
【9】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第3期。
【10】《左传·昭公十二年》。
【11】【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2】张正明：《楚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14】郑州市博物馆：《尉氏出土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15】关百益：《郑冢古器图考》（1940年）；孙海波：《新郑彝器》(1937年) 等。综合见注②。
【17】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 1983年第2期。
【18】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枝江姚家港高山庙两座春秋楚墓》，《文物》1989 年第3期。
【20】齐鲁地区青铜器常见饰有禽鸟，曲阜北关出土之盖等就饰有三禽钮，另外齐鲁地区青铜壶耳也常饰禽鸟。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中州路》, 科学出版社, 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