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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诰和他的奉敕绘画艺术

作者:佚名      中国书画编辑:admin     
图1 图1 图2 图2

  北京  王琥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乾时期达到了最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无论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并在乾隆时期逐步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宫廷绘画体系。

  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以文学侍从之臣组成的“词臣”创作群体,他们在从政之余以能书善画而受到皇帝的青睐。这些书画家大多为进士出身,位居要职,董诰即是其中之一。他供奉内廷凡40余年,为官清廉,书画精湛,是清代中期“词臣”书画家中的佼佼者。

  董诰生平简述

  董诰(1740~1818年)字西京,号蔗林,浙江富阳人,礼部尚书董邦达之子。董诰虽出身名门,却毫无骄扈之气,自幼秉承家学,勤修不辍,不但全面继承了董邦达的政治品德和艺术才能,更有出蓝之誉。

  董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23岁时得中进士。先后历任或兼任工部、吏部、刑部侍郎,四库馆副总裁、正总裁,直到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并入值军机处,更因台湾、廓尔喀先后底定并列功臣,两次图形入紫光阁,展现了出色的政治品德和行事能力,对此嘉庆曾多次予以称赞,有“经皇考简任多年,克尽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及“赞襄机务,懋着勤劳”等语以为评价。也说明董诰从政能够始终中正勤勉,符合皇帝、尤其是嘉庆帝的用人标准,既能尽忠守则,又能勤于执行,故能历乾、嘉二朝始终位居权枢。对此嘉庆亦有诗赞“久任枢廷政教宣,两朝知遇一身肩”可谓董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董诰病逝,嘉庆“深为悼惜”,不但亲往祭奠,并立碑刻诗,有“世笃忠贞清节坚,先皇恩眷倍寅虔”等语以彰其忠贞,而且将董诰入祀贤良祠,赐谥“文恭”,并恤赏董诰子董淳四品京堂,以示“笃念耆臣至意”。董氏一门三代确是承恩浩荡,福耀门庭了。

  董诰绘画的师承

  《清画家诗史》谓董诰“山水禀承家学,秀雅绝尘”,《清代画史增编》亦有“禀承家学,山水绝伦”之语,说明董诰的绘画深受其父影响。

  董邦达的山水善用枯笔长皴,神韵悠然。其渊源“近接思翁(董其昌号思翁),远追北苑(董源),论者有古今三董相承”之说,说明董邦达主要承袭了董源到董其昌的绘画相承之路。其用笔“虽宗法董(源)巨(然)、子久(黄公望),而其用墨实得力于思翁”,在笔墨风格上更多的接近于董其昌的特点。董其昌的绘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非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生拙,拙中带秀,从而体现文人画平淡天真的意趣。事实上,与其说董邦达继承了董其昌,倒不如说他是通过学习“四王”中王原祁、王翚,使自己的山水归入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山水“正脉”。

  董诰幼承家法,冯金伯在《墨香居画室》中有言:“某向尝获观文恪公(文恭)真迹,闳深渊懋,浑厚精微,远则北苑、巨然,近则华亭(董其昌)、娄水,渊源一脉,神气吻合。”乾隆对其亦有“家法由来山水传”之语。董诰的山水正是沿袭了董邦达的宗法渊源,在此基础上,利用侍从近臣的身份,饱游沃看宫廷丰富的古代名家巨迹,使自己的山水艺术能够上窥宋元经典,遂成一代名手。

  董诰奉敕山水画的风格 

  董诰的奉敕山水画按用途分,主要有用于宫廷苑囿装饰的山水,供皇帝政务之余,案头手边把玩欣赏的山水,表现皇家园林景色的写实山水,随驾出巡途中的纪实山水几类。

  赏玩类山水绘画形制主要有册页、成扇等。如董诰《绘山水景致并书御制文津阁作歌》扇,此扇款署“臣董诰敬绘”。其一面所绘山水,虽作平远小景,但却山峦叠翠,平湖碧水,又有亭台水榭隐现其间,位置安排疏密有致,笔力清劲秀雅,其用墨则又有明显的王原祁墨色层层皴染的特点,与王氏典型的“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的笔墨风格极为相似,极具风韵。其于尺幅之间营造出清秀而又丰润的山水小景,极为适合股掌之间把玩品味。

  又如《墨庄览胜图》册,所谓“墨庄”即为“藏书”之意。此册十二开绘著名藏书楼或书院景貌,取法元代赵孟作青绿山水,山石树木细笔勾勒轮廓,填以青绿,再用枯笔干墨以短披麻皴擦,浓墨点苔。其中数开或于边角或于远山兼以黄公望浅绛法以为点缀,风格秀润,很好地表现出文人书斋的儒雅氛围。其中《天香书院》一开(图1),嘉庆有题“寄语书惟勉力勤”,深有自勉勤学之意。将此册置于书房之中,既可作为装饰赏玩,又兼“励志”功效。

  董诰绘《文园狮子林图》卷表现的是承德避暑山庄中的狮子林,该园是仿照苏州狮子林所建。“元四家”之一的倪瓒,曾以苏州狮子林实景入画,作《狮子林图》卷,此作为清宫旧藏,入《石渠宝笈》著录,被乾隆奉为至宝,题记多达百余,并亲题“云林清閟”四字。乾隆还四次临仿绘制《狮子林图》,并命宫廷画师、词臣画家多次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如方琮《仿狮子林图》卷等。

  董诰所绘《文园狮子林图》卷(图2)与乾隆、方琮等人所临倪瓒《狮子林图》相比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构图上有明显不同,在屋舍、竹石等景物位置安排上自然随意,不苛求位置吻合,意在突出江南苑囿的清新秀美。在技法上不完全临仿倪瓒的简秀笔墨,而是兼糅了“四王”的秀丽风貌,以墨笔勾勒,再敷以淡色,兼有黄公望浅绛之法,整图更富江南园林的秀美韵味,有神游佳苑,寄情抒怀之妙趣。

图3图3

  乾隆曾六下江南,八次登临浙江嘉兴烟雨楼,董诰所绘《烟雨楼图》轴(图3),记录了此楼美景。此图颇得米芾、高克恭风貌,布局疏密得当,笔墨浑厚清润,皴染精到,作品风格秀丽苍润,如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烟雨楼面貌。乾隆在此图有御题诗曰:“素壁词臣命写图,遂看即景貌鸳湖。是烟是雨真无定,为北为南了不殊。何必避嫌云着相,果然入妙协清娱。春巡昨况分明在,依恋民情略缱吾。”此诗言明董诰果然写实入微,足可感怀昔日南巡登楼之景。

  历乾、嘉二朝,董诰进呈了大量奉敕山水作品,这些作品大部收录于嘉庆时期完成的《石渠宝笈三编》。观察并分析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董诰依据用途的不同而作相应发挥,于细微之处变化精妙,或是契合扇面把玩的尺幅小景,或是满足实景山水的抒怀记兴,抑或是反映历史事件,变的是在细节上的把握,不变的是对于由近法“娄东”、董其昌而上窥五代、元人遗韵的坚持和秉承,将先贤的各种优秀技法组合发挥,既满足了实际创作需要,又表现了各种山水题材的优美意境,反映出董诰深厚的文化学养和艺术水平。

  董诰奉敕花卉画风格 

  清代宫廷花鸟画的传承正统与主流风格是以恽寿平为主。恽氏花卉仿北宋徐崇嗣的“没骨法”,用笔潇洒秀逸,形神兼备,颇富文人韵味。有清一代至民国时期200余年,从事花鸟画创作的历朝画师、词臣及在野文人画家,或多或少都受到恽寿平的影响,而康熙时期词臣画家中受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蒋廷锡。蒋廷锡的花鸟画则直接影响了清初直到嘉庆朝宫廷花鸟画的创作,董诰亦莫例外。

  蒋廷锡的花卉以“没骨法”为主,有两种面貌,一为墨笔或是墨笔淡设色的小写意花鸟画,这种风格更为接近恽寿平飘逸自然的风格,一种是工笔重彩的细谨风格,恽寿平亦有这种细笔面貌的作品,风格冶艳,但为数不多。蒋廷锡将恽寿平的这种细笔风格进一步融入了皇家的富贵气质,以便更好地为皇帝服务,突出典雅华贵的宫廷风格和审美趣味,却失去了恽寿平本来“野逸”的高士气韵。

图4图4

  董诰的花卉更多的是承接了蒋廷锡细笔华贵一路的风格,并上追恽寿平。如董诰《绣谷丛芳图》册(图4),此册共4本,分别以春、夏、秋、冬为题,各册绘多种折枝花卉,并用紫檀木匣存放,是一套绘制与装潢并美的作品。册中花卉以恽寿平没骨之法而绘,风貌艳冶工丽,花朵以“没骨法”着色渲染,色彩研润亮丽,枝叶则精工细写,笔力沉着,尽显百花韵致而天趣盎然,颇有蒋廷锡华贵的神韵。

图5图5

  又如董诰绘《绮序罗芳图》册(图5),此册10本,绘各色花卉,笔法精细,敷色妍丽,兼工带写,花朵作“没骨法”,枝叶则以小写意笔法勾出轮廓,而后敷以重彩,层层烘染,风貌细腻华丽。而这种直接得力于蒋廷锡,以“没骨法”为主,兼以精细勾写的表现手法正是董诰最为擅长的,也是最受皇帝青睐的。

  将董诰所画花卉与蒋廷锡相比,可以看到,董诰的绘画很好地吸取了蒋廷锡雍容华贵的气韵,虽然在笔法上不如蒋廷锡挥洒自如,或有刻板之嫌,但其华贵亮丽的面貌却是颇得蒋廷锡神髓。

  董诰的没骨花卉风格精丽,更多地继承了清代宫廷绘画的皇家富贵之态,缺少了自然高洁的脱俗之气。而这也是整个清代宫廷花卉画的流弊所在,于创作上单纯以迎合宫廷需求为主,却在无形中限制了个人的艺术创造力,周而复始,最终导致了在乾、嘉之后清代宫廷绘画整体水平的快速衰落。

  结 语

  从董诰的奉敕绘画作品来看,他的山水画技法直接得力于其父家学熏陶,花卉画则是深受清代宫廷画家蒋廷锡的影响,各有千秋,水平不俗。董诰一生书画创作大部为内廷服务。《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载:“先是文恪公(董邦达)以书画受主知,公继之亦以文学备位侍从。”说明董诰亦是以精熟的丹青技法而受皇帝赏识,而且董诰“所进奉画本收贮内府甚夥,并收入石渠宝笈三编”。因此董诰的宫廷绘画作品当是以服务内府为主旨,主要是要迎合皇帝的鉴藏口味,故而他的绘画自然深受当时清宫书画标准的影响和桎梏。到嘉庆时期,时值清代由鼎盛向衰退转折之际,嘉庆实为守成而殚精竭虑,在宫廷书画的欣赏鉴藏上继承了清代宫廷绘画的一贯风格,董诰的奉敕绘画自然也延续了这一风格。加之他恭谨谦和的性格,都决定了他在奉敕创作上难有自出机杼的杰出表现,也反映出董诰以政为主,书画为辅的从仕之道。

  董诰一生为官,深受乾、嘉二帝眷赏。他不但为官清明,而且艺术修养深厚,他于丹青之事所取得的成就世所共睹。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称董诰“承东山宗伯家学,早岁即通六法,有‘大小董’之称”。此语将董诰与其父董邦达并称。乾隆有云:“问绢家风原未远,欣看二李已堪齐。”冯金伯更谓:“今大司农(董诰)秉承家学,不特勋业彪炳,亦复妙绘绝伦,伊陟象贤元晖继美,公以一身兼之。”乾隆和冯金伯将董诰父子比作李思训、李昭道或米芾、米友仁,虽不无溢美,却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董氏父子绘画艺术的喜爱与推崇。

  但是,站在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赞誉显然是过度拔高了。董氏父子并非开派大家,而且继承多于创新,在艺术水平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艺术眼界、能力和皇家需求的局限,其影响亦有限。因此,全面深入地了解与研究此类艺术家的生平、创作,有助于后人能客观、正确地评价词臣书画家在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责编  李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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