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记者与藏书的不解之缘

王军在书房。 王军书柜的书都与建筑有关。 重庆涪陵白鹤梁《白鹤时鸣图》拓印。 台湾收藏家秦风在日本购买的日本侵华时期的绘图，扫描成照片送给王军。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等。《纽约书评》曾评论英文版《城记》称“这本书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相似，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

　　“等什么时候我动到这一批书，就太幸福了。”

　　王军坐在书房的躺椅上环视四周，跟记者畅谈着由所藏之书生发出的种种写作计划。因为忙着宣传新书《拾年》，最近他一直没顾上打理自家书房。这间十余平米的房间被三面书柜、一张书桌和成箱的采访录音、稿件资料塞得满满当当，无处下脚。走廊和客厅的两面墙也被书柜占据。藏书多集中在城市规划、建筑、北京史、地方志、党史等领域。

　　王军从不买“无用之书”，他的每一本藏书里，都夹着已解决和待解决的疑惑。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读书习惯，与他的职业密切相关。做了二十年的新华社记者，四十多岁的他仍愿意跑去现场采访。“我一下笔就疑心很重，这导致我脑袋瓜里面全是问题。胡适先生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也正是这些因当下生活而产生的真切问题，逼着王军去现场、去书店、泡图书馆。

　　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谈起做笔记的方法，王军极力向记者推荐word软件的“大纲”功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他一直坚持将读书笔记和在图书馆阅览的文献材料，依照主题和编年史两种思路录入电脑，分级做成大纲。他的《城记》和正在写作的《梁思成传》都是从一个个w o rd大纲里慢慢“长”出来的。

　　小书房里的“宝贝”

　　在王军家过道的墙上，挂着一张民国年间的“北平市内外城地图”，每一条北京老胡同都标得一清二楚。王军告诉记者，这是十年前他从潘家园旧货市场淘来的。“我认识一个哥们儿，他一有地图，就给我打电话，老的房地契我也要。”因为写作《城记》一书，王军结识了许多“拯救历史”的同道中人。他拿出一叠日本侵华时期日军进入中国城市时写生的扫描照片。这是台湾收藏家秦风去日本收来的。“秦风当时跟我说，你看，城墙都还在啊，要是把日本鬼子的形象抹掉，这护城河映着的城墙是怎样的美景。”

　　客厅一角，南都记者发现一块残缺的“石麒麟”。王军说，这原是灯市口西街奶子府屋檐两侧的砖雕，“它没拆之前，我经常路过，觉得这砖雕真美。”谁想后来，“皇帝奶妈的住处”要拆了盖商场，这块砖雕被工人扔在一旁无人搭理。王军花了十块钱，从工人手里买了回来。

　　王军又指了指沙发旁一张被报纸淹没的没有上漆的老式书桌，“那是赵紫宸的书桌。”1999年，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学者赵紫宸位于北京美术馆后街的故居被拆，因为采访，王军和赵紫宸长子赵景心成了好友。“去年赵老先生搬家，有一些老家具要处理。他说我爸的书桌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白鹤时鸣留胜景，石鱼出水兆丰年。”王军说家中最有价值的收藏是客厅墙上的两张碑拓，分别是重庆涪陵白鹤梁上刘冕阶的《白鹤时鸣图》和黄庭坚写的“元符庚辰涪翁来”。在做三峡文物保护调查过程中，他同文物部门的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白鹤梁被水淹没前，工作人员多拓了一份，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王军。

　　大学时代像“疯狂的饿狼”

　　1969年，王军出生在贵州的一座矿山里。父母都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回想童年，王军说，他们这代人的悲哀在于，“最早学会的中国字都不是那么美好”。

　　他记得，当时住的矿山工棚，天花板上糊满了报纸。上学认了字，一看天花板吓坏了。“一串‘打’，打打打，打倒叛徒刘少奇。”王军问父亲“刘少奇是谁啊？”父亲也不敢说。长大后，王军告诉自己，绝对不会用这种语言来写字。“哪怕是写那些最让人生气的事情，我都不会用那种语言来写。”

　　王军说，直到1987年高中毕业，在此之前他只重复地干一件事，就是“考试之前拼命背，考完试之后马上忘掉，我就是一个考试机器。”高考结束后，他脑子空空地来到北大。

　　从与考试打交道，变成与自己打交道，王军一下子找不到了北，连说话都结巴。他意识到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跟自己打交道。适逢八十年代文化启蒙热，于是王军“玩了命”地读书。

　　在人大的地摊上，一套四川人民出版社[微博]的“走向未来”的白皮书一下拓宽了他的眼界。他记得其中一本《富饶的贫困》，写的就是老家贵州，“讲贵州的资源那么丰富，但它是贫困的。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这本社会学的书教给王军很多实证的方法。他告诉自己，如果你连身边的东西都不能认识，你怎么能够认识更为外部的环境呢？除此之外，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一书也彻底打破了他在中学时代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文明的理解。

　　说起那时的读书计划，王军形容自己是“疯狂的饿狼”。一周啃完一本书，“越是‘离经叛道’的书越要找来啃一啃。”那时，王军想看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12月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我在北京跑了好几家书店都没买到。”谁想第二年竟在贵阳花溪的一家书店里撞见。

　　那时他最享受的一日游是：去朝内逛三联书店和人民社的书店，再到东四吃明华的烧麦。但因为每个月的伙食费经常被挪用来买书，比如《梵高传》、《西行漫记》、《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等，不要说烧麦，有段时间，他在人大饭堂每餐只买一个馒头和一小碟花生米，因为“花生一毛钱，稀粥是免费的。”

　　循着工作的方向阅读

　　谁想大二、大三时，他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一样遇到了人生的关坎。当时王军觉得这辈子看不到希望了。为什么要当记者？未来的路何去何从？这个关口，是巴金的《随想录》救了王军。“老爷子用自己的忏悔告诉我：你这辈子能够拯救的，不是别人，也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自己！”这使王军豁然开朗，“我太太说我大学时把哲学问题解决了，毕业后，就是找‘项目’做了。”

　　上个月在去上海讲演间隙，王军专程去了趟孙中山故居。据宋美龄回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正是在那里拟出的。为了研究首都计划，王军开始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接触这位革命家。

　　正如他对孙中山的认知路径，王军参加工作之后的所有藏书，都是循着工作的方向购置和阅读。他说，记者最大的优势在于“今天的生活可以产生那么多问题，有那么多问题之后，才会更如饥如渴地去读书，去找答案”。相比其他记者，他可以在档案馆坐上一天，而且一坐就是六七年。每次都是直接按照卷宗号，调上十五页，一轮接一轮，像是一只自得其乐的“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