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颐

    罗福颐(1905—1982)
    罗福颐(1905—1982)字子期，别署梓溪、紫溪，晚年因背微伛而自戏称偻翁，斋称为●庵、待时轩。祖籍浙江上虞，生于上海，7岁随父侨寓日本京都，13岁还居天津。
    如果参照现代的教育与研究生制度，我可以这样认为：罗福颐从来没有任何学历(大、中、小学都没有)，可是他实际上从少年时起就在超一流的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生的学习生涯了。在日本时，他即由父亲罗振玉亲自教读。只有在严父患胃病期间，才由其三兄福苌(居楚)代教。罗振玉共有五子，福颐最幼。一方面，他从《三字经》而后进阶《四书》《五经》；另一方面，他自幼即随父兄研究古器物学(包括古玺印)、古文字学。17岁辑梓《●庵印草》。在天津时，古文字学家容庚、商承祚等时来罗家求教于罗振玉，故也与罗福颐切磋。从20岁开始，就独立研究金文、玺印等。
    从24岁移家旅顺以后，罗福颐就已经进入学者生涯了。是年，他开始帮助罗振玉撰述《贞松堂集古遗文》。翌年，自纂《古玺文字徵》《汉印文字徵》各十四卷，附录一卷。26岁，编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29岁，佐罗振玉辑成《三代吉金文存》外，又自成《清大库史料目录》《辽文续拾》《西夏文存》《传世古尺图录》《满州金石志》等书。
    1939年，罗氏在沈阳博物馆工作。抗战胜利(1945)后迁居北京，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建国后，调任文物局。1957年，转故宫博物院为研究员，直至逝世。曾任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学会、西泠印社等学术团体理事。
    一个人在虚龄17之时，也就是说尚未成年，就已经辑梓印谱出版了，这不能不认为是奇特的事。而更令人惊奇的是，竟有我国近代两位了不起的大师——罗振玉与王国维，为这位少年的印谱写序言。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罗振玉的幼子罗福颐。他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在1921年，即他才17岁就辑梓了《鄣庵印草》。
    罗振玉的序言甚简括，全录如下：“古印玺出于熔铸，其文字皆尔雅深厚，如对端人正士。逮汉末季，始有凿印，或军中急就，或出自拙工，虽天趣间存，而法度已失。近百年来作者每取法于此，心辄非之。儿子福颐，年十七矣，性爱雕篆。每闻余说，颇能了解。其平日摹仿古玺印数十，不失典型，爰命辑而存之。循是以求，自日进于古人，慎毋与时贤竟逐，以期诡遇。一艺之微，亦当端其趋向，汝曹其勉之。辛酉秋，雪翁书。”辛酉者，民国10年(1921)。
    王国维的序言摘录如下：“其家所蓄，有秦汉古玺印千百钮，近世所出玺印谱数十种。子期年甚幼，志甚锐，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于其中。其于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世人虚骄鄙倍之作，未尝见也。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该书又名《待日轩仿古印草》，或系于19岁以后才改名。附带说一下，近20年来我国印坛百花竞秀，千奇百怪。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常对来访的学生说起罗振玉的七个字：“慎毋与时贤竞逐”!另外，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他曾跟罗振玉学习过。所以，尽管王氏比罗福颐大28岁，却是师兄弟的关系。

     曾撰《偻翁七十自述》，篇末称：“我在1979年终，总结过去我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123种。内书73种，文章50篇。”我认为：在西泠印社社员中，若论对金石学(包括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的著作，自以罗福颐为最多。请注意，我不是说研究而是说著作。研究之深广度无有标尺，著作则有物可以计数。
    罗福颐的一生，所研究内容之深广均令人崇敬。其中，尤以印学，可以说是他自幼、及壮、至老都在努力耕耘的园地。他的第一本著作《●庵印草》，在17岁时已经完成。在1979年前后两三年中，年逾古稀的老人还不辞辛劳地走遍中华大地，在15个省市中访问了27个博物馆和文管部门，为藏品作研究，并详加记录，借以汇总补充所著的《秦汉南北朝官印汇存》等书。从理论上说，他经过反复论证提出了一些新的结论：秦汉魏晋官印大半是古人的殉葬品。即以震撼全球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西汉利仓墓)出土的“长沙丞相”“软候之印”等印，其文草率，系因长沙酷暑急于下葬，所以急就凿成。又如，汉印中有一类上列官署、官职而下附姓名的印，也是当时中，下级官吏殉葬所用。而“日庚都萃车马”大玺，也由罗氏确定为烙马所用印。
    罗氏的印学著作，在他全部研究成果中占很大的比重。其主要者如：《汉印文字徵》《古玺文编》《印章概述》《古玺印概论》《故宫博物院存古玺印选》《战国汉魏玉印集》《印史新证举例》《隋唐宋官印集》《印谱考》《刻印私议》等。
    由于罗氏对古代玺印的深入研究，终日摩挲其中，所以他的篆刻艺术才真是“规秦摹汉”，以古玺和汉印为主，偶然有刻宋元的小篆细朱文。所作汉印浑厚端严，古玺则雅秀自然。真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见印例114—115)
    罗氏曾为马国权兄题其印谱，对刀法另有创见：“更读明清印人诸谱，见其刻款精雅，为汉魏所无。审其印文，虽称仿汉，而书体放纵无谨严者。于此始悟前人所作皆仿汉晋凿印，仿古铸印者百不二三，其重刀法固宜矣。窃以汉晋急就，乃出于军中便宜封拜，是非汉印之正宗可知。至清代中晚期，吴让之、赵悲庵、吴缶庐诸印人出，其作朱文有能突过前贤。而所作白文印，仿之汉魏不免逊色，皆由刀法之说有以贻误。”
    1979年，为纪念罗氏对印学的巨大贡献，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印作《罗福颐印选》。该书选编了罗氏晚年所治印170余方，同时编人少年时所临摹的古玺、汉印137方。书前有罗氏自题，全文如下：“此予近年习作。志存仿古，心响往之而已是实类优孟衣冠，自不逮古人远甚，实不足存也。予友纪君宏章，帖册以示，更觉老年学业不能精。思及此，益增愧汗矣。时1979年夏，偻翁罗福颐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