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与鼻烟、鼻烟壶的发展
鼻烟作为烟草的最初吸食形式，明代中期传人中国，清代渐成社会风尚。在此基础上，鼻烟壶艺术发展到极致，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艺术与玉石、瓷器、料器、漆器、珐琅、金属等材料工艺于一身，成为中西文化交融之大成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职能，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由于鼻烟和鼻烟壶初期均为西方传人之物，也成为十三行专营的商贸产品，并由仿制发展到创新，在中国鼻烟及鼻烟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西方国家及中国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有关鼻烟及鼻烟壶的中文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论著多达数百篇部，但十三行与鼻烟、鼻烟壶关系的研究成果却很薄弱，仅有张荣、张健《掌中珍玩鼻烟壶》（北京：地质出版社1994年出版）介绍了鼻烟壶在中国的兴衰发展史，书中有关于广东官员进贡的记载和鼻烟壶的中外交流，对研究十三行在对外贸易及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参考价值。曾柱昭《鼻烟史话》（香港市政局1977年出版）书中涉及了广州输出鼻烟壶基本情况。曾柱昭、许漠士《清代鼻烟壶》（香港艺术馆1978年出版）及《鼻烟壶史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两书有部分内容分析十三行商与鼻烟壶输出。耿宝昌《中国鼻烟壶珍藏图录》（香港三联书局1992年出版）、台湾博物馆编《故宫鼻烟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1991年出版）收录了广州鼻烟壶的部分图录。雷传远《清代广东十三行的儒商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三章《扇和鼻烟壶》，详细总结了十三行与鼻烟壶的中西交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遗憾尚未公开发表。此外无一篇专门探讨十三行与鼻烟、鼻烟壶关系的论文发表，本文拟就清代中期十三行与鼻烟与鼻烟壶关系进行专题研究，期望得到学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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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行与鼻烟、鼻烟壶之引进
鼻烟作为早期的烟草制品，将优质烟叶与药材、香料精心配制，从鼻孔吸人，吸食简单，携带方便。鼻烟具有醒脑提神、驱寒通鼻、缓解神经紧张等功效。鼻烟壶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艺术与玉石、瓷器、料器、漆器、珐琅、金属等材料工艺于一身，成为中西文化交融之大成者，具有玩赏、收藏、馈赠等功能，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在烟草未在社会普及之前，鼻烟成为统治阶层生活的重要部分，鼻烟壶成为身份象征。统治阶层的喜爱及鼻烟壶的经济艺术价值推动了清代朝野对西洋鼻烟、鼻烟壶的渴求。
在1757-1842年近一个世纪中，十三行是清朝唯一特许与西方国家海外贸易的机构，成为西方人士及产品进人中国的唯一通道，史称（西方国家）“一口通商”时期，因此广州成为西洋鼻烟、鼻烟壶引进中国的唯一通道，十三行商成为西洋鼻烟、鼻烟壶法定进口商。梁廷楠称：“乾隆二十二年，部议英吉利不准赴浙贸易，于是皆收泊广东。每夏、秋交由虎门入口，其土产则有大小绒，哔叽、羽纱、紫檀、火石及所制时辰钟等物精巧绝伦。”[1]十三行进口的西洋鼻烟、鼻烟壶主要以贡品的形式由粤海关或地方官员进献给清朝宫廷及各级官员，在清官档案中有大量自十三行进贡的西洋鼻烟、鼻烟壶清单，成为清代西洋鼻烟、鼻烟壶的主要来源。例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广东官员进贡“鼻烟肆瓶，玳瑁烟盒一个，起花铁烟盒一个，玛瑙烟盒一个，蜜蜡烟盒一个。”雍正十一年（1733）广东官员进贡清单中包括大量各类西洋鼻烟、鼻烟盒及鼻烟壶。乾隆年间是十三行的繁荣阶段，广东官员进贡的西洋鼻烟、鼻烟壶的数量及种类更多， 如十三行进口的“十三太保”鼻烟壶箱，组合了十三个不同造型鼻烟壶，一个八角形，四个三角形，四个长方形和四个四角形，设计用心良苦，被视为稀世之宝。[3]
二、十三行与鼻烟、鼻烟壶之发展
十三行不断从国外进口大量西洋鼻烟及鼻烟壶，进贡京师并转销中国各地，为十三行商学习并掌握鼻烟及鼻烟壶制作技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模仿到创造，促进了广州鼻烟、鼻烟壶业的发展。
清代中期广州作为唯一向西方国家商船开放的口岸，西方商船上的海员们将吸食鼻烟的习俗传到广州， 十三行商馆区的外国商馆也以鼻烟招待中国商贾政要，乾隆四十七年（1782）山东举人曾七如到访十三行商馆区内的荷兰馆，即以金烟壶中的鼻烟招待。[5]广州成为中国最早吸食鼻烟的地区。
鼻烟制作并非难事，虽然烟草最初从外国引入，但很快便在中国种植普及，并在广州加工成适合中国口味的鼻烟产品。烟草于1600年左右自菲律宾传人中国澳门，很快就传遍了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区，甚至成了许多远离沿海地区的财富之源，福建的浦城或龙岩、甘肃的兰州、成都或从衡阳到云南一线、陕南的汉中、江西的瑞金和山东的济宁等地，大批肥沃的土地变成了烟田，中国政府曾颁布过无数次的禁烟令，都无法遏制其发展势头，因为生产者的利润高达200％ 。 乾隆年间李调元《南越笔记》中记载：“鼻烟、烟草，今在外有之。粤中有仁草，日金丝醺，可避癖气，吸之，能令人醉，亦日烟。又有鼻烟，制烟为末，研极细，色红，入鼻子（中），气倍辛辣。”[7]
相比而言，鼻烟壶的技术含量更高，材料上涉及玉石、瓷器、漆器、珐琅、金属等工艺加工技术，设计上与绘画、书法、雕刻、镶嵌等文化艺术关系密切，为广州鼻烟壶的模仿创新提供了发展空间。
十三行是清朝唯一特许的与西方国家海外贸易的机构，成为西方人士及产品进人中国的唯一通道，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大量西方鼻烟壶连同金银、珐琅、玻璃绘画等工艺技术进入广州，十三行商得以在中国传统材料及传统文化基础上借鉴西方鼻烟壶技术，生产出具有广州特色的鼻烟壶，[8]成为中国鼻烟壶生产基地之一。
十三行商生产的鼻烟壶种类繁多，包括金银、瓷、玻璃、水晶、玉、象牙、玛瑙、木等各种材料，数量丰富，不仅能满足广东本地需求，而且远销中国其它地区。[9]瓷器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广州在此基础上生产的瓷胎鼻烟壶，具有明显的“广州风格”。银器制作在中国传统悠久，十三行也生产了大量银质鼻烟壶，加上中国人物和景物的雕刻纹饰，深受市场欢迎。[10]珍珠是广东的特产，十三行商亦生产大量珍珠贝鼻烟壶，物美价廉，风格独特。
三、十三行与鼻烟壶文化之交流
广州鼻烟壶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西鼻烟壶的交流融合。前文所述，鼻烟壶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艺术与玉石、瓷器、料器、漆器、珐琅、金属等材料工艺于一身，成为中西文化交融之大成者，具有玩赏、收藏、赏赐、礼品等多重功能。广州制作的鼻烟壶材料上具有瓷器、银器、珠贝等中国及岭南特点，不仅保留了西洋鼻烟壶金碧辉煌、动感起伏的艺术手法，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吉祥、自然、清新风格，引发了西方社会使用和收藏中国鼻烟壶的热潮，十三行商馆区附近形成了鼻烟壶的销售市场，供外国人选购合适的鼻烟壶带回国收藏或自用。中国鼻烟壶进入西方社会，研究中国鼻烟壶艺术的成果不断涌现。西方艺术家罗伯特·福琼在十三行商馆区购买了一批鼻烟壶，此后成为著名藏品。英国收藏家威廉·布雷格爵士1872年在英国利物浦美术会展览了向十三行行商购买的鼻烟壶。[11]
针对部分西方人士不喜欢鼻烟壶而喜好鼻烟盒，十三行商为了适应西方市场，亦生产鼻烟盒以供应西方社会。1792年美国费城刊登广告出售大量价廉物美广州产鼻烟盒，1832年美国公司一次就向十三行行商购买了2500个广州鼻烟盒。[12]
广州生产鼻烟壶的进步，使西方鼻烟壶业开始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调查后指出：欧洲白水晶鼻烟壶不符合中国市场的要求，在广州中国人以欧洲器皿为模子，以制造器具，而我们亦可利用同样的方法，应以中国的器皿为蓝本去投其所好。至于他们的彩料、原料等烟壶，我们则应该仿效。我们的工匠对木塞及小匙的设计必然较他们为优美，故此我们的鼻烟壶，在中国的销路便有了保证。但是我们必须针对皇亲贵族及普通百姓的需要而制造适合不同阶级人士的鼻烟壶。[13]这说明鼻烟壶的始发地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也必须在产品上融人中国文化的色彩，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广州鼻烟壶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鼻烟壶界的交流和发展。清朝诸帝及统治阶层对鼻烟壶的热衷，促使十三行商大量引入并进贡西洋鼻烟壶，推荐西洋传教士及广州鼻烟壶工匠人京，使北京成为中国最大的鼻烟壶市场，也使宫廷做钟处成为清代鼻烟壶另一个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西洋鼻烟壶成为清代帝王认识西方文明的来源之一，[14]对清代帝王以及社会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可见，清代中期十三行在西洋鼻烟壶引进及中国鼻烟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中西鼻烟壶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亦对中国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变迁具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延栅．海国四说[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232-233．
[2]杨伯达．从清宫旧藏十八世纪广东贡品管窥广东工艺的特点与地位，栽《清代广东贡品》[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7．
[3][7]朱培初．鼻烟壶史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24．22．
[4]《岭南丛谈》卷三十二．
[5]曾七如：《小豆栅》卷十六．
[6]转引自耿舁：《十八世纪欧洲赴广州的商船与茶叶贸易》，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
[8]张荣、张健．掌中珍玩鼻烟壶[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4．22-23．
[9][11][131转引自曾柱昭、许漠士．清代鼻烟壶[M]．北京：香港市政局，1978．15．22．15．
[10][12]转引自雷传远：《清代广东十三行的儒商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第三章，《扇和鼻烟壶》。
[14]刘路、刘月芳．清代宫中出现西方文化的原因探讨[J]．故宫博物院院刊：1，1990，（4）．
作者简介：冷东，男，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