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古籍看不到展览古籍读不懂天价古籍想不透

张志清 资料照片 　　5月26日，陕西省图书馆，“丝绸之路西北地区珍贵古籍大展”上，38岁的张先生（左）隔着玻璃翻拍古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5月底，一场由西北五省(区)文化厅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西北地区珍贵古籍大展”在西安华彩开幕。这既是西北五省(区)第一次进行珍贵古籍联合大展，也是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提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之后，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古籍展示活动。

　　古籍本是书，却是特殊的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载的历史和文明很珍贵；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经历了战乱、天灾，以及漫长光阴的冲刷涤荡之后，能留存至今，本身也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和“活化石”。

　　值得关注的是：一是大量的古籍至今尚尘封于库房之中，社会“看不到”；二是即便有一些古籍展览，读者又“读不懂”；三是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动辄上千万的价格又让公众“想不透”？

　　这就是当前社会和古籍之间的三种尴尬的关系：看不到、读不懂、想不透。张志清显然是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人选之一。1987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后，张志清被分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从此踏上了古籍保护之路。他先后任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副馆长。现今，他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近日，本报记者对张志清进行了独家专访。

　　图书馆保管文物地位非常尴尬

　　华商报：“丝绸之路西北地区珍贵古籍大展”你也参观了，这些古籍你以前看过多少？

　　张志清：有一部分曾经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看过，但也有很多珍贵的没有看到过，比如西夏文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我们几次想邀请它到北京去展，都没有成行。还有东晋写本《金光明经卷》，敦煌的，也很珍贵，这些都没有看过。

　　华商报：几个省份联合举办珍贵古籍大展，以往有过吗？

　　张志清：过去没有过，我觉得这是个创举。原来都是在北京，国家每公布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就调来一些在北京搞特展，现在公布了四批，也就搞了四次特展。由几个省份联合来做，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华商报：你做古籍保护这么多年，现在最关心哪方面的问题？

　　张志清：我觉得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的是机制问题。比如现在财政部给的钱，名义上是全国古籍保护经费，但又注明是国图本级，既然是国图本级，你就不能调拨给地方。现在地方也需要保护资金，但是怎样把资金通过项目用作全国，还有待在机制上做些努力。

　　华商报：全国古籍保护经费每年大约有多少？

　　张志清：2500万，这是财政部给的。

　　华商报：现在全国的古籍大概有多少？

　　张志清：现在已知的超过了5000万册，所以资金还是非常紧张。古籍实际上也是纸质文物，而且是非常脆弱的文物。目前古籍这块主要藏在图书馆，但限于体制原因，国家文物局的钱只给文物界，并不给图书馆。

　　作为古籍，它属于图书馆保管的文物，地位就显得非常尴尬，相对重视不够。

　　大英图书馆一本书就是一场展览

　　华商报：如果能将古籍视为文物，至少会增强大家的警觉性。在保护上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硬性指标。

　　张志清：对。除了刚谈到的机制不顺和资金不足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才。华商报：重点指哪方面？

　　张志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你没有人，连普查都做不了。因为做普查不是光数数就完了，你怎么鉴定？另外，修复的人才也很欠缺。2007年我们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时，全国馆藏古籍几乎三分之一有破损，可业界连100个修复的专业人员都没有。经过这几年的培养，已经有七八百人了。培养一个人才并不容易，他在5年内能够独立工作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师，这需要时间的历练。此外，专业领域的研究人才也很匮乏。

　　华商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曾对我说，目前全国能懂西夏文的不超过三十人。

　　张志清：这还算好的。像龟兹文、契丹文、女真文，懂的人就更少了。对公众来说，古籍是小众的，是竖排、又是繁体字，还没有标点，不好懂。

　　华商报：它还不像一个青铜器或者瓷器，往那一放，不管看得懂看不懂，至少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

　　张志清：是的。有时候我们搞古籍特展，摆上一排非常珍贵的宋版书，老百姓进来后一看，呦，就一堆书，也不感兴趣。你说《清明上河图》，大家都喜欢，排着队看，一点一点看，毕竟它是一幅画，很直观。但黄善夫本《史记》，有多少人知道？尽管它的价值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华商报：是怎样一个问题？张志清：对我们来讲，就是如何将小众的事业做成大众的事业，怎么样让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价值和妙处。当然，一方面要靠宣传；另一方面，也需要更有创意地做好展览展示。我曾在大英图书馆看到一部有关神猴的印度书，也有人提出，孙悟空的形象是不是就从这来的。这本书在大英图书馆是一页一页的展，这个什么故事，那个什么故事，在印度它还有哪些崇拜，它怎么穿衣服，怎么样表演歌舞，现在还有哪些遗存？就一部书，一个很大型的展览，让人赏心悦目。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办法来揭示古籍的好处和妙处，无论是内容、艺术性，还是史料价值。总之，古籍保护事业关键还是那三点：机制、人才和资金，这三步上去了，事业就起来了。

　　国家图书馆将开典籍博物馆

　　华商报：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专门提到了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张志清：对，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鞭策。现在国家图书馆马上要开一个国家典籍博物馆，我们要拿出一万多平方米来做这个博物馆。

　　华商报：您怎样理解“活”字？张志清：本身有些东西确实已经死亡了，在文字方面，比如佉卢文死亡了，于阗(tián)文死亡了。有的东西则是有很大的当代价值，只是暂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和利用，需要让它“活”起来，但我以为，这个“活”首先是一个过程。

　　你得先保护好它们，东西没了，再活也活不起来。你保护不好，这些东西都长虫子了，今天虫子咬俩字，明天咬俩字，那它所承载的文化就慢慢消失了，而文化消失之快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还得有人来整理、来修复、来研究，这一定有一个过程，需要大量艰苦的、脚踏实地的基础性工作来支撑。

　　流失海外的古籍约300万件以上

　　华商报：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目前有没有统计？

　　张志清：我们估计在300万件以上。这些书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积贫积弱时，人家抢走的或者是用低价买走的。像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的掠夺行为大家都知道。流失海外的古籍，很多都非常珍贵。我在日本一个寺庙里看到的宋本《思溪经》，在中国连一部完整的都没有。

　　华商报：这些年来，国家都回购了哪些珍贵古籍？

　　张志清：比如著名的“翁氏藏书”，就是在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后，在2000年被上海图书馆购回。还有北京大学最近对日本“大仓集古馆”进行了整体性的收购，把2万多册中国古籍全端了回来。去年，我们国家图书馆还从海外征集回一册非常珍贵的《永乐大典》。

　　华商报：德国也藏有《永乐大典》的部分卷次珍本。

　　张志清：是的，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去看过。现在《永乐大典》保存在世界8个国家中。我们征集回的那一册，是加拿大一位海外华人带回来的。从海外回来的古籍现在越来越多，但是价格也越来越高。你像北大征集“大仓集古馆”的藏书，花了1亿多。对这些流失在海外的珍贵古籍，非正常途径出去的我们就要追索，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是正常出去的，比如历史上赠送出去的，则要依靠法律来解决，比如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渠道让它们回归。

　　华商报：国外在古籍保护上都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张志清：这很多。我们现在的保护设备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连个脱酸设备都没有。其实脱酸技术的核心不在于机器，而在于脱酸剂的配方。外国可以把机器卖给你，但他们掌握着核心技术，你就必须得用，否则就做不了。这说明我们在保护技术上与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

　　华商报：能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古籍的重要性吗？

　　张志清：我们有时候跟文物界也开一些玩笑：比如一边是司母戊大方鼎，这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边是司马迁的《史记》，如果一定要损失一个，我们舍弃哪个？司母戊大方鼎反映了商代辉煌的铸造技术，但它没有了，你还有四羊方尊？你还有这个鼎那个鼎吧，至少它的根本意义还在。但《史记》没了，就意味着中华5000年的文明，一半没了。《史记》关于商王事迹的记载，跟出土甲骨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它对西周诸王的记载也和出土的青铜器记载一致。这说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他所看到的资料，所掌握的素材，远比我们现在多得多，这是很了不起的。历史、文明，包括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沉淀于这些古籍之中，这就是珍贵之处。

　　本报记者 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