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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票里的小中产情怀

作者:佚名      中外邮票编辑:admin     
子安,藏书票和版画收藏者。 子安,藏书票和版画收藏者。 子安的藏品。 子安的藏品。

  作者 卢葳

  每当需要给自家墙面或书柜添点小装饰,我就会去找子安。约见可能发生在京城任何地方:中央美院的展厅、798艺术区的画廊、京郊宋庄的展馆、各大使馆的圣诞市集、首都图书馆的尚读沙龙……,直到2011年9月,他才在方家胡同开了个自己的小店,朋友们有了固定据点。

  大多数人认识子安,是因为一个需要解释很久也未必能说明白的藏品:藏书票(Ex Libris)——专业分类上隶属于小版画,配起相框可以装饰书案,配起画框可以装饰墙面,原创原作,小巧轻便,散发着书香,又富有个性,价位和品位均介乎于高精尖艺术品与大众商品之间。藏书票在功能上类似中国传统藏书印,表示对书的所有权,其拉丁语名称“Ex Libris”后面加上票主姓名,意为“来自(某人)的藏书”。

  将藏书票放入历史发展进程中,会发现藏书票与许多艺术门类相似,起初限于贵族定制,后伴随王权衰落、工业化和中产阶级兴起而全面铺开。在15世纪的欧洲首次出现时,藏书票内容主要为家族纹章;18世纪,启蒙运动彻底拆除了贵族和教会对知识的特权垄断,新兴中产阶级成为文化福音的最大受益者,私人图书馆随之流行开来,藏书票随之兴起,为自家书斋定制藏书票的文化新贵们,不再着迷于记录血统的纹章,而更倾向于表达自我的生活与情趣。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文学界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插画界有比奥博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设计界有威廉姆·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他们所倡导将艺术融入生活、装饰生活的理念,与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一拍即合,从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藏书票创作黄金时代。

  “喜欢藏书票、版画的人,多半受到西洋文化影响,还有就是对书有情结。”子安解释说,“书票的发展也是从上至下的,但因其私密性,很难像邮票那样大众化普及,因此在中产阶级里受到宠爱。”

  藏书票与子安可以说是相互选择。细究他与藏书票的关系,子安会用“被逼无奈”来形容。

  生于1970年代的子安,在高中后选择出国留学,先到瑞士学管理,后转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闻系,23岁那年却突发恶疾,治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使原本最应意气风发的年月被阴郁笼罩。2004年,从美国回到北京,身体原因使他无法从事媒体工作。现实多有不如意,好在还有书和藏书票,闲暇时,他开始逛报国寺、潘家园以及孔夫子旧书网,边淘书边继续藏书票收藏 ,规模渐大。从玩儿开始,他在藏书票领域介入得越来越深,交易、办展、出书,渐渐地,藏书票从爱好成为主业。

  2008年,第32届世界藏书票大会在北京举行,子安以中国藏书票协会会员的身份参与了筹备,并于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和老书虫咖啡馆分别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收藏展。

  回头看来,子安对于小纸片儿给人的精神助力感触颇深。藏书票既算子安躲避现实残酷的一个小巢,又反过来从中获得滋养。命运的一路生拉硬拽,子安如今已看得豁达:“当初即便不做这个,也会慢慢往这边靠。”

  事实上,一旦走出这步,承受过重压、挣扎过窘迫、尚能存活下来的人,往往更敢于相信事物和市场的“本该如此”。子安正是这样。每当有新手儿问起藏书票投资价值几何,他都肯定地告诉对方:“要这么想的话,就别玩儿藏书票。”

  近两年,子安常跑荷兰、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店里的版画、海报、招贴画也陆续丰富起来,尽管藏书票仍是他的主打。对此,他思路十分清晰:“藏书票属于小版画的一种,如今国内大多数人连版画的基本概念尚不清楚,推广藏书票无从谈起。”

  所以,他只得回到原点,一方面继续收藏欧美早期书票作品,另一方面开始从各个角度尝试版画的大众普及:与院校和多家画廊合作办展,与首都图书馆合作讲座与展览,跑去国际学校和使馆的市集摆摊儿,将国外版画艺术家介绍到中国,又将有潜力的本土版画家推荐给外国客户。

  “书票、版画都是极具个性的小众品种,油画的画派内部尚可彼此相近,但版画创作中,每个人的技法、工具、纸张、油墨,都不同。”子安介绍说,很多来他店里的人,都是因为不想买宜家等卖场里千篇一律的装饰画,当看到版画原作,他们会发觉“太不一样了!”

  虽然经营着生意,子安却更像电影《诺丁山》(Notting Hill)和英剧《布莱克书店》(Black Books)里的店家,手头儿不算宽裕,却也不那么迫切开张,时不常还闹点儿小脾气。只是和剧中人相比,子安少了份惬意,多了份坚韧。

  我一直很喜欢看子安微博上的“日志”,因为总让我想起英国19世纪末风靡的《小人物日记》(The Diary of A Nobody):胡同里狂风大作刮掉了他的招牌,两个女人来店里为点小钱侃半天价,去个发烧的朋友家吃饭结果回来自己也病倒了…… 。平凡事中却隐隐流露出一种关于生活的真实力量。

  也许,一个社会的改进,与其寄希望于大人物,不如寄希望于这些小人物们——那些在群体中仍不丧失自我,能够承受孤独、承受平凡、承受长期不见成效,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的无名小卒们。他们承上启下,他们承受生活的重压,他们如此普通又数量众多,他们生活在中国,就如同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所说:“有时我们的快乐永远不够快乐;我们的悲伤永远不够悲伤;我们的梦想永远不够远大;我们的生命永远不够重要。”他们正是中国的小中产。

  无论当年学新闻还是如今引入藏书票,子安都有一个明确的理念:“出国,是为了把人家的好东西学过来。”从外表看来,子安所属的这一类海归及欧美文化爱好者,似乎并不具备一个世纪前那批留洋精英的意气风发,然而,那种骨子里的理想,又依稀具有某种历史的呼应。

  当下常有人讨论说,按照国际收入硬指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关于西学、关于文化、关于生活的中产阶级情怀,真实地存在于今日中国。这种情怀与西方符合硬指标的中产阶级那种闲适、安逸相比,可能更微小,也更沉重。 卢葳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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