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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路:小花园见证邮市大起大落

作者:佚名      中外邮票编辑:admin     
当年太原路市场正式挂牌后,门口设了个摊,收1毛到2毛不等的门票。 云洲古玩城 王建村 当年太原路市场正式挂牌后,门口设了个摊,收1毛到2毛不等的门票。 云洲古玩城 王建村 1997年,太原路邮市整体迁入云洲大厦。邮市归于平淡,但仍常有集邮爱好者在这里翻动集邮本。 云洲古玩城 王建村   1997年,太原路邮市整体迁入云洲大厦。邮市归于平淡,但仍常有集邮爱好者在这里翻动集邮本。 云洲古玩城 王建村

  晨报记者 张智丽

  “我的第一桶金,就在1988年。两块砖头压张报纸,就算个摊位了。我先试试手,从其他摊位进了两版T92儿童版票,每版50套,进价2毛一套,2毛1成交。一下就赚了1块钱。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觉得这个生意还蛮好赚的。 ”

  2013年9月25日,初秋的阳光透过梧桐叶,洒落在太原路上。路边几个老人坐着闲聊,问起当年的太原路邮市,遥指路的顶头,只有一句话:“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太原路、肇嘉浜路路口,车流熙熙攘攘,看不出一点当年国内四大邮市之一的痕迹—这里,曾经聚集了一群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集邮爱好者,聚集了最早从小小邮票中嗅到商机的“打桩模子”,聚集了在这里下海、翻腾、最后或发达或沉寂的大小邮商。1991年邮市热潮时,这块不大的绿地间,曾经里里外外挤了约摸上万人。有人在这里找到了丰富生活的乐子,有人在这里获得满足物欲的快感,也有人在这里演绎出一段精彩的人生。

  冲不掉的弄堂“游击队”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人们开始寻找工作以外的娱乐。“集邮,因为门槛低,成为当时最大众的选择。”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春秋》责任编辑徐烜说。“老太原”阿华,当年还是初中生,住在东安路。喜欢集邮的他,常常步行6站路,去位于思南路、淮海中路的邮局门市部。那里聚集了不少集邮爱好者,大家互相切磋,交换有无。“集邮就讲究配全套,你有我缺的,我有你缺的,那种寻寻觅觅终于配齐的感觉,真的是喜悦!”

  物物交换很自然地发展出物钱交易。一些人嗅到了商机。“当年有个"小胡子",每年年初生肖邮票发行时,就到邮局门口排队,多买几套,等到邮局没货了,几分钱的邮票能加价到一毛多出手。”对于当时工资还很低的人们来说,几分几毛也够刺激了。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自由市场还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邮票交易要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经常有执法部门来冲,抓到不得了,不但邮票要充公,还可能被告到单位去。有的人干脆把(集邮)本子扔掉,假装居民走出来。”

  从1980年至1983年,由于这种自发形成的邮市经常被冲,人群从思南路邮电局,转战到南昌路,再到人民广场三角花园,再到中山公园等地。“我们就像一窝兔子一样,冲散了又聚拢,冲散了又聚拢。”“老太原”们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带着当年的兴奋。最后,大家找到了太原路口的肇嘉浜路街心花园,在此安定下来。

  生活在邮市中改变

  进入1985年,太原路邮市已经十分热闹了。尤其是下午4点、大家下班后,以及休息日,全市的集邮爱好者都爱拿着集邮本子往这跑。

  那时的阿华,在读技校。家里还是老样子,能给他用的零钱非常有限。他依然强烈地喜欢着集邮,几乎每天都来太原路邮市,不仅能出掉多余的,配齐全套的,运气好的话还能“捡漏”。

  1985、1986年的中国,开始从单调变得多彩起来。年轻人开始迷上台湾的流行歌曲。“邓丽君、张行的歌实在太好听了,我很想买一台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没钱啊,怎么办?卖邮票。我和弟弟拿着两本邮票本跑到太原路。整本出价钱低,不合算,我们就一套一套卖。我们拿着本子站在那里,等其他集邮爱好者或黄牛来问价,价钱合适就出。一套能卖到三四块钱,多的卖到10块左右。第一个晚上,我们卖到路灯都亮起来了。第二天继续,卖了整整一天,卖掉了两本,赚了290多块钱,拿去买了录音机。”

  阿华说,他还曾经为了买条牛仔裤,30几块卖掉了一组四方联“猴票”。等他工作后,他才用好几倍的价钱,把这些邮票一套套地买回来。

  阿华卖掉的猴票,正是1980年2月15日,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的中国第一张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

  1985年,太原路邮市迎来了邮市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的媒体有文称,一些高价倒卖邮票的“邮贩子”混杂其间,他们手中握有几十版、甚至上百版的紧俏邮票,随意哄抬价格,从中谋取暴利。阿华30几块出手的四方联“猴票”,最高售价达到过100多元!一时间蘑菇亭下人头攒动,邮品价格时涨时跌,简直像个股票交易所。

  但更大的波澜还在后头。

  1991年的邮市热潮

  1985年-1988年间,尽管太原路邮市已成气候,但仍属于民间自发的邮票市场,屡遭取缔和冲击。直到1988年10月4日,经徐汇区人民政府批准,“太原路邮票交换市场”才正式挂牌,成为全市第一个露天邮票钱币收藏品市场。

  这一年,阿华开始尝试做邮票生意。“我的第一桶金,就在1988年。两块砖头压张报纸,就算个摊位了。我先试试手,从其他摊位进了两版T92儿童版票,每版50套,进价2毛一套,我叫价2毛2,2毛1成交。一下就赚了1块钱。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觉得这个生意还蛮好赚的。后来我又买了点梅花,也是两版,挣了7块钱。这个赚钱速度大大超过工资,4个周日来回捣,一个月可以挣两三百。”讲起往事,阿华依然神采飞扬。

  1990年,邮市在经过五六年的萧条后开始复苏,到1991年时已达高潮。太原路邮市中,连站人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只能把摊摆到邮市外的人行道上,后来连马路对面都是人。邮票先是一个月一个价,后来一周一价,再后来一天一个价,最后几乎达到一个小时一个价的程度。

  “当年有个外来的邮商,拿了一笔资金来炒赈灾版票,手下6-7个人打工,帮他在市场上"统刮",整个市场上的赈灾版票都被他收进,一版40块的邮票,眼看着被刮到200块、600块。”

  邮价变化太快,以致出现了这样一群“超级滑板手”:他们整天在市场中挤来挤去,东边的价格一上涨,他们就从几十米外的西边买进,加价几毛钱到东边卖出,利润虽低但量很大,一天收入也有几十上百甚至上千元。

  这年间,阿华既看到了一夜暴富、手拿大哥大、牛气十足的大邮商,也目睹了邮市中各种神奇的小人物。“有个"红帽子",他专门从黄牛手上"打本子"。比如黄牛50块进的本子,100块卖给他,他一套套卖掉,一天就能搞定,最后赚个几块钱。非常准,从不失手。打完一本,他就很得意地朝大家看看,拿着几块钱去买棒冰,或者门口王老头的油煎饼。”

  “门口王老头的油煎饼,在我们"老太原"心里,是全上海最好吃的油煎饼。最热闹时一天能卖出上千个。王老头卖煎饼赚了钱,也收了不少好版票藏着。”

  1997年,疯狂的卢工邮市

  1991年的邮市,最终以邮政公司的大量增发而偃旗息鼓。1996年底,邮市再度迎来一波热潮,只是这次的焦点,转移到了离太原路邮市不远的卢工邮市。

  卢工邮市同样是中国邮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它脱胎于思南路上的自发邮票交换地,从马路迁入场馆,1996年改建,卢工邮市以其全天候经营、有包厢设席位的最好状态,迎来了1997年邮市的疯狂。

  徐烜回忆当年卢工的情景—四四方方的场子里,人挤人,都能闻到对方的汗臭味,他带去的一套邮票,仅仅在场里转了半小时,叫价就上涨了20%。

  那时,邮商们都赚到了钱,人手一只手机,但在场内根本别想拨电话,大家都在抢信号。由于当时的成交量很大,不少买家怕人多手杂,都是二三十万现金绑起来,顶在头上入场。

  有报道称,1997年3月,卢工邮市人丁最兴旺的时候,就连门票都限量发行,晚一点去的人无法进场。于是住在附近的退休老头老太便多了个赚钱的机会—清早起床赶赴邮市买票,进场随便买几百块钱的邮票。等日渐中午门票告罄时,出门兜售,门外饥渴难耐的人群往往把这些货一扫而空,一个早晨也能净赚数十上百。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财富日增夜涨的癫狂中时,暴跌随之而来。1997年7月,香港回归金箔邮票发行,面值50元,争购的市民彻夜排队。邮票一上市就被炒到了400元,随后一路狂跌,只用了一两个月就跌到13至14元。

  列举崩盘的数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如果一个品种的跌幅是50%,拥有者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如果跌幅是90%,拥有者大概也不会惊讶,往卢工邮市扔三块砖头就能砸到两个这样的人。

  邮市人生归于平淡

  阿华说,不少从太原路走出来的大邮商,都是在1997年这波邮市炒作中,财富被一夜削平。有的卷款而逃,有的一蹶不振,有的另转他行。因为父亲的阻止,两波邮市高潮中,阿华都没有下海炒邮。多年混迹邮市练就的眼光,让他通过几个邮资封片的长线投资,稳扎稳打地赚到了两套房。

  1997年2月,经历了14年风吹雨打的太原路邮市,整体迁入大木桥路的云洲商厦。一部分懂邮且执着于邮市的“老太原”随之而来,在5楼和6楼驻扎下来。几年后,从单位下岗的阿华如愿在这里租了个摊位,成为一名真正的邮商。

  如今,曾经火爆的邮市日渐归于平淡。邮商们也日渐习惯,心态平和地看着集邮爱好者翻动着他们的本子,不管回忆中有过多少喧哗与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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