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集邮家——袁寒云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1890～1931)，字抱存，又作豹岑，别号寒云，又曾自署龟庵。在邮坛上习惯以其别号寒云相称。 　袁寒云工诗词，精金石。书法秀劲，画富意趣，为人欣赞，又善于鉴别版本。同时还喜好京剧和昆曲。居天津时曾倡组“同詠昆曲社”，与友好常拍曲雅集。他多才多艺，性情豪爽风流自赏，与大江南北名公钜卿多有交游，人称“袁二公子”。民初有所谓“文四大公子”之说，袁寒云与后来成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均列于其间。 　袁世凯妄图称帝，袁寒云不同于兄长袁克定，对此持反对态度，但又不敢明言，故做诗以讽喻之。诗中有“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用苏东坡“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词意，委婉讥之。 　袁世凯在其诸子中，尤其钟爱袁寒云。当时，刚好发生了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事件，他正在暴躁忧愤之中，又听到了袁寒云这首诗，不由为之震怒，申言要严加责罚。袁寒云闻讯大惊，便连夜躲避到天津，始得免祸。不久袁世凯暴病身亡，袁寒云便以分在自己名下的家产在天津做起寓公。 　在收藏方面，早年袁寒云即好玩古钱，并有研究。扬州名士方地山，曾在袁府家塾中任教，与袁寒云心性和气味相投，故而一见如故，亦师亦友，交情甚笃。袁寒云曾得一“大昊天世”的古钱拓片，他深知方地山精于此道，特请他来相与辨析。经双方详细考证，终于探明渊源。事毕，袁寒云欣然为拓片写下洋洋数千言跋语，以记其事，由此在我国古钱学界留下一段佳话。 　袁寒云之集邮，起初是以低价买进一批外邮杂票，据说其目的是为了熟悉外国国名，以便收集外国钱币。后来转向集邮。按照周今觉在《悼寒云》一文(《邮学月刊》VOL.3 NO.10.11)中的说法：“寒云集邮之兴味，则完全一卷《邮乘》引起者也”。关于袁寒云集邮之经历、成就及特点，周今觉在上述文章中记述颇为具体、生动、准确，特引述如下： “寒云集邮日浅，而进步则甚锐，并世邮家，除区区外(按：指周本人)，其成功之速，无愈寒云者。寒云初与余谈邮第一函，尚以为买三千种杂票为可玩。至三阅月后，则已从津埠一德人手中，购得中立正票全组。半年后南来，在一品香旅馆相见，余见其邮集一小册，已楚楚可观矣。寒云之二次南下，盖纯为集邮而来也。孰意南来不及二年，竟因经济压迫，不得已举万金之邮集，以贱值售诸外人，而寒云集邮之生涯，遂从此告厥终止。其生平嗜博而不专，殆根于天性。疾风迅雨而来，烟消瓦解而去……凡骨董家之所有者，莫不笃好，移时兴尽，又顾而之他。余于其初集邮时，即预料其不过一二年之兴致。然当其热度紧张时，则锐不可当，其出价之高，竞争之猛，几有竭泽而渔之势，虽区区亦退避三舍。当民国十三四年之交，沪上邮市空气蓬勃直上者，寒云之力也。”由此看来，袁寒云当年到沪进行集邮活动时，在沪上邮市还引起了一阵波澜。至于袁寒云对集藏之“博而不专”、“移时兴尽”，这与他的落拓不羁的名士作风有关。而周今觉却是对邮票进行精深剖析和仔细研究的学者风度。 　　关于袁寒云邮集内容，周今觉说：“余尚略能记忆。其中以(红印花)小一元旧票一枚为最贵。此票旧为英人勒本之物，以陈君复祥介绍而归于寒云。……其于前清四宝，只此一宝而已。而民国四宝则俱全。”“临时中立正票，得之天津某德人，余前已于《邮乘》中披露之。惟中立欠资，则尚缺过半。万寿中珍异之品，所缺尤多。盖此一类本至难也。” 　　周今觉还说：“寒云于票之品相，不甚注意，且自诩能补破票，实则以补宋版书之法补邮票(按：这大概是他涉足古籍版本收藏养成的习性吧！)焉得而不糟糕。……余屡以此规寒云，劝其于品相加之意。奈邮贩嗜利之辈，为之词而咻之。故其集中有极珍异之品，而品相极劣者，价值当然远逊完全之品，而寒云则以高价得之也。”这些情况，大概是公子哥儿脾气，不拘小节和不屑于讨价还价之故。 周今觉还提及：“寒云间集信封。颇有佳者，乃以区区三百余元，质于某君，其质证则归于布许。余闻而追之，已不及矣。记其中除第一次大龙型多枚而外，尚有宋字五元票，而最难得者，则楷书三分倒盖连半片信封也。” 　周今觉称赞“寒云之为人，和易而无阶级之见。当其集邮狂热最高时，虽冷摊小贩，亦拉为座上客，以故人乐趣之。”这一点，恐怕还值得当今一些自视甚高的“集邮家”引以为鉴。 　袁寒云除收集邮品外，还撰写《说邮》50篇，连载于上海《晶报》。在1926(丙寅)年和1927(丁卯)年寒云日记中，有关集邮记述颇多，曾经张赓伯摘出刊载于新光邮票会刊。从日记时间看，袁寒云来沪集邮应是1927年。那么，周今觉在《悼寒云》一文中“民国十三四年之交”(即1924年至1925年)的记述即有误，实应为“民国十五六年之交”。袁寒云的这些著述，均为值得重视的我国早期集邮史料。 　 关于袁寒云在沪集邮之花费，传说是动用军阀张宗昌委托他到沪办报之款，并有“未及一年，因办报款耗尽而被通缉”之说(《中国集邮大辞典》P.487)。此事可略作探讨。周今觉在《悼寒云》一文中说：“寒云之二次南下，盖纯为集邮而来”，这里只字未提及受托办报之事。他是全然不知或并无此事，还是因二人“因世谊而兼葭莩(按：指是亲戚),”“为亲者讳”呢？此其一。其二，办报是时间性很强的事，岂容拖延至一年后无动静才“被通缉”？其三，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来分析，此事就更值得怀疑。正当袁寒云来沪集邮的1927年初，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与孙传芳的军队曾一度占领上海。当年三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中，被驱逐北逃，此后，张宗昌部在与国民革命军作战中节节败退，逐步走向覆没。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寒云怎么可能还为张宗昌办报？而张又怎能来沪“通缉”袁寒云呢？最为矛盾的一点是，1927年3月以后，上海已一直为国民革命军控制，假如袁寒云真地受到“通缉”，他绝无匆匆北归，自投罗网之理(当时天津仍属张宗昌投靠的奉系军阀势力范围)。所以邮坛上流传的一些人云亦云之说，应认真思考，避免继续以讹传讹。袁寒云放弃集邮，返回天津，必然另有因由，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袁寒云从上海返回天津仅三年，1931年3月患猩红热，年甫40 即去世。前述与之交往密切，亦师亦友的名士方地山，人称“联圣”，挥淚撰联悼袁寒云：“谁识李峤真才子，不见田畴古世雄。” 李峤是初唐时期与王勃、杨炯齐名的风流才子，其品性高雅、才思敏捷；田畴是三国时期的隐逸高士。这幅挽联以李峤、田畴的典故为喻，短短14个字，可谓是对袁寒云出生贵胄之家而又聪明绝顶风流才子的“盖棺论定”。在邮坛上，像袁寒云这样才华横溢、豪爽不羁的“名士型”集邮家，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