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辨析：从法帖中双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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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银兰 凌利中

　　——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双钩廓填”之法，一般而言，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先以墨线勾描轮廓，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以书法为例，具体而言，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在纸绢上或摹写、或钩摹结合。上述手法，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故称“双钩廓填”，作品谓“摹本”或“钩摹本”等。

　　“摹本”最初主要用于复制古代名家原作，旨在保护原迹，以及易于传播流行、临摹学习等功用。此法盛于唐宋，并以精妙著称于史。如宋濂(1310－1381)称：“摹书至难，必钩勒而后填墨，最鲜得形神两全者，必唐人妙笔，始为无愧如此。”(题虞世南《摹兰亭序卷》，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1535－1613)亦曰：“宋人双钩最精，出米南宫(米芾)所临，往往乱真。”(题《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由于文物散佚的原因，古代法书名画尤其是唐以前墨迹，原作大都无存，故即便为唐宋摹本，往往可视为重要文物，甚至是国宝，如著名的唐摹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故宫藏)、唐摹王羲之《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等。其中被视为国宝的唐宋摹本，一般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摹自真迹原作，二是善书名家亲为。如陈方所言：“钩填摹揭之法，盛宋时，惟米南宫、薛绍彭能之。盖深得笔意者，然后可以造化，否则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题陆继善《行书唐摹兰亭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沈荃(1624－1684)“加以善书之家，钩填精妙，几欲乱真”(同上)、董其昌(1555－1636)“下真一等”(题《万岁通天帖》)等精辟之论。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对此，嘉庆间萧山文人王端履于其《重论文斋笔录》中曾就晚清钩摹作伪现象一针见血地予以揭橥：“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1)“从法帖中双钩”，实属与上析唐宋依据原作钩填之性质同中有异的另类手法。兹以上海博物馆所藏苏轼《刘锡敕》伪本以及今年于纽约所见的《功甫帖》墨迹为个中实例典型试作剖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两帖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续进行，本文拟将其中一种看法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如下，以祈教于方家。

　　一、《刘锡敕》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

　　《刘锡敕》，墨笔纸本，纵29.6厘米，横45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此作最早见于同治十年(1871)成书、李佐贤(1807－1876)编辑发行的《书画鉴影》卷一。书中，李氏视之为苏轼(1036－1101)真迹，并将《功甫帖》墨迹与米芾(1051－1107)《道祖帖》、《章侯帖》四开散页合为一册，名《苏米翰札合册》(2)，又记“册后附存陈望囗、李寿朋及孝祥书共三开，均不录”(3)。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刘锡敕》伪本、《功甫帖》墨迹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各札，为时任大陆银行总经理的许汉卿先生(1882－1954后)经直隶财政厅厅长汪士元(约1877－？)物色绍介于天津陆续购得(4)。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馆，体现了许氏家族的爱国情怀。此前，上博亦有幸从其家藏中选择并征集收购了米芾《章侯帖》(亦名《恶札帖》)，以及黄庭坚(1045－1105)《小子相帖》、南宋《淳化阁帖》(潘祖纯跋本)等名迹。

　　《刘锡敕》伪本与米芾《道祖帖》原为册页，入藏前已改装为卷，名《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系许汉卿于1954年重裱所为。重装时，许氏另行添入了其从英和(1771－1840)旧家后人所获的翁方纲(1733－1818)《钩摹刘锡敕》油笺本(纵30.5厘米，横32.5厘米)，并永瑆(1752－1823)《诒晋斋摹古帖》中苏轼《刘锡敕》拓本(纵32厘米，横42厘米)与许汉卿题跋合裱为一卷。捐赠前，经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而《刘锡敕》为伪本。徐邦达先生(1911－2012)于《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将《道祖帖》(亦名《得书帖》)作为米芾真迹著录，《刘锡敕》系伪。

　　(一)《刘锡敕》伪本钩摹自《诒晋斋摹古帖》

　　许汉卿重裱时所附《刘锡敕》拓本，出自《诒晋斋摹古帖》卷三。该丛帖共四卷，又称《诒晋斋帖》，为乾隆皇帝(1711－1799)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于嘉庆十年(1805)将其家藏东晋陆机《平复帖》、唐怀素《苦笋帖》等晋唐以来法书名作真迹辑集，由杭州袁治摹勒上石而成。是帖之精良，向为后世称道，如张伯英(1871－1949)：“嘉道间，刻帖之风颇盛，如粤之潘氏、伍氏等，多与此刻同时，然皆徒侈卷帙之富，真赝在所不计。成邸(永瑆)势位既崇，收藏亦多，是帖所刻只廿余种，由其鉴别之识，远出时流之上，不惟其多惟其真。”(5)而苏轼《刘锡敕》，即为该帖中所收仅有的一件苏氏作品。

　　检视《刘锡敕》伪本(以下称“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中所收苏轼《刘锡敕》(以下称“拓本”)，二者的母子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即“伪本”钩摹自“拓本”。

　　尽管“拓本”为石刻墨拓，尚无法与原作比肩，然而，与“伪本”(摹苏字六十八字，首尾书史填写三十字，共计九十八字)相较，则胜之。“拓本”较好地体现了书法用笔之严谨法度与使转特点，其线条凝练浑厚，精神跌宕；而“伪本”通篇无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节奏与韵律感，墨色缺乏自然过渡，呆板乏神。比较两者之用笔，“伪本”更显刻露僵硬、牵强凝滞，甚至出现大量非毛笔书写而产生的斑点、棱角、圭角等种种莫名的笔触，稍举几处：如“民”字横折、勾挑，“享”字牵丝，“上”字下横末笔收尾，“秦”字捺笔，“孝”字末笔，“思”字心底，“见”字末笔，“其”字中间两横等等。这些大量的莫名笔触，在对照“拓本”后，其缘由不言而喻，即这些莫名而非书写产生的笔触与运笔，大都出自“拓本”。事实上，由于刻拓自身的局限，诸如刻工无法将原迹线条间的牵丝表现得浑然天成(如“羲”字诸横、“隋”等字)(图一)，奏刀时产生的无法控制的些微石头崩裂(如“上”字下横、“代”字“弋”、“民”字)，以及刻工走刀时的些许失控(如“孝”字边缘)，甚至是由于石头本身老化而产生的石斑、石花等。而这些原本属于石刻、拓本特征的笔画，较多出现于“伪本”中，这些特征都表现出作伪者依样画葫芦的固有手法。由此判断，后者非永瑆模勒上石之家藏原迹母本，而是相反：“伪本”钩摹自“拓本”，其母子关系，可谓昭然。在目前尚未发现永瑆旧藏《刘锡敕》墨迹前，拓本的历史、艺术价值，它本无可替代。

　　(二)《刘锡敕》伪本并非安岐旧藏

　　资料表明，苏轼《刘锡敕》原件首见于清初大收藏家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6)，名“苏东坡《书刘锡敕》”，属卞氏鉴赏旧物，后为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四十一转录。其后，经江德量(1752－1793)递藏，终归永瑆秘笈，并于嘉庆十年(1805)摹勒刊行于《诒晋斋摹古帖》。此帖一出，即为后世辗转翻刻，如道光九年(1829)潘仕成(1804－1873)的《海山仙馆藏真》(卷三)，咸丰二年(1852)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丑集)等，虽同属一个系统，但诸家所刻，水平皆在《诒晋斋摹古帖》之下。

　　经校对，“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后的上述丛帖刻本间并无母子关系。卷中所钤“无恙”印，亦属作伪者妄加。安氏为清初书画大鉴藏家，著有《墨缘汇观》，收录其家藏苏轼《寒食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名迹十余件(7)，其中并无《刘锡敕》。再者，包括永瑆“拓本”在内的上述刻本，皆无安岐藏印。换言之，对于“伪本”钩摹作伪者来说，即使要妄添清初鉴藏家用印，亦应钤用卞氏用印才合理。

　　(三)《刘锡敕》伪本中江德量、永瑆跋及诸明清藏印辨析

　　“伪本”除照模袁申儒、袁忠辙(1377－1459)父子及“洛阳武林甬东世家”、“东郭囗氏四要堂印”诸鉴藏印外，另添有“济阳郡图书印”、“王济赏鉴过物”、“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南韵斋印”、“莲樵鉴赏”、“成勳”、“莲樵”、“德量审定”等印，如此这般，用意在于制造永瑆等旧藏假象。弄巧成拙的是，卷中江德量(图二)、永瑆跋皆伪。江跋摹写自“拓本”，其中有些字之结体，或因字体较小，作伪者似乎显得有些不太经意，犹如本幅首尾书史摹写的三十个小字一样，与本幅钩摹苏字本身相较，出入更为明显，如“诏”、“故”、“著”、“祖”、“禹”、“袁”、“忠”、“徹”等字，其书艺逊于“拓本”，与江氏也有距离。与此同时，卷中江德量“德量审定”朱文印、“秋”“史”朱文联珠印，以及永瑆“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朱文印、“诒晋斋印”白文印记等皆属作伪者妄加。

　　如上所述，《刘锡敕》伪本之钩摹制作时间，可定于永瑆《诒晋斋摹古帖》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二、《功甫帖》墨迹本与《安素轩石刻》

　　对《刘锡敕》伪本之研究，十分有助于对《功甫帖》墨迹的鉴别，二者且可相佐互证。这两件百余年前就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墨迹，其钩摹性质竟如出一辙。

　　《功甫帖》墨迹，纸本，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许汉卿旧藏《功甫帖》墨迹现改为轴，据本轴许氏自跋，知应为其于1954年重裱所为。重装时，其情形与手法犹如《刘锡敕》伪本，许氏也另行增添了其从英和后裔处所获的翁方纲《钩摹功甫帖》油笺本，以及款署“翁方纲”题跋，连同许氏本人题署，共计四页，合裱成一轴。

　　(一)《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安素轩石刻》

　　苏轼《功甫帖》被摹勒上石，最早见于徽籍儒商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该石刻共计十七卷，系鲍氏自嘉庆元年(1796)从其家藏古代法书原迹中，辑选唐宋明五十件，自嘉庆四年(1799)至道光四年(1824)，分别由扬州篆刻家党锡龄、鲍氏二子治亭、约亭陆续精心钩摹上石。鲍氏家藏，多有名迹，如唐人《郁单越经》、李邕《出师表》、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苏轼《楷书祭黄幾道文卷》以及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苏轼《行书春中帖》(亦名《与德孺运使书》)等名品赫然在列。而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著录、后为许汉卿如获至宝的米芾《道祖帖》、《章侯帖》两件名品均来自于鲍氏“安素轩”旧藏，且二帖皆经鲍氏辑选刻入《安素轩石刻》。需指出的是，鲍氏所藏，其间亦不免掺入少量赝品，评者如石韫玉(1756－1837)、张伯英皆有专门指出，如“盖嗜古而疏于赏鉴者”(8)。然而，对鲍氏“唐帖临本及前人石刻本不复捃入，重墨宝也”之精神，以及帖中所收大量名品真迹之事实，则无不给予充分肯定，如“悉依墨迹，不参以石，其他所刻犹多，则不列入此编。鲍氏徽之盐商，寄居扬州，刻石均在维扬，洪杨劫后，石遂散佚，今全帙罕有矣”(张伯英语)。此帖之价值，可见一斑。光绪十八年(1892)，成都杨寿昌出资，星悟杨守敬(1839－1915)辑选古代法帖，刘宝臣手摹上石刻成《景苏园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其中苏轼《功甫帖》系从《安素轩石刻》中翻刻而来(9)。

　　《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共收苏轼书作六件，其中有两件张伯英指出为伪，其余《功甫帖》、《楷书祭黄幾道文》、《与德孺运使书》及《与质翁朝散书》等四件皆真，历来不持异议。这四件原作墨迹中，除《功甫帖》不见传世外，另三件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处(10)。

　　如前所述，古代摹本之佳者，皆“几欲乱真”。然而，钩摹者即便为“深得笔意”之名家如虞世南(558－638)、冯承素、米芾等，钩摹再精，亦只能“下真一等”。诚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题苏轼《新岁展庆帖卷》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益不免墨猪之论。”换言之，凡摹本，其丰韵神采与母本相较总是见拙，尤其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石刻拓本与墨迹母本之间的关系亦然(图三)。以此检视《功甫帖》墨迹与《安素轩石刻》中所收《功甫帖》拓本，其间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即现在这件《功甫帖》墨迹(以下简称“墨迹本”)不是鲍氏据以摹勒上石的家藏原作，而是钩摹自《安素轩石刻》之“拓本”(纵32厘米，横8.5厘米，以下简称“拓本”)。现举证简析如下：

　　1. “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

　　人们对于苏书的完整认识，是建立在传世可信的墨迹和早期刻帖善本基础上的。所见“墨迹本”失缺了苏书稳健浑厚特质，尤其是出现了种种非自然书写的特征，与苏氏书艺差距甚远。书法界与书法艺术研究界？都是具有共识的，在这一层面上的对话，目前所讨论的“墨迹本”与传世苏氏墨迹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质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可以作出的判断，在此已毋庸赘述。为了比较简明地揭示问题，同时也是本文论题的旨归，因此，我们直接将“墨迹本”与笔者认定的母本作一些具体对比。

　　2. “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

　　“拓本”较好地体现了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其于颜书取法的习性亦一脉相承。如“奉议”中“奉”字捺笔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别”中“奉”字的悬针，“议”字竖勾，“功”字弯勾等。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谨”字言旁、“轼”字勾挑、“议”字长撇等，“甫”字左竖等，显得单薄枯梗，用笔以偏锋为主，失缺苏书凝重饱满、沉着稳健特质，运笔的起止及提按使转处，多含糊不清、交待不明，反映出摹写者不知所措的作伪心态。“墨迹”本所显示的用笔风格属性，亦远不及后世承学苏氏家法的名家如欧阳玄(1283－1357)、牟应龙(1247－1324)、吴宽(1436－1504)等，其实这已颇可说明问题。

　　3. “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

　　因“墨迹本”显示出缺乏自然书写的种种特征，故墨韵神采、节奏韵律等皆黯然失色。撇开“墨迹本”中如“苏”、“别”等字外轮廓有明显廓填痕迹外，“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莫名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出现在“墨迹本”中。其蛛丝马迹甚多，兹举如下：

　　(1)“墨迹本”中缺乏浑然天成的牵丝来源于“拓本”

　　比如“拓本”中“苏”字中“鱼”撇与横撇间的牵丝，刻石者还是注意到了原迹中用笔的丰富变化保存了笔断意连之书写形势；而“墨迹本”中，状若枯枝，且行笔多处缺失承转呼应，尤其是不见用笔动作的左撇，显得单薄而孤立。另如“议”、“奉”、“甫”、“别”等字的牵丝，虽有一些粗细的变化，但其形态呈显了石刻味，透露了从法帖中摹写的特性。

　　(2)“墨迹本”中的莫名笔触来自石刻“拓本”

　　“拓本”中的石斑、石花、石裂——原本属石刻自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图四)，反而在“墨迹本”中出现，如“议”字右撇长出的圆角、勾底的小裂口，以及“轼”字的勾、“奉别”之“奉”字长撇起笔处的形态失常等。甚至加以夸张，越描越乱，出现了正常书写一笔难以完成的线条状态，充分暴露了作伪者摹写的作坊行家特点。

　　(3)“墨迹本”中的不明墨斑源于“拓本”

　　“拓本”中“谨”字最后两横间的不明棱凹，“墨迹本”则处理成上下相连的墨斑，当为填墨者不明就里的结果，造成了两横间行笔的失去书写理路，线条枯梗僵直，缺乏骨肉停匀的质感与丰富而劲健的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摹写者的书法技巧，远不及刻帖者。

　　4. “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钩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

　　书家在自然书写过程中，由于笔之新旧、大小、笔毫软硬，用笔的轻重、缓急、起伏以及墨量等因素的瞬息变化，在纸绢上往往出现诸如飞白、枯笔、锋毫聚散等丰富的笔情墨趣、节奏韵律。这对以刀代笔、把石当纸的刻工而言，恰恰是最大的难点，这也是衡量刻工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图五)。事实上，也是需要重点指出的，“拓本”中有一处十分明显的散毫处，即“苏”字末笔收尾，应该视为体现了母本墨迹的原貌的。具有丰富娴熟经验的刻工，往往有意识地虚化笔画轮廓，以避免过于分明，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速度，以及刀线的疏密、虚实、粗细、轻重等变化，力图接近原迹的笔墨形态。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翻刻者，对于同行的这一手法，往往也是心领神会，比如翻刻自《安素轩石刻》的《景苏园帖》，体现了尽量忠实于墨迹原作的刻帖准则。而“墨迹本”中则依廓填死，这一方面佐证了非据墨迹原作钩摹的性质，也泄露了作伪者于刻石特征的理解肤浅(图六)。

　　另外，“拓本”中“别”字右侧立刀，右上轮廓边缘显得不太分明，状若飞白、枯毫。这并非母本墨迹原貌，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刻工刻得不够深，二是拓工拓包掩入所致。对于有书写经验的翻刻者，或可避免依样画葫芦，如《景苏园帖》(图七)。而“墨迹本”作伪者显然注意到了此处较为明显的斜角状凹棱，仍然依样摹写，无形中放弃了笔画应有的完整性与形态美，自然造成了令人费解的点画形态。也显示了作伪者于石刻拓本知识的片面理解。

　　5. “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

　　从“墨迹本”看，该帖钩摹者于书法用笔的理解比较有限，对于苏氏书法的特性掌握更欠娴熟，因此无法将“拓本”中笔画里所蕴含的复杂笔意表现出来。如“拓本”中“奉议”之“奉”字捺笔，一波三折；“别”字立刀，凝劲浑融；“功”字弯勾，饱满而有张力；“议”字长撇，上顾下盼，左呼右应；“轼”字勾挑，势如彍弩。这些用笔特征，恰是苏书受颜真卿影响的体现，这是苏氏书法重要的性格特质(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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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墨迹本”中“奉”字捺笔，起笔过直，且撇、捺间的笔形近乎三角，气脉阻滞；“功”字弯勾，笨重呆滞；“议”字长撇，僵直枯梗，与下一笔的笔势更近乎直角，局促逼仄(图九)。这暴露了作伪者摹写时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木已成舟，倘再修整，余地显然不大；即便弥补，往往越描越乱，如“轼”字勾边缘，形神俱失。取势行笔缺乏贯通协同承应，正是“墨迹本”最大的软肋所在，也远离了坡仙书写区区九字书札时应有的一气呵成与气脉贯通，苏书特有的沉着痛快、凝重浑厚的笔性与气质更无从谈起。出现这些明显病笔，将之按在苏氏法书名下，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书法呈现笔墨与纸张的关系，石刻则附加了刀、石关系；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坏，与其母本是否原作墨迹息息相关，而拓工、装裱技术的高低亦与之相联。总之，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与特征，既难以达到自然书写的浑然天成，又无法还原原迹的庐山真面目。比如《景苏园帖》，虽然较忠实于《安素轩石刻》，但毕竟属于翻刻，故又“下一等”，即石刻味更浓，离苏字笔意又隔一层，尚无法与“下真一等”、从原作钩摹的鲍刻颉颃。即便如此，与“墨迹本”相比，仍绰绰有余，且在保存原作的笔画形态、用笔特征方面，比后者忠实可靠多了。至于“墨迹本”虽与《景苏园帖》一样钩摹自鲍氏“拓本”，但加以摹写过程中擅自发挥，掺入个人书写习惯，且时而显得漫不经心，其书离开苏氏的书艺特质和水准，更居“下下一等”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以双钩轮廓为基础的“墨迹本”，廓填时分别采用了钩填、摹写、杂以己意等多种手法，也就造成了与“拓本”间若即若离的令人费解之现象(图十)。需指出的是，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墨迹本”作伪者的“双钩廓填”技巧，与忠实于《诒晋斋摹古帖》的《刘锡敕》钩摹者相较，差距十分明显，用上引元人陈方“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之评来形容，似乎也是颇为恰当的。

　　(二)《功甫帖》墨迹本鉴藏情况的辨析

　　因《功甫帖》墨迹本钩摹于晚清，故有关该迹的鉴藏、著录等相关史实的破绽与矛盾之处甚多，概析如下：

　　3. 《功甫帖》墨迹本并非安岐旧藏

　　苏轼《功甫帖》原迹最早见于安岐《墨缘汇观》，为安氏家藏十余件苏书之一。乾隆间系江德量家藏，后入鲍漱芳奚囊，珍藏于安素轩之中。鲍氏上石刻帖《安素轩石刻》之际，将“安仪周家珍藏”印一并摹刻，表明原迹为安氏旧藏，《景苏园帖》翻刻本也忠实客观地反映了该迹的传承与鉴藏史实。

　　安岐之著录一贯严谨详细，对重要藏家如项元汴之鉴藏印，甚至明末藏家张孝思(现所见其最早活动时间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见张氏题徐贲《蜀山图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清代曹溶(1613－1685)等收藏信息，都不会轻易略而不辑，而现所见安氏《墨缘汇观》所著录的安氏家藏《功甫帖》，不见项氏收藏讯息。

　　“墨迹本”另页中，钤有“子京”、“项叔子”、“槜李项氏士家宝玩”三印，为明代书画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所用。按照项氏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墨迹本”本幅钤印。关于这三方印的谬误及真伪考辨，单国霖先生另有专文讨论。

　　由此可见，今见另页钤有制造项元汴旧藏假象的“墨迹本”，与鲍氏家藏并据以刻帖的那轴安岐旧藏毫无关系，这暴露了作伪者并不真正了解《功甫帖》原作的递藏传承历史。而本轴出现钤有项氏印记之情形，与《刘锡敕》伪本中作伪者疏于翻检古籍妄添安氏“无恙”印、制造安氏旧藏假象之性质几无二致。鉴藏史实的抵牾，同样是坊间分工作伪易犯的纰漏之一。

　　3. 《功甫帖》墨迹本中骑缝印的破绽

　　鲍氏刻本照原迹刻上了尚剩的“世家”半印，其后的翻刻本《景苏园帖》亦是如此，都忠实地保留了印迹在流传过程中曾因多次改裱而裁切的原始特征，但在“墨迹本”中看到此印未见裁切痕迹，与右上端“某某图籍”骑缝印不同，离原纸边缘尚有距离。这个破绽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作伪者显然并不明白原印应为四字方印，而非二字长方形印，因而为该印外轮廓努力接近“拓本”所刻印记依样模刻以忠实于“拓本”，由此可排除钤盖时印泥不匀的可能，可以断定此印系从“拓本”中翻刻。“某某世家”，犹如“某某之裔”、“某某图籍”、“某某图书”等，都是唐宋时代此类文人印记的固定辞例(11)，如“睢阳世家”、“宫保世家”、“忠孝世家”、“箕子之裔”、“三槐之裔”、“紫阳之裔”、“九龄图籍”、“孙氏图籍”、“黄氏淮东书院图籍”、“秋壑图书”、“淮阴鲍氏考藏”等，分别表示用印者的门第、里籍、家风、名号等寓意。作为定语的“某某”，即印主或印主的自谓，是该类印记的用印主旨，否则便失去印记的意义。这一细节泄露了作伪者离开原迹时代已经颇为遥远，对于当时的文人用印习尚与文化背景已经十分茫然，误以为二字长方印记而摹刻钤上，补足“配件”。

　　3. 《功甫帖》墨迹本的著录、鉴题辨误

　　“墨迹本”亦非如李佐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事实上，《诒晋斋摹古帖》中并无该帖，更无李氏指出的米芾《道祖帖》(该帖当时珍藏于鲍漱芳“安素轩”)之史实(12)。

　　“墨迹本”中，除许汉卿收藏印为其自钤外，包括上析“安仪周家珍藏”印，以及“世家”半印、三枚项元汴印在内，以及张镠(字黄美，明末清初扬州裱画师，为梁清标所赏，辽宁省博物馆珍藏传李成《茂林远岫图卷》中尚有其题署)、江德量诸印的出现，其手法与情形，当与《刘锡敕》伪本中出现的安岐“无恙”印、江德量用印之性质无异，应同属妄加(13)或伪造，此乃作伪者之惯用伎俩。

　　“墨迹本”中款署“翁方纲”的题跋，内容出自翁氏《复初斋文集》，文字略异，然笔法生硬滞涩，貌合神离，笔者亦颇疑如《刘锡敕》伪本中江德量伪跋一样，摹写自某刻帖。其出处待查，亦冀有识者指出。关于翁氏书法、印章的真伪鉴别，单国霖先生亦另文剖析。

　　综上所析，“墨迹本”之制作时间，可定为鲍漱芳《安素轩石刻》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结语

　　通过上文对《功甫帖》墨迹本与《刘锡敕》伪本钩摹性质的研究，亦可获悉李佐贤所见《苏米翰札合册》中四札之两大

　　刻帖成风的晚清，坊间射利之徒的作伪亦如影随形、愈加猖獗。饶有意味的是，本文所析《刘锡敕》、《功甫帖》两件钩摹伪本，不正是前引“十万卷楼主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所言“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之实证么！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的狡狯。

　　附：本文在研究、查找资料以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本馆同仁以及业内相关同行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1)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2册，页5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2)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利津李氏藏板)，同治辛未(1871)，上海博物馆藏。

　　(3)即南宋陈俊卿《行书秋晚帖》、李寿朋《行书渭阳帖》以及张孝祥《行书柴沟、泾川二帖》四开，现藏上海博物馆。

　　(4)是时，许氏共计收有《功甫帖》墨迹本、苏轼《定惠院月夜偶出诗》、黄庭坚《小子相兰帖》，米芾《春入沂水帖》、《腊白帖》、《章侯茂异帖》、《道祖帖》等。

　　(5)容庚《丛帖目》(二)，页571－572，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1年6月出版。

　　(6)《中国书画全书》第6册，页286，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7)清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页31－37，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8)前揭《丛帖目》(二)，页662－663。

　　(9)按，钱泳于嘉庆十七年(1812)所刻《小清秘阁帖》(十二卷)，该帖卷六中亦收苏轼《刘锡敕》(钱泳跋)、《奉别帖》等苏书九件。其中《奉别帖》，笔者颇疑即为《奉别功甫帖》，但该丛帖目前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均无，且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残本十卷、上海图书馆所藏残本四卷中，皆无卷六。另，因当时苏轼《功甫帖》原迹仍为鲍氏家藏，钱氏所刻《功甫帖》当与《安素轩石刻》同一系统。《安素轩石刻》虽然完成于鲍氏嘉庆十二年(1807)去世后，但在嘉庆元年(1796)前，鲍氏已经完成了从家藏法书中辑选该丛帖内容的工作，且刻石工作始自嘉庆四年(1799)，要早于钱泳十三年。可以推断，钱氏所刻依据，定从鲍家所藏安岐旧藏《功甫帖》而来。

　　(10)苏轼《与质翁朝散书》，见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二)，页338，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

　　(11)参见孙慰祖主编《唐宋元私印押记》，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12)许汉卿所藏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名作，皆属鲍潄芳家旧物，且都被刻入《安素轩石刻》，后经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而今均归上海博物馆，不谓不巧矣；惜许氏所购《功甫帖》墨迹本非鲍氏家藏原迹，《刘锡敕》伪本也非诒晋斋秘笈，亦可谓造化弄人也！

　　(13)在伪本上钤盖尚在人间得以传世的古代鉴藏印，在存疑但目前没有相关资料辨其为伪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作伪者的妄加情形，即伪本添真印，这在古代甚至是近现代的书画作伪史上并不少见。本文所析《功甫帖》墨迹本上即钤有一枚“子瞻”古印，为藏家许汉卿本人所为。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