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画中有年年味十足

清 木版年画 清末 西游记年画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

　　文  ○  杏子

　　《梦梁录》里一句“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将南宋临安的“年”写得有滋有味，而《武林旧事》更是将临安的“年”提早至十月“都下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至除夕，及贴天行贴儿、财门于楣”。年画铺市、竞贴门楣……临安年的热闹，对乏味的都市人来说，有一种遥远的亲切。年年过年年渐远，不妨循着这遥远的亲切，从传统民间年画里找一找丢失的年味。

　　一

　　年画，一年一换，旧貌新颜的变化，是“辞旧迎新”的最好诠释。它以饱满的构图、艳丽的色彩、流畅的线条、浓郁的民俗气息，把年的热闹劲儿和盘托出，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传统民间年画，多是木刻年画，是木板水印，在宣纸上画稿，而后在木板上刻版，后经人工彩印复制而成，最能以朴拙鲜明表达热闹世俗的年味。别看木刻年画普通，这项民间工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年画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画”。传说很久以前，有名叫神荼、郁垒的两个兄弟，专门监督百鬼，发现有害的鬼就捆绑起来去喂老虎。于是黄帝就在门户上画神荼、郁垒的像用以防鬼。汉代民间门户上就贴有“神荼、郁垒”的画像。魏晋之际，人们在除夕做桃木人以当神荼、郁垒二神，或者干脆以两块桃木立于门侧，意在压邪驱魔。彼时的门神画，满是农耕社会对自然的崇拜和神祗的信仰。

　　从魏晋至唐初，以桃木板画神荼、郁垒作门神的风俗一直没有变。不过，此时门神画还不能称之为“年画”。年画需家家可有，光靠人工刻画，速度想来是不及的。实现家家可有，必等到复制技术，而实现了复制，还需有纸。因而，直到城市高度发展的宋朝，雕版印制的优美而受看的木刻年画便悄然出现了。此时，这一民间艺术也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转变。民国初俄国人曾在甘肃发现过两种宋朝的年画：一幅是宋版《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俗称《四美图》，)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都是高客长袖的宫装；一幅是灶王爷和关圣帝君，满是威严姿态。年画有了“人”，便有了地气和烟火气，在民间渐被认同，蔚为习俗，需求日大，便有了“市”的可能，专门售卖年画的“画市”就出现了。《梦梁录》和《武林旧事》南宋临安的画市是相当热闹了。此时年画从早期的鬼神崇拜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的节日风俗活动。

　　宋之后，从元、明一直到清末民初，年画题材更加丰富。明万历年间彩色套印的木刻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等，迄今仍为民间所师法；而清代年画的题材，除了人物，还有花卉、山水，甚至还有讽喻画以及歇后语构成的连环年画。彼时，全国出现了很多印制年画的雕版印刷场所，形成了木版年画的又一个高潮。木版年画飞入寻常百姓家，作坊遍及南北各地。像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四川绵竹是明清之际我国的四大年画产地。此外，河北武强、陕西凤翔、广东佛山、安徽阜阳、福建漳州与泉州等地也是享誉全国的著名年画产地。地域之广、品类之多、内容之丰，使人叹为观止。除了年画，很少有其他的民间艺术形式能有如此的广域。年画最终成了每逢新年必定登场的年俗主角之一。

　　进入20世纪后，石印技术兴起，其印刷成本低、效率高、利润大，木板年画印制受到冲击，走向式微。勉强生存下来的，也是用劣质纸张和颜料，画一些迎合时俗的内容，少不了粗制滥造。而在现当代的一些机械喷漆年画以及高新材料打印出的电脑画，跟传统木刻年画的文化内涵已大相径庭了。

　　二

　　年画，是老百姓画给自己看的，当然就要走老百姓的心。老百姓喜欢什么呢？粗犷质朴的形式、强烈喜庆的色彩、民风民俗的内容……一切依附于民间神鬼传说的信仰民俗，以及表现劳动人民精神追求的人情事物，都可随意忝列其中。也就是说，“年画无正经，好看就行。”这就与讲究诸多法度的文人画很是不同。

　　文人画讲究意境，讲究“以虚当实”，年画则更多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什么男耕女织、美妇小儿、老者少年，什么花红柳绿、人丁家畜、五谷丰登，顶多再加进一些希冀和祝愿：什么连年有余、发财还家、衣锦还乡，什么金榜题名、日进斗金、身体康泰等。老百姓不会做不切实际的梦，所以连希冀也带着人世的欢腾，是他们在新岁来临之际对生活兴旺与生命活跃的渴望。

　　文人画色彩清怡、浅韵淡心，年画则红红绿绿、大俗大雅。你看年画贴在门楣，挂在墙上，晕色冲击力很大，远远地就能看到。年画多使用中国传统五色：黑、白、红、黄、青。古人认为这五色是生命本源之色，一切生命和世界都来源于此。在年画中，就多用原色，少用或不用间色，在突出和强调中，反映色彩的象征意义。像红色象征生命血液奔流不息，用在年画里，是喜庆、热烈、欢乐，是年画的主要之色；黄色是从属于金的富贵之色，是华夏文明的土崇拜，也是年画主要使用的颜色；绿色在年画中是作为红黄的对比色使用，以使红黄更强烈和更鲜活。追求鲜亮夺目的色彩观，使得年画有时尽可能夸大颜色，以夸张的艺术效果完成对比色运用。像年画中的关公像，面部几乎全部涂为红色，用“红脸关公”这一约定俗成的用色，来表现人品的刚直不阿。

　　文人画唱咏诗词歌赋、理想抱负，年画则相对不那么文气。年画艺人多是农民，肚里没有多少墨水活泉，也谈不上境界况味，除了将身边实在的生活画在画中，更多的取材来源于乡间的戏曲故事和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中国戏曲内容博大，更因地域不同，分为许多戏种，这为年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题材。像武强年画取材于老调梆子、河北梆子、武安落子，凤翔年画取材于秦腔，桃花坞年画取材于时令小调。有的年画现在还在印制，画上的剧目甚至剧种却已然消泯了。至于历史故事，那些有关道德教育和信仰传承的人物，颇受欢迎。像“孔融让梨”，“雪中送炭”，“将相和”，“孟母教子”，“牛郎织女”、“白蛇传”等。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也常被采用作年画题材。这些古老的戏曲故事和历史故事，画进年画里，贴在门楣和墙上，给百姓们一年观看和评说。就是在这无形的熏陶里，老百姓完成了最初的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和信仰传承。

　　文人画讲究法度，大约观赏的时候，是要毕恭毕敬的。年画则随性书写和张贴，凡是老百姓生活的场景，几乎都有年画的身影：有贴在院门上的门神，有贴在灶台上方的灶神，有贴在槽头之上的家畜神，有贴在新婚夫妇居室里的送子观音，有贴在窗旁的“月光”，有贴在箱柜上的“斗方”。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像天津杨柳青的“缸鱼”，河北武强的“灯画”，陕西凤翔的“窗画”，湖南滩头的“窗格画”、四川绵竹的“门笺”、桃花坞的“斗旗”与“月宫”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是“凡有生活处，必有年画”。

　　年画的民间性、自发性、风俗性，与日常生活如此密切。有人曾用“百科全书式的民间艺术”，“完整的中国民间精神”来形容年画，想来是不为过的。

　　三

　　年画是民间艺人所画，因长久以来受制于宋元以绛渐趋解明的“文人画”和“匠人画”的观念，难登“大雅”之堂。在美术史上也只见作品不知作者，只见流派不知传人，只见坊号不知主家，只见产地不知署名。即便这一所谓的“俗艺”，在当今看来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却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甘其憾的人们，便把我国著名的民间木刻年画的产地：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和四川绵竹誉为“年画四大家”。

　　天津杨柳青年画始于明代崇祯年间，风行于清代雍正、乾隆、嘉庆几朝。因临近北京，多有贡品进京供大户人家贴用，故杨柳青年画制作精细，色彩柔和，以迎合宫廷和市民品位。制作精美的“绿地流云门神”就是其中的珍品。仕女和娃娃题材的吉利年画更是一绝。当时的大画店“戴连增”和“齐健隆”两家经常邀请著名画师出画稿，以提高年画的创作水平。杨柳青年画影响远至新疆和国外，“家家都会点染，户户皆善丹青”、“杨柳青年画一年鼓一张”，其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苏州桃花坞年画始于明代，鼎盛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每年出产的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桃花坞是江南水乡，馥郁的风光，最易养性养情，著名的才子唐伯虎曾在此写下“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的名句。桃花坞年画便在这江南水乡中诞生，其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富于装饰性，形成一种优美清秀、严密工整的独特风格。桃花坞年画数百年来一直畅销海内外，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及艺术馆都有收藏。其代表作品有《春牛图》、《老鼠嫁女图》、《百鸟图》等。苏州桃花坞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发展初期受到杨柳青年画的影响，清代达到鼎盛期，时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之说。杨家埠年画最是植根于民间，装饰于节日，其粗犷朴实、充满乡土气息的气质，深得农民的喜欢。其代表作品有《麒麟送子》、《连年有余》等。   

　　四川绵竹年画历史最悠久，起源于北宋，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绵竹年画以彩绘见长，颇有大写意风韵的浓墨重彩；线条刚柔并济，有强烈的节奏感；而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的造型，更是体现出巴蜀人民乐观向上、诙谐活泼的思想感情和古老的民族风尚。代表作品有《迎春图》、《二十四孝图》等。

　　此外，在中国大地上，还星罗棋布着诸多年画之乡，并因“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形成各自特点，如河南朱仙镇之豪放、河北武强之雄劲、福建漳州之清疏……共同构成了中国年画彼此争奇斗艳的艺术世界。

　　四

　　古人觉得年画的“匠气”，是入不了台面，更无从“收藏”一说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也很少垂青于它，倒是外国人很喜欢，“墙内开花墙外香”。

　　尤其是清代晚期以后，外国人至中国内地者渐多，“异域风”的年画成了他们猎奇收藏的一项重要内容。海外很多图书馆、美术馆，像版画之乡的荷兰图书馆、德国莱比锡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就专门收藏中国年画。而今英、美、法、德、俄及东欧等国家的博物馆中均有中国木版年画藏品，且相当丰富。其中俄罗斯的博物馆所藏年画甚至达到6000多张，远远超过中国的收藏量。中国最早的木版年画实物《四美图》，就藏于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自家的年画，在他乡繁盛，别一番滋味令人唏嘘。

　　所幸的是，在现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慧眼识珠”的年画藏家，终于让年画在自家继得一脉。现代中国最早注意收藏木版年画的是鲁迅先生，他收藏的湖南滩头年画《老鼠娶亲》，是中国民俗年画的经典。鲁迅所藏的河南开封年画，现藏于鲁迅纪念馆中，经中国年画收藏研究专家考证，这些年画都是孤品。也是在同时代，上海的王尚义收藏了许多老年画。他1964年侨居美国，去世后，家人将其所藏200余幅老年画精品转让给英国伦敦中国版画基金会。

　　更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人们重读民俗文化的热潮，终于使年画有了“再认识”的契机，加上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其进入大众收藏领域是大势所趋，在拍场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其中，老祖先留下的木版年画，因存量稀少、艺术含量较高为国内外收藏家一致看好。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年画现在已是凤毛麟角，属稀世珍品，而清末民初的年画售价也已不低。更早期的老年画，则已成为“可与中国明清珍本绣像插图相媲美”的艺术珍品了。2004年，广州嘉德曾举办了国内首场年画专场拍卖会，有180件年画拍品参加了拍卖。其中一对编号为4号《尉迟恭沥粉金门神》和5号《秦琼沥粉金门神》的清代初期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拍出了9.02万元的高价。另一幅反映中国鸦片战争前边界原貌的清代黑白木版年画《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以8.47万元成交。

　　而“新年画”和“文革年画”也值得玩味收藏。“新年画”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行的，内容涉及抗美援朝、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题材的年画。当时许多画家，如古元、李可染、谢之光、石鲁、张仃、刘继卣、贺友直等都参与了大量的年画创作，使这一时期的年画在艺术水平上达到了巅峰；而“文革年画”指的是“文革”时期，新年的门联多是一些毛主席诗词手迹，而画面的内容多是描绘各行各业人们的工作、生活风貌的宣传画，其特殊的政治意味也增强了收藏的历史感。在2013年北京传是春季拍卖会上，力群和李可染等人所做的新年画，就曾拍得13.8万的高价。

　　从这些高成交价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年画，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年画，是根植于民族民间沃土上的一朵艺术之花。在其绚烂的颜色和花容中，能窥见中国人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感知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寻得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和生活历程遗迹。也正因为它扎根于广袤的民间沃土，这朵艺术之花会更加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