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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考唐代画作《仁王菩萨像轴》

作者:佚名      收藏知识编辑:admin     
《仁王菩萨像轴》 《仁王菩萨像轴》

  文/黄柏林

  辛澄,唐代画家,多游蜀(今四川)。擅画佛像,笔墨精妙。唐建中元年(780年)大圣慈寺南畔创立僧伽和尚堂,请澄作画,才欲援笔,有一胡人云:“仆有泗州真本。”辛澄甚喜,遂依样描写成诸变相壁画,称誉当时。有《白衣观音像》、《宝生佛像》、《仁王菩萨像》、《大悲菩萨像》等,著录于《宣和画谱》。

  唐宋佛像传世所见者甚多,唯不见仁王像,此或为孤本也。仰视此帧,见仁王端坐于硕大的莲花之中,身披朱色袈裟,头着圆形光环,神态殊胜庄严,三高僧各司其责,侍立两旁,仁王右手掐指结印,左手散花,人间顿时福田花雨,祥云滚动,迎接上天所赐之福祉,一片欢喜庆景象。

  此帧在表现技法上似受西域文化影响,肌肤渲染,色墨参合、浓淡对比恰到好处,人物与动物等画法又具有敦煌壁画之遗韵,线条错落有致,繁简得体,挺劲老辣,气息高古拙朴,步步变相莫可端倪,真乃神奇也。

  按图索骥,我们可以从莫高窟藏经洞发掘《引路菩萨》中的仕女及白描瑞狮与本轴上的造型相参校,其形状、线条画法均十分一致,尤其是此轴中两女子的造型,圆脸丰颌,皆合唐人形貌特征。道释人物自隋唐以来特别受到重视,至北宋逐渐式微。这从《宣和画谱》目录的排行榜上可略窥一斑,其主要原因是宋徽宗本人精通绘事并乐此不疲,相继产生了丰富多彩极富生活乐趣的绘画形式,可谓盛极一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载道释人物类题材,也传播了此信息,故此轴虽有著录,而只命人题名,不钤内府玺印也可解惑释疑。由于领俊者的轻视,必然会影响鉴藏者重点转移,因而使之此类绘画创作水准下降,由此论反证,画格精妙的道释人物像轴,必定早于南宋。

  按《宣和画谱》中所述辛澄画像云:“辛澄不知何许人也!多游蜀中,工画西方佛像,大抵释氏貌像多作慈悲相,跌坐结跏(指修禅者坐法,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垂背则袒肉,目不高视,首不轩举,淡然如枯木死灰,便同说教……。”可知所评不谬。所述特征皆与此轴合矣。

  此尊像轴为传世文物,不同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佛像经卷,因为传世文物上会留下诸多传承信息,并能在历代文献上找到相应的记载与著录。

  首先来看画面上遗留的信息,此轴画幅上有如下款印:尊像右上题宋楷“仁王菩萨像”五字,右上端钤元初内府八思巴文朱文玺印,右下方边款唐楷书写“仁王菩萨像;大唐建中三年辛澄造”,画中上方钤叠文朱玺“广运之宝”。左下方楷书“圣慈寺沙门慧等供奉”,左下角朱书长题“中和元年,善男子童天眼,为亡妻张十一娘;早生净土,永充供养”字句,左下底部钤细朱文“太师信安孟郡王府□□仲印”,另右下钤有押司印二方,各半印“□□之章”、“□□□图书之印”,又一朱文“鼎形印”。

  将以上信息逐一进行分析整理,可以推知此轴在创作、传承中的种种信息,兹梳理如下:

  一、此尊像轴当作于(782年)。款识:“仁王菩萨像,大唐建中三年辛澄造”。

  此轴应创作于大圣慈寺,据载辛澄于唐建中元年(780年)被请入此寺并长居僧伽和尚堂,记载专写佛像。 写成此像后的若干年,一直被“圣慈寺沙门慧等”供奉于某一院中,并钤“安冐□”印。按圣慈寺内有九十六院之众,可知此印当为“某某院”印记。款中“沙门慧等”应不是僧名,是在佛学上得到极高境界的高僧称谓,“慧等”两字典出唐六祖大师惠能《六祖坛经》偈语,如“口说善,心不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既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即是慧等”。故此轴当供奉于具有“慧等”级僧人的某院中。按北宋李之纯《蜀大圣寺画记》载:“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圣慈寺之盛,俾僧司会寺院之数因及绘画总九十六院,案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经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雕塑者不与焉”。故此轴的创作时期与记载相符。

  二、此尊像轴经九十余年,又转入到信徒童天眼处,并供养于某寺院中。此时大唐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自“安史之乱”后,历经“黄巢起义”,其间兵燹连年,政变、割据、起义频发,民不聊生。谓之“白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人们只能把精神寄托于佛教,寄望于菩萨来救苦救难,以佛法来悼念冤死的亡灵。不论时代的变迁,圣教荣衰,不变的永远是芸芸众生的善根,童天眼辈也是其中之一。

  此轴童天眼所记文字已无法用肉眼辨出,用计算机技术分离出其中朱文款识:“中和元年(881年),善男子童天眼,为亡妻张十一娘早生净土,永充供养。”其书法类唐人写经,用笔瘦硬爽利,笔划挺劲。童天眼其人无考,当不是真实姓名,通常佛教中用“五眼”代指信佛级别的高低,分别为:“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等,故童天眼应是比肉眼稍进一层的信徒,能对事物观察有正确判断能力。张十一娘,当是真实姓名,这可以从至今发现的唐墓碑及家谱中得到徵信。如《大唐荆州大都督府故蔺夫人墓志铭》“夫人讳尼,字三娘,西河人也!”又《罗氏家谱》“开诏始祖, 妣游十六娘,乃生二子,随次子移居潮州云云”。张十一娘,号上品《隋唐女性人名整理》有传。

  三、此尊像轴经晚唐童天眼长期供养某一僧堂后,经历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于公元959年建立北宋王朝,此轴又辗转进入北宋内府,并著录于《宣和画谱》第二卷中,同时在尊像右上题宋楷“仁皇菩萨像”五字,其书体或为宋内府画院待诏所书,其笔法规矩,墨色沉厚,尤如宋版印刷体,为世所罕见。

  历史变幻,世事无常。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占汴梁,北宋宣告覆灭。此尊像亦随之佚出宋内府,为徽宗朝将作监少监孟忠厚所得,孟忠厚在战乱中护送姑妈孟皇后,历经磨难南逃,后协助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王朝,此尊像被长期供奉于孟郡王府,并在像左下角钤朱文大印“太师信安孟郡王府□□仲印”。惜此印钤在朱书款字上,可能在当时朱书已褪色,不易辨识,才有悖常理。其印文风格细劲,朱文篆法、形制、印色等极类宋徽宗在画上所钤常用印“内府图书之印”。

  按孟忠厚(1082~1157年),字仁仲,其父孟彦弼是哲宗皇后之兄,忠厚于徽宗宣和年间,官至将作监少监,靖康年间,知梅州,召入京师代理卫尉卿,后奉太后之命,立高宗有功,授徽猷阁待制、宣谟阁直学士,又授常德军承宣使、信安郡王,功高于时,权倾朝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卒,赠太保,荫三子,皆至直秘阁。

  四、元军于公元1267年攻克南宋城都临安,俘虏宋恭宗和谢太后。统一全国,此《仁王菩萨像》又落入元军之手,继而入藏元内府,在此尊像右上盖有内府玺印,所钤印文为八思巴文,印文不识。

  按杨仁恺先生《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载:“有一些作品上钤有八思巴文印,也属于内府藏品,但因流传中所见八思巴文形制不同,印文不易辨识,而八思巴文是元初官、私印章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故而至今尚不能确定其传世书画上所钤的八思巴文印,哪些是官府所有,哪些是私人所有,留待以后详考”。

  鉴定家杨老已仙逝有年,他所发现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许在此轴中能得以破解。欲分清公、私钤印,首先必须弄明画正中上所钤另一叠文玺印“广运之宝”的年代,作为历朝封建皇帝都制作过的“广运之宝”印玺,随着朝代的更替,时被损毁。当然形式大小、材质各有不同,晋、唐无大印,已成定论。宋虽有但尚未发现传世宽边大玺,明清印玺传世者颇多,钤印于画上者更有大批流传,而“广运之宝”在唐、宋、元、明画中流传印玺统计,皆无宽边之印,唯清朝传世者颇多,但印文不是叠文而以简洁的篆文替代。明代虽有,但唯见一方“典礼纪察司印”,作为档案类公用押司印,其余都与清代相同,故此尊像上所钤大玺,当为元内府所钤印。

  无独有偶,如将今传于世的元代文宗图帖尔收藏玺“天历之宝”与之对比,虽非宽边,但风格、印文、篆法均十分相类,由此可以证明宽边“广运之宝”是稍晚于另一“八思巴文”玺的元内府用玺,杨仁恺先生悬而不决的元代公、私“八思巴文”印,在此找到了实物佐证。

  按八思巴(1235~1280年),元代世祖忽必烈帝师、学者。本名罗左思罗坚藏,尊称为八思巴(意为圣人),他发明创造了元朝自己的统一文字,称八思巴文字。由于元朝统治者立国后快速汉化,蓄纳了大批汉族文人俊彦,再加之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有很强的渗透力,故八思巴文字如昙花一现,遂至废弃。直至今日连同以上所述二玺,亦鲜有见者,皆可疑窦冰释。

  五、此《仁王菩萨像》上,右下钤有二枚押司印:“□□之章”、“□□□图书之印”,稍内又钤一“鼎形印”,从印文观两押司骑缝印,显属官方之藏章,但从所钤印文风格察之,其材质应为铜质,缺少金石之气,另一鼎形朱印,古雅拙朴,又不乏灵气。在宋元时期善于书翰的高僧墨迹中常见此类用印,根据所钤印位置,当稍晚于两押司印,与明人无涉,故此印是留于尊像上的最后信息资料。

  六、由于元始祖忽必烈的雄才大略,曾二次攻打日本,然皆以失败告终。但不是败在镰仓幕府军之手,却失败于极其玄乎的“台风”。尤其是第二次,元军所向披靡之时,日本伏见天皇束手无策,只得领众要员在京都“大觉寺”焚膏继晷地念《仁王护国经》。按《仁王护国经》,仁王见众生面临痛苦,顿生怜悯之心,因此施于自然之力而保护。使其仁其国,护其国的秘密要法。至晚间,由于元军不明地形与习俗,留小部人马巩固阵地,大部人马仍回船上休整。深夜怪异的事情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刮得元军灰飞烟灭,葬身于大海。从此元朝再无征服日本之念。近半个世纪后,元成宗大德末年,元廷遣高僧一山一宁东渡日本,恢复邦交。继而元末明初的“清拙澄•明极”、“楚竺仙•梵仙”等大师相继东渡,他们皆受元末偈颂运动的洗礼,欲在日本佛教界化导民众,演说化导,几无虚日。自唐鉴真大师东渡肇始,日本最信奉仁王菩萨,至今日本许多寺院仍设有仁王殿及仁王门,因而此尊像轴亦由众高僧携出国门,被长期供养于日本深梵兰若之中。从此中断了中土近五百余年的流传历史。

  日本近代开始变法,实行“明治维新”,全盘西化,中土名迹,不甚宝爱,此尊像遂得以重归故土。我初见时,已折成数叠,包于黄布之内,得后命名工装裱,遂复旧观,于是沐浴焚香,悬于堂上。每一拜观,遂如高山仰止,自感微茫。

  此尊像双拼绢,绢质平滑细密,宋《宣和画谱》卷二著录。赫赫名迹,重归中土,传承有序,当子子孙孙永宝爱之。虽近代学者将隋唐名画多疑为北宋内府所摹,但亦不减其价值。惟冀能进一步考证,以拨开此名迹身后的重重迷雾。

  (转载于中国文物报第2300期,第七版收藏鉴赏周刊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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