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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赏论:凤纹有深意

作者:佚名      收藏知识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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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张辉   编辑/刘玲芳

  导语>>>

  凤纹图案作为女性专指符号,在明式家具上大规模出现,绝不仅是纯粹装饰用,而是与特定的社会风俗、意识相关,有着自己的历史主题,反映特殊寓意。

  人物名片>>>

  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主编《中国通史》、《古董收藏价格书系》等书。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曾在国家级文博刊物发表多篇研究文章。现为雅昌艺术网等三家专业媒体专栏作家。

  明式家具的雕饰图案颇为丰富,但其象征意义及相关器物用途尚未被学界和行业关注理解。例如,明清时期,购置以黄花梨、紫檀材质为主的明式家具,对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耗资不菲。在男性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作为重要财富象征的硬木家具,为何往往雕饰象征女性的“凤纹”呢?

  中国传统图案本身就是富于意义的图像,是最大众化、最普及的艺术形式,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观念和审美紧密相连,长久稳定,程式及传承化程度极高。因此,它比一般艺术品更直观地表达了象征性思想。明清时期的社会意识、文化观念、民俗风情等人文背景是研究这些图案的关键所在。本文即从明式家具常见纹样之一“凤纹”入手,解读其中蕴藏的文化意义。

  有图必有意

  畅行中外艺术史的“图像学”研究认为,所有的图像都能分为三个层次:一、“自然”的图像;二、图像的象征意义和理念;三、表现出作者有意或无意的思想。

  “图像学”意在将艺术作品当作其他事物的征象来处理,研究图像主要是破译这一视觉符号的观念象征。这多少与中国古语“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有相通之处,非常符合传统思维特征。图像学研究使视觉艺术由“艺术”转型为“文化”,且有着一系列的学术架构,贡布里希说:“图象学必须从研究习俗惯例开始,而不是从研究象征符号开始的。”[1]

  当代史学界发现,仅凭文字中的王朝制度、各级法条、大儒言论,不能全面、真实地了解纷繁多样的历史和民间生活。近些年来,宋明清各代生活史研究中,新观念和新方法聚焦于基础的、常态的历史生活,课题触角逐渐深入杂记、乡规民约、方志文字中,这也为明清家具的文化探索提供了新的历史学依据。当代艺术史研究也认为,艺术史所处理的主题不应“自说自话”,应具有与历史对话的空间。可以预见,大量明式家具图案的进一步细致化探索,会为明清史学、艺术史研究带来新鲜的图像资料与空间延展。

清早期 黄花梨盆架清早期 黄花梨盆架

  “凤纹观”的确立之路

  凤鸟纹饰历代延绵,见于仰韶、河姆渡彩陶、良渚玉琮、商周青铜礼器及玉器、战国织锦及漆器等。传说中的“凤”为百鸟之首,在群鸟中为群臣之君,其崇高地位来自远古部落鸟图腾崇拜,传说纷纭。

  唐朝武则天时期,凤纹的女性性别意义比此前更加明确。《宋史·舆服志三》中描述北宋皇妃首饰“冠饰以九翚、四凤”南宋皇后则用龙凤花钗冠。这一时期,凤饰飞到了地位最高的女性头上,并逐渐制度化。

  明朝皇后的朝服上,配冠饰有九条翠龙、四只金凤。皇后常服上,配“双凤翊龙冠”。这些就是民间“皇后娘娘凤冠霞饰”之说的“凤冠”。如按明初洪武规度,凤冠只有后妃可以配戴。晚明时期,王纲解纽、法度松驰,凤冠在各阶层中被僭用。

  明嘉靖年间,首辅严嵩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载,其子严世蕃府邸被查出“珍珠五凤冠六顶,共九十三两;珍珠三凤冠七顶,共重五十三两一钱。”这十三顶凤冠均为实用物。甘肃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夫人墓中也出土过一顶凤冠[2]。彭泽历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其妻为“诰封一品”,按律不应戴凤冠,但却逾制而为,藏有凤冠。

  清朝皇后冠上的三层顶子各饰金凤,朱纬一周饰缀七只金凤,常服上绣八只彩凤,皇妃们的常服上则饰有有龙凤呈祥、彩凤双飞、丹凤朝阳等图案。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存皇太后和皇后朝服像如清 《孝庄皇太后朝服像》(图1)中可见,朝服以及宝座均饰凤纹,不同于饰以龙纹的皇帝朝服与宝座,凤纹作为女性专属标识明确。

图1 清 《孝庄皇太后朝服像》(故宫博物院藏)图1 清 《孝庄皇太后朝服像》(故宫博物院藏)

  自先秦开始,男女举行婚礼所使用车舆服饰就出现超越身份的现象,古人称为“摄盛”,意为婚礼是人生大事,允许稍有违规越位之行为。此后便成习俗,沿至明清。明清时期,有品级的文官夫人可用霞帔。平民女子嫁人时,根据“摄盛”制,也可用“凤冠霞帔”,新郎可以穿九品官服,故称为“新郎官”。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昏礼摄视议》载:“《明史·舆服志》云:‘庶人婚,许假九品服。’亦摄盛也。”

  明末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写到“花烛之下,乌纱绛袍,凤冠霞帔,好不风象。” 清代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八回载:“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鼓乐彩舆,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反映了民间社会普遍有之的凤纹观。由此可见,经过漫长的积累,在制度和文化上,凤纹作为女性的象征符号,被完全确立。 

  嫁妆里的凤纹“密码”

  过去学界无人关注凤纹课题,收藏家和流通领域对明式家具上凤纹的含义,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实例和对明清生活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凤纹图案作为女性专指符号,在明式家具上大规模出现,绝不仅是纯粹装饰用,而是与特定的社会风俗、意识相关,有着自己的历史主题,反映特殊寓意。其中藏有一个密码,那就是这些家具多为女子出嫁时的嫁妆。

  “陪嫁”是女子在出嫁时从娘家带到夫家去的财物,又被称作嫁妆、嫁奁、妆奁(关于古代婚嫁家具,笔者在本刊2014年10月及11月专栏中皆有所阐述)。

  明崇祯年《松江府志》记载当地习俗为:“婚前一日送奁于男家,今为迎妆,以奁饰帏帐、卧具、枕席,迎于通衢,鼓乐拥导,妇女乘舆杂遝,曰:‘送嫁妆’。金珠璀璨,士大夫家亦然,以夸奁具之盛。此俗礼不知始于何日,沿不可废,知礼者并宜议革者也。”

  清初思想家陈确在《丛桂堂家约》中开列一份奁品清单,内容如下:“衣柜一口、衣箱两口、火箱一只、梳桌一张、琴凳二条、杌头二条、衣架一座、百架一座、梳匣一个、镜箱、一只铜镜二面、面盆一个、台灯一个、烛千一对脚炉一个布衣二袭、铺陈一副、床帐一条、床幔一条、门帘一条、面桶一只、脚桶一只。”陈确认为,这是一个低标准的送奁约定,嫁女妆奁按照此单办理,即体面,又减轻了女方家庭的经济负担,“则主人虽极贫,可免外贷。此一家血脉常通之道也。”而据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汾阳县志》载,山西地区“嫁女,富户倍加衣饰、铺陈、桌椅、橱箱、杂用铜锡器皿,递减至贫家,则随身奁箧而已。”

  满族婚俗,男方家庭准备好屋子,屋内“一切陈设桌椅板凳直到炕席毡条”[3]都由女方家庭置办。因此,上至皇室豪门,下及平民贫户,随嫁家具是实行已久的惯例。乾隆帝弘历为皇子时,娶富察氏为福晋,居紫禁城西五所。乾隆继位后,西五所改名“重华宫”,重华宫中“陈设大柜一对”,为富察氏陪送的妆奁。乾隆帝曾说此大柜:“其东首顶柜,朕尊藏皇祖所赐物件。西首顶柜之东,尊藏皇考所赐物件。其西尊藏圣母皇太后所赐物件。两顶柜下所贮,皆朕潜邸常用服物。”[4]可见皇子的福晋嫁奁中有大型紫檀家具。

清早期 黄花梨长桌清早期 黄花梨长桌

  不妨瞭望一下清晚期,清代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大婚,全部档案文件汇编成册,名为《大婚典礼红档》,其中卷五包括皇后妆奁的筹办记录和妆奁清单。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嫁妆分成两次,各一百抬,抬送入宫:

  第一次:

  紫檀龙凤五屏峰铜镜台一件(随大红缎绣金双喜字套一件)栏杆采盘十二抬;

  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屏成对(分二抬)六十三、六十四抬;

  紫檀足踏成对六十五抬;

  紫檀雕龙盆架一件(随大红缎绣金双喜花披一件金面盆一件)六十六抬;

  紫檀雕花匣子二十件栏杆采盘分十抬;

  紫檀雕花箱子二十只栏杆采盘分二十抬;

  紫檀雕花大柜成对分四抬。

  第二次:

  紫檀雕福寿连三镜支一件(随大红缎绣金双喜字镜帘一件)栏杆采盘十一抬;

  金小元宝喜字灯成对栏杆采盘十二抬;

  紫檀连三成对(分二抬)六十二、六十三抬;

  紫檀雕花大案成对(分二抬)六十四、六十五抬;

  紫檀雕花架几床一张(随大红缎绣金双喜帐子一架)六十六抬;

  朱漆雕龙凤匣子二十件栏杆采盘分十抬;

  朱漆雕龙凤箱子二十只栏杆采盘分二十抬;

  紫檀雕花大柜成对分四抬。

  这种数量和品级的嫁妆,女方无论何等人家也难以置办,当然也无需其置办,皇帝后妃的嫁妆,均由朝廷统一筹办。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一国之君的婚礼对婚嫁礼俗的遵从,这是整个社会面貌的集中体现。光绪帝大婚之时,国力衰疲,经济窘迫,慈禧懿旨要求:“国家经费有常,目下整顿武备需款孔多,各省时有偏灾,尤宜体念民艰,爱惜物力,朝廷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在懿旨精神下,光绪帝大婚嫁奁家具,却基本是紫檀材质,应为广东粤海关承办购买制作。古典家具界乾隆之后无紫檀的传统说法,看来经不住史料的质问。

  嫁妆家具上,镂刻象征女性的凤纹、螭凤纹图案,这是区别夫家财产的视觉识别符号,它高调地昭示着一种女性权利。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图案符号表明,明末及清早期的女性并非完全没有话语权,婚后女性尤其是有自己所属财富的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有一定地位。    

  凤纹家具实例赏

明末清初 黄花梨嵌楠木凤纹平头案明末清初 黄花梨嵌楠木凤纹平头案

  明末清初 黄花梨嵌楠木凤纹平头案

  高82.8厘米、宽182.2厘米、深57.3厘米,美国罗伯特·毕格史夫妇旧藏。此平头案牙头原有形态为“刀子牙板式”,只是牙头镂出凤纹,让人尤为关注,可见这种女性符号是突破宋以来刀子牙板光素样式的先头突击兵。(图片提供:纽约佳士得)

清早期 黄花梨罗汉床清早期 黄花梨罗汉床

  此床七屏风围子,透雕纹饰。正面围子正中绦环板中雕鸾凤纹,喻意鸾凤和呜、夫妇幸福。鸾凤形象栩栩如生,神态优美而自然,雕刻细节一丝不苟,工艺上堪称家具中凤雕之翘楚。

清早期 黄花梨长桌清早期 黄花梨长桌

  上海博物馆藏。其正面牙板雕鸾凤和鸣纹,侧面牙板雕有喜鹊登梅纹,意为“喜从天降”,为婚庆时常用符号,牙板和四足间的角牙雕回首小螭龙纹。

清早期 黄花梨方桌清早期 黄花梨方桌

  长82.5厘米、宽82.5厘米、高81.5厘米。霸王枨已经完成了力学的功能,但制作者另有机心,用八个螭凤纹角牙的装饰表达女性象征,一目了然。这种角牙是桌类的一种新式样,凤纹带领装饰工艺前行的尖兵作用又一次凸显。(图片引自朱家溍《明清家具》)

清早期 黄花梨盆架 清早期 黄花梨盆架

  盆架高62厘米,以五条曲龙式圆雕螭凤纹作架足,形态立体,凤头已简化若有若无,但符号形态依然存在,女性含义明确。螭凤尾部翻卷双草,均有构件支撑,结构意识和视觉美感的结合令人叹服。这种立体圆雕图案比较晚出现,在明式家具中,它们是螭龙、螭凤纹发展到顶峰时的形态,但这一款式沿用时间悠久,二三百年不废。

清早期 黄花梨镜台清早期 黄花梨镜台

  正面屏风整扇透雕鸾凤纹。两侧屏风为桃纹,多寿之意。搭脑和扶手出头为龙头。前面角牙圆雕小螭龙纹,与正面屏风上舒展的鸾凤图案相比,犹如子母螭龙中的子螭。(图片引自庄贵仑《庄氏家族捐赠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集粹》,两木出版社)      

  注释

  [1]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象》第38页,杨思梁、范景中编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

  [2]《兰州上西园明彭泽墓清理简报》,《考古》,1957年第1期

  [3]《中国风土志丛刊》第13册,第151页,《北平风俗类征·嫁妆》

  [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八九,第925页,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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