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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其人其画其书:书生本色

作者:佚名      收藏知识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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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_ 汪运渠

  张道藩(1897年-1968年)字卫之,贵州盘县人。1919年留学英、法,在欧洲7年,研习油画和文艺理论。归国后,历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台湾立法院长。有《张道藩戏剧集》《张道藩书画集》《张道藩先生画选》《张道藩先生文集》《道藩藏印谱》等行世。

张道藩张道藩

  1919年底,张道藩西渡英国,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就读,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后入英国维多利亚公园学校、克乃佛穆学院、伦敦大学思乃德学院、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在欧洲7年留学期间,他从事人体模拟和速写、素描等,刻苦研习油画和文艺理论。张道藩还到瑞士、意大利、法国各地,参观当地的教堂建筑、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以及名胜古迹,领略各国艺术的特色、享受艺术珍品的启迪和陶冶。留学期间,张道藩结识了傅斯年、徐悲鸿、刘半农、罗家伦、邵洵美、何思源、陈立夫等人,皆为出群拔萃之才俊。

  1919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礼堂,在一片“反对传统的艺术、模仿的艺术”的口号声中“天马会”成立了,这是一个美术爱好者的文艺组织。消息传到巴黎,1921年,在巴黎的一帮中国留学生仿照“天马会”的模式,鼓捣出了“天狗会”这么一个艺术团体。参照入会的辈分,也考虑年龄的长幼,排定顺序,谢寿康是老大、徐悲鸿老二、张道藩老三、邵洵美老四,孙佩苍被封为狗头军师,郭有守热心、肯跑腿,封其为“天狗会行走”,蒋碧薇被封为“压寨夫人”,是该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刘纪文在伦敦认识了张道藩,知道张道藩很服膺孙中山的主张,就对张道藩说:“你这样崇拜孙先生,你应该加入他所领导的革命党。”张道藩说:“我是学美术学文学的,加入革命党不会有什么贡献。”刘纪文说:“革命党里无论什么人都有用,尤其是真心诚意赞成孙先生革命主张的人。”张道藩说:“我本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世家,从小自然免不了有读书求官做的想法。可是当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听说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那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人还免不了受武人官僚政客的气,所以我到英国以后,不但不学准备做官的学科,连哲学、教育等科都不愿学,就是怕卷入政治圈里去,因而选学了与人无争的美术和文学。我如果加入革命党,将来一定会卷入政治漩涡,免不了受那些混蛋家伙的气。这是和我志愿相违背的,所以我不愿入党。”后来邵元冲来到伦敦,又和刘纪文找张道藩谈过许多次。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张道藩被他们的热忱和诚挚所感动,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张道藩与邵洵美离法回国,途中整理《近代欧洲绘画》书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张道藩的第一本译著。到达上海后,应刘海粟邀请宣扬人体艺术,还与先于他回国的徐悲鸿举办了二人联合画展,引起轰动。1932年张道藩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33年组建中国美术会,任理事长,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一届美展。1934年,张道藩所写话剧《自救》在南京公演,徐悲鸿发表《张道藩的自救》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徐悲鸿文集》。1934年,张道藩所写话剧《自娱》脱稿,徐悲鸿撰文《张道藩先生近作话剧“自娱”》,谢寿康、杨振声等人亦撰写评论文章发表于报刊。1936年张道藩改编的法国名剧《狄四娘》公演,同时写完电影剧本《密电码》并任导演。1937年2月电影《密电码》上映,轰动一时。4月,联络368名全国美术界人士成立中华全国美术会,张当选为理事长,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二届美展。5月,所作话剧《最后关头》发表。7月7日,抗战爆发,11月张道藩发表《杀敌报国》独幕剧,全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1938年,由陈果夫提出《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道藩参与“纲要”起草,成为以后的实际执行者。张道藩组织成立电影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1942年2月,张道藩陪蒋介石访问印度回国后,放手开展文化运动,1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文运会”的工作目标是“以文化力量增加民族力量”。

  张道藩的文化举措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救助。重庆物价高涨,文艺工作者均感生活压迫。为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张道藩参与策划组织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并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教育文化费项下拨款10万元,以为奖助金。”初期侧重于补助作家生活,并主持筹备文艺新村,征集抗战文艺作品。与此同时,发起“提高稿费运动”,鼓励文艺创作。针对文人人穷志不短的情况,张道藩采取了“特约撰述、预付稿费”的特殊方式,在不伤害文人自尊心的前提下,予以经济上的帮助。由于工作关系,张道藩与各种派别的文人都有来往,他常常给左翼文人茅盾、胡风、冯雪峰、田汉、许广平、洪琛等20余人按月以“特约撰述、预付稿费”的名义发放津贴,但这些人并未在政治上从此右倾。有人将此事密报陈布雷,但陈布雷为其打掩护。张道藩依然是我行我素,比如让茅盾住在“文运会”所在地的重庆曹家庵的后楼,老舍更是那里的常客。1942年,张道藩于重庆主办第三届全国美展。1944年10月5日,张道藩在重庆广播大厦内成立“著作人协会”,呼吁作家、文艺家重视、保护著作权和版权,他还是国际笔会中华民国笔会的首任会长。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张道藩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介绍画家潘玉良画展》《画家吕斯北及其作品》《论傅抱石之画》《介绍画家余仲志及其作品》《介绍木刻家唐英伟》等艺术评论文章。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由张道藩领导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尊师重道的宣传活动。1946年5月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奉蒋介石之命宣慰北方,视察平津文化工作,并遍访耆宿,以安定国内人心。 当时的白石老人已经名满天下,其社会名望与日俱增,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张道藩既奉命宣慰,自然不可能错过齐白石,于是亲到齐白石住址去探望。因白石老人抗战时期寓居北平,多次贴出告示声称不为伪满日寇作画,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一直到抗战后才重新执笔作画。但专程来京接收的重庆政客,则仍然将白石看作敌陷区的文化人,对他多有微词。张道藩对此十分了解,为了表达诚意,他特地登门拜访齐白石,以示尊重与慰问,对肃清当时或多或少存在的齐白石附敌的流言,大有作用。 齐白石自学成才,尽管艺术造诣极为深厚,但在科班出身控制中国艺术界、尤其是画坛的艺术家眼中,他多半被视为旁门左道。鉴于齐白石不被普遍认同,有悖于当时文化界倡导的尊师重教风气,张道藩就萌生了拜齐白石为师的念头。齐白石对张道藩似颇有感怀之意,赠其《秋菊艳艳》一幅,题曰:“道藩仁道兄先生旧时艺迹术能事,今来京华,开导一切,是同人造福,明日出京华,奉赠此幅以纪其事。”1946年11月3日,张道藩于南京香铺营文化会堂拜齐白石为师。张道藩说:“我之所以要拜齐白石先生为师,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提倡尊师重道。”“除了对先生的崇敬,希望引起全国同胞以及全世界人士对中国绘画、金石最高超的艺术,有更深切的认识。”

  《凤尾花》,是张道藩忆及家乡贵州特产凤尾花,在1946年11月16日作于上海文化会堂的一副画,齐白石题之曰:“道藩仁弟自及门以来作画此为第一幅,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此花名凤尾,能舍胭脂,亦予之嫡派也。予喜之,因题记归之。”在这幅画上,有张道藩的大篇题跋,从题跋中可以看出,此幅以张道藩故乡独有的凤尾花入画的作品更有故事。当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张道藩交善,大概是为激励张氏,故许诺说要以一架飞机换取张道藩拜齐白石门下第一件作品。在张道藩所绘的工笔《荷花》上,齐白石题曰:“道藩仁弟自及门以来作画此为第一幅,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也。予喜之,因题记归之。”这里说的“及门以来作画此为第一幅”,可能是画工笔的第一幅吧。这一幅左下方是余井塘的题跋,称张道藩是多才多艺的“庙堂奇人”。 余井塘是江苏兴化人,1923年毕业后留学美国,留美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底去台湾,次年出任台湾政权“内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张道藩、余井塘曾是CC系的顶层组织“青白团”的成员。1968年张道藩逝世,余井塘是“治丧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齐白石在这两幅画的题跋中都说张氏:“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这只能说白石老人的眼尖,对张氏的褒扬亦非泛泛应付。张道藩留学欧洲7年,研习的是西洋画,但《凤尾花》《荷花》,却纯是国画,看不到西画多少影响。其实张氏自幼喜书法、绘画,5岁时在其父指导下描红习楷,6岁时就学于姑母张侍訇所办的盘县女子学堂,随其姑母学习画,现在可以见到他12岁时所画的《月季》,用笔、用色、构图已是不俗。中国绘画,以写意为主,须有书法作为支撑。张道藩的书法有着童子功,用笔不离法度,章法疏朗,清秀劲健,造诣不凡。《凤尾花》《荷花》这两幅画用笔、用墨、用色全是国画传统,加之有西画坚实的造型能力,所以白石老人说张氏:“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关于张氏国画造型与线条的功力,在其另一幅工笔《写生兰花》上呈现的更为明显。

  1922年的暑假,张道藩到柏林郊区写生,结识了徐悲鸿、蒋碧微夫妇。此后在“天狗会”的活动中,与徐悲鸿、蒋碧微接触频繁,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蒋碧微与“天狗会”这群优秀分子一起去咖啡馆高谈阔论,耳濡目染他们的思想。她与他们一起四处旅游,快乐兴奋、意气湍飞。她没有女人的忸怩与娇气,当划船时,她也挥汗如雨地加入比赛队伍,高声大笑。给予她快乐的也许不是徐悲鸿,而是这一群尊重她宠爱她的男子,也是这群男人给了她自信。在巴黎,她上过语言班;坚持与一位音乐家学习提琴和乐理,去听音乐会;与张道藩、谢寿康、邵洵美、常玉等这群儒雅的男士一起坐咖啡馆、聊天、看戏、看电影、跳舞、出席宴会和舞会。她具备了上流社会女人应具有的高贵、情调、应酬和礼节。蒋碧微要做好女人,一个招人喜欢但不招摇的女人,一个不同于传统但又传统的女人,一个既新潮又守旧的女人。她决心做一个好妻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妻子,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妻子,而是西化了的那群男人们理想的妻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去国9年,蒋碧微尝够了贫困生活的滋味。蒋碧微曾这样回忆说:“道藩最重感情,热情洋溢,乐于助人。悲鸿不在我身边,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对他寄予极大的信任,常常请他充当我的男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相伴得久了情也就自然而生了。张道藩向蒋碧微写信以隐喻的方式含蓄示爱,但理性的蒋碧微回信也以隐喻的方式巧妙地拒绝了。1926年2月,张道藩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婚,后,收养一女,取名丽莲。

  1928年春,徐悲鸿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此时,他已是一位声誉鹊起的画家,南京傅厚岗6号徐悲鸿的公馆成了文艺社交沙龙,蒋碧微扮演着沙龙夫人角色。1934年,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女学生孙多慈的绘画悟性和艺术潜质让徐悲鸿惊讶,孙多慈成为徐悲鸿油画《台城月夜》的画中人。孙多慈年轻秀美,清丽优雅,高情逸韵,深得徐悲鸿的赞赏和喜爱,师生感情甚笃,产生了恋情。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多慈,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不能容忍,她怒不可遏地到中央大学画室去找孙多慈与徐悲鸿算账,当面痛骂孙多慈,弄得满城风雨。蒋碧薇与徐悲鸿龃龉日增,隔阂加深。在南京傅厚岗6号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作为新居庭院的点缀。当蒋碧微得知枫树是孙多慈所送时,无法容忍,令佣人全部拔除。徐悲鸿愤然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他手上戴着孙送他的红豆镶成的戒指,上镂“慈悲”二字,是两人名字的组合。1936年6月, 徐悲鸿接受李宗仁的邀请,离开南京到广西出任广西省政府顾问。1936年的8月,蒋碧微到桂林,试图说服徐悲鸿回到南京。但当时徐悲鸿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及艺术之中,他没有答应蒋碧微的请求,蒋碧微怅然而归。从此,徐悲鸿也再没回到过傅厚岗6号徐悲鸿公馆。徐悲鸿离开了南京去广西后,南京傅厚岗6号的社交沙龙却依然热闹,此时的蒋碧微,仿佛有了一种解脱,乐此不疲地扮演着沙龙夫人角色,当时像汪精卫、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都是傅厚岗6号的常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4月,徐悲鸿应田汉之邀,从重庆东下武汉,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工作。他的另外一个心思,这就是赶往长沙,与孙多慈会面。徐悲鸿是性情中人,有着艺术家浪漫多情的气质,一旦爱上什么人总是不管不顾大张其鼓,不肯委屈爱着的女人。为了爱情,徐悲鸿突然单方面于1938年7月31日在广西桂林的报纸上,以醒目标题,刊出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戏剧性的是,当徐悲鸿的好友、安徽舒城沈宜甲到孙家提亲,不料遭到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的破口大骂并被逐出门外,徐悲鸿跟孙多慈的八年恋爱最终无果。孙多慈与徐悲鸿分手后,嫁给了当时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这位许厅长乃浙江临海张家渡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也是一位文化人,而且是坚定的国民党分子,在三十年代曾以呈请国民政府“通缉反动堕落文人鲁迅”而著名,当时他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抗战前,许绍棣和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郁达夫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也有资料称,许绍棣与孙多慈的结识,却正是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撮合。于是,同样经历了人生与情感风雨的许绍棣在与孙多慈交往了两年之后,终于结婚并生养了两个男孩,孙多慈得到了不管怎么说都还算是宁静的归宿。1949年,许绍棣携其家眷包括孙多慈及岳丈等去台湾,后任台湾立法委员、《中央时报》常务董事。

  徐悲鸿的一纸声明,使得蒋碧微决心做一个好妻子的理想破灭了。正在蒋碧薇困苦之时,一双援助的手这时向她伸来,那就是张道藩温暖的手。战争烽火燃起之时,是张道藩把她们孤儿寡母送上了逃难的船,战争中又是他一次次去看望她,安抚她受到惊吓的心,给她温柔、体贴的关爱,给她实际的帮助和精神的鼓励,帮助她介绍工作。抗战八年是她们热恋的八年,几乎每天都在通信,互诉衷肠。像所有真正热恋中的恋人一样,他们体验了所有的快乐、等待、痛苦、折磨,他们写下15万字的情书,表达他们的情感和心志,这是一份世间少有的爱情。在抗战的八年中,蒋碧微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个人兼三份工作,独立艰难地撑持着一个家庭,这是那个时代女性中少有的现象。1938年徐悲鸿与孙多慈分手后,应邀前往印度、新加坡办展,创作了大量作品进行义卖为抗战捐款。1940年,徐悲鸿从新加坡回国,希望破镜重圆,但此时蒋碧微已是张道藩的情人。面对未来的选择:选择婚姻的保障,选择一个天才的画家;还是选择爱,选择做张道藩的情人?在这艰难的选择中,蒋碧微选择了情人角色,因为她爱张道藩。此时,徐悲鸿希望蒋碧微接纳自己,蒋碧微神情淡定地说:“假如你和孙韵君(即孙多慈)决裂,这个家的门随时向你敞开。但倘若是因为人家抛弃你,结婚了,或死了,你回到我这里,对不起,我绝不接收。”

  1942年8月,张道藩父母张铭渠及伍夫人七旬双寿,张道藩回盘县祝寿,蒋中正亲笔题写“齐眉合德”匾额相赠。好友们由但荫孙发起,请但荫孙父亲、革命元老但焘先生执笔撰写寿序,又请重庆大学教授蒋碧微的父亲蒋梅笙用工楷书写全文成六条屏,由蒋碧微亲手交给张道藩。徐悲鸿以一幅《七喜图》贺寿,此幅作品创作于1942年夏天,徐悲鸿时年四十七岁,题识为:“铭渠老伯、伯母七旬大庆,世侄徐悲鸿敬写贺。壬午大暑,重庆柏溪。”画中描绘了七只喜鹊在挂满红叶的树枝上停留嬉戏的情景,他们彼此相应,姿态全然不同,画面设色淡雅,用笔老辣。徐悲鸿的许多作品里,红叶都极为精心地营造出画面主角—人物或禽鸟的情绪,是徐氏创作里的重要水墨语言。在婚姻、爱情、友情的复杂纠葛漩涡中,徐悲鸿尚能以此精品为张道藩父母贺寿,其做人的境界亦大矣,非寻常人可比也。

  1944年,徐悲鸿重新觅得一红颜知己廖静文,在《贵阳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末尽深知。特此声明。”爱已逝,心亦远。但蒋碧微已经不是过去时代的女性,她在法国9年,尊重女性、尊重人格的意识于她有所觉醒,她要求夫妻能够互相尊重,起码要有表面的尊重,如果连这点都没有,她将无法接受,因为这涉及到人格和尊严的问题。蒋碧微理智地开出了离婚条件,她说:“我要了他一百万元和一百幅画。”用这些钱和画来补偿自己二十八年来对家庭的所付出的艰辛、所蒙受的不公,也用来安置自己以后的生活和支付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蒋碧微要得理直气壮面无愧色。其实,那时的一百万元,也就是普通公务员一年的薪水。1945年12月,在大律师沈钧儒的见证下,徐悲鸿和蒋碧微签字离婚,结束了28年的事实婚姻。对蒋碧微提出的条件的徐悲鸿一 一照办,并且为了赶出给蒋碧薇的一百幅画,废寝忘食,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徐悲鸿的这种作为。蒋碧微为徐悲鸿付出了青春、才貌,背弃了豪门之约,背弃了父母,十多年陪着徐悲鸿历尽坎坷、备尝艰辛。徐悲鸿知道自己欠她的,所以日以继夜地作画,最后还特意多给了一幅蒋碧微最喜欢的《琴课》,这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油画。

  1948年,蒋碧微随张道藩到了台湾,孩子们跟父亲留在大陆。张道藩女儿有肺病,澳洲的气候好,加之时局不稳,张道藩的法国妻子素珊与母亲、姐姐和女儿去了澳大利亚,一走十年,蒋碧微成了张道藩公开的情人。而她与张道藩的真爱,在他们相濡以沫的岁月里,更是令人感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们相互扶持、彼此温暖、不离不弃。他们的爱情在战火与烟火的熏染考验中愈加坚贞不渝。在他们唯美的爱情中,张道藩的人格魅力彰显无疑。人前刚强如斯的他,唯有在蒋碧微面前,才会展示最真实的一面。在蒋碧微需要安慰照顾时,他是铁骨铮铮的男人。而蒋碧微在与张道藩相爱厮守的日子里,更是表露出女子温柔贤淑的情怀。她悉心照料着张道藩的饮食起居,为他洗衣做饭,编织毛衣。夏日夜晚,因张道藩怕蚊虫叮咬,蒋碧微亲手缝制可以遮覆八席大小的纱帐,四缘用竹竿高高挑起,里面接上电灯,置几把藤椅,俩人于帐中和着清凉晚风,或读书看报,或款款谈心……蒋碧微虽然没有重新进入婚姻的围城,但却担负起了一个妻子的职责,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1949年,孙多慈全家迁居台湾后,很快在台北、香港举办了个展。此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又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最后回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后来成为该校艺术学院的院长。在台湾,孙多慈被认为是天才卓越的全能画家,她一生勤奋,除了油画上的造诣以外,国画的山水、人物、花卉等无不工妙。孙多慈多才多艺,除了绘画,在书法、文学方面亦有相当功力,她有一首赠徐悲鸿的诗:“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不知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在这首诗中,可见孙多慈文字功力与才情之一斑。1953年9月26日,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在北京医院永远闭上了他的天才之眼。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噩耗传到台湾时,蒋碧微正去中山堂看画展。在展厅门口,当她刚签好名字一抬头,正好孙多慈站在了她的面前。这对几十年前的情敌,一时双方都愣住了。后来还是蒋碧微先开了口,略事寒暄后就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孙闻之即刻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她怎么也不会料到,和蒋碧微惟一的一次对话,竟是蒋碧微告诉她徐悲鸿的死讯!孙多慈心痛不已,决定以中华传统女性的身份,为徐悲鸿戴3年大孝,以示对自己和徐悲鸿之间长达八年感情的追思。她的丈夫许绍棣心明肚知,对于孙多慈,他做到了非常人所能做到的仁厚与宽容,这样的涵养,让人叹服。1970年代初,孙多慈因患癌症3次赴美开刀动手术,于1975年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其好友、人称“物理女王”的吴健雄家中。孙多慈去世后,许绍棣倍感凄凉,写下了多首感伤的诗词。许绍棣死后,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阳明山。

  抛开政治、信仰不谈,就人性而言,徐悲鸿、张道藩、许绍棣、蒋碧微、孙多慈以及本文并未涉及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和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人,他们是真正的“文化”人,性情十分鲜明,思想与襟怀开放宽博。一个人对爱的态度,代表了他(她)的文明程度,他们对他人和自己在思想上、情感上、自由上的尊重,构成了一到至今也还难有人逾越的精神峰峦。

  张道藩担任立法院院长的8年中,每年两次报呈辞去政职,以便专心从事他深爱的绘画和文艺写作,但次次落空。在8年多的公余之际,他重操画笔,往返宝岛各处,画下多幅作品。其中几幅如油画《阳明山的后山》等,所使用的笔法,亦中亦西,山色点染,杂以意识流手法和梦幻似的色彩,将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方画的写实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以期相得益彰。20世纪80年代,刘海粟到贵州访问时,一睹张道藩画集喜出望外,再三观看其中多幅中西融合的画作后,作出总结似的评语:“道藩老弟的画,作中国画有西方画的画风,作西方画时有中国画的画意,难能可贵。”

  作为政治家又是艺术家,其间确有不协调和不相容之处,日益在其内心深处产生重重矛盾,使其长期处于内心的痛苦之中,所以有“精神时好时坏”一说。一次,在和上峰的通话中,他大声嘶喊:“我要做一个艺术家的张道藩!”他多次向家人透露,要放弃仕途,徜徉山水,做个清闲的画家。1958年,当蒋碧微将要过六十岁的生日时,素珊重返台湾,蒋碧微毅然离开张道藩,还他家庭团聚。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室团圆,不惜远走南洋,躲过那个‘情何以堪’的别离场面。”1960年4月张道藩乔迁新居时,蒋碧微闻讯请人购了三束鲜花送去,并附一纸短柬,理智而冷静地说:“我的一生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曾享有你热烈深挚、永矢不渝的爱。”“虔诚地祝福你和素珊,以及可爱的丽莲,恕我不能向你道再见了,不过,最后一次,让我向你重申由衷的感激。”

  蒋碧微做事一向细心,她将多年来徐悲鸿、张道藩两人写给她的书信,即使一张小纸条,她都保存着。和张道藩分手后,蒋碧微开始撰写回忆录,上篇取名为《我与悲鸿》,下篇取名为《我与道藩》。回忆录自1964年10月开始在《皇冠》杂志连载。连载期间,一些朋友不明内情当面劝阻,而蒋碧微总是恳切地向他们解释说明。她认为:“我不相信至真挚爱会有损人格尊严。”这本近50万字的回忆录详实地记述了她与徐悲鸿相识、相知、相恋到分手28年的情感沉浮和心路历程,以及她与张道藩的感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蒋碧微做张道藩情人20年,两人写的情书就有两千多封,随便从信笺里挑出一封,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感情。1966年《蒋碧微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 轰动一时,成为台湾的畅销书。 

  1961年,张道藩终于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专心从事他所钟爱的文艺创作。他游览过台中名胜日月潭,曾企划写出《鸳鸯湖之恋》的剧本,在写出他的自传《苦辣酸甜集》第一卷后,不幸病倒而搁笔。

  1968年4月,蒋碧微突然听说张道藩病危,匆匆赶到台北三军总医院。这是他们自1958年分手后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她静静地看着病榻上的张道藩,此时的张道藩两眼微微地张开着,已经认不出任何人了。一个多月后张道藩辞世,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1937年11月,南京遭日机狂轰烂炸,已成危城,时任内政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政务繁忙,在警报声中写信给蒋碧微,内有言曰:“现在想起有几件必须求你的事,我虔诚地希望你让它们一一实现。一:请将我写的剧本,汇集齐全,出一部专集。二:假如我的作品还没被焚毁,请为我出一本画册,作为我学美术七年的纪念。三:我最近几个月的笔记,你可以加以删改,隐去关系人的名字和字句,在适当的刊物上发表,作为我与你爱情的纪念。你能为我做这三件事,我即使死了,死也瞑目。”俨如遗嘱。张道藩所嘱蒋碧微的最后一件事,是蒋碧微撰写回忆录的一大动机。张道藩辞世后,蒋碧微多方搜集,在张道藩逝世一周年时出版了《张道藩书画集》,画集封面题签为蒋碧微手书。而后,蒋碧微又托人搜集张道藩所写的全部戏剧剧本,于1970年出版了《张道藩戏剧集》。1978年4月,文艺界为蒋碧微祝八十大寿,蒋碧微决定将数十年来收藏的书画举办展览,作为对张道藩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张道藩能有这样一个情深似海红颜知己,可谓足矣。

  1978年12月16日,蒋碧微于台北辞世。根据蒋碧微的遗言,她珍藏的徐悲鸿作品和一些古画,全部捐给台北历史博物馆。她去世时书房里挂着张道藩为她作的肖像画,面容憔悴,头发上插着白花。卧室里则挂着徐悲鸿为她作的肖像《琴课》,此画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画中的蒋碧微,身着典雅旗袍,身姿婀娜,眼睫低垂,纤纤的手指握着一把小提琴,脸部微斜,专注地拉着提琴。这两幅肖像画最为相似的一处是:眼睛清澈明亮,深情专注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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