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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战役史论》手稿看鹰派梁启超

作者:佚名      拍品赏析编辑:admin     
梁启超 《欧洲战役史论》手稿 梁启超 《欧洲战役史论》手稿

  雪珥

  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

  原因是:梁启超居然是“鹰派”,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围殴梁启超的公知,以原国民党党员(该党已于1913年被解散,孙文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到1919才改组为中国革命党)、36岁的参议员马君武为代表。他联合了300多名参议员,联名通电,不指名地攻击梁启超为“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祸害种种。”

  另一原国民党党员、36岁的文人叶楚枪,也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谴责梁启超想率中国人民入于“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扬镳的梁的老师康有为,也在不久后(3月13日)发表“元电”,认为对德绝交将导致德国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语录说:“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

  媒体上,有人甚至指责:“梁启超欲借绝交以兴战祸,是将以全国军民之生命财产,供其一人之牺牲。”(《中华新报》1917年4月1日)……

  对于自己的处境,梁启超坦承:“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外交方针质言》)

  这些都仅仅是言辞攻击的一部分,马君武甚至公开在要求政府将梁启超“驱逐出京,以绝祸源”——尽管马本人从来都反感这个政府对他的任何钳制。

  在公知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甚至喊打喊杀的民初舆论场,“鹰派”的天空似乎并不宽广…… 

  文攻武斗

  其实,梁启超还算是幸运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经有支持中国参战的参议员,在议会大厅内遭遇了马君武的武斗。

  那位倒霉的参议员,名叫李肇甫。在议会讨论中,李肇甫赞同中国应该对德国断交、宣战,被马君武破口大骂,说他“放狗屁”,而后跳将过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连说“打狗、打狗。”(陶菊隐《督军团传》、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据李肇甫的后人记载,当时李肇甫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李肇甫反倒为马君武解围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合砚台都钉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后,其妻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议员打的。(杜欣欣《祖父李肇甫》)

  马君武与梁启超,曾经是保皇党的通知,后来马改投孙文的革命党,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马君武其人脾气暴烈,一言不和便会动手,且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无法就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达成一致,在孙文的高压下,最后认可了总统制(而当袁世凯成为总统时,革命党方面又转而反对总统制)。一向主张分权的宋教仁,依然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狠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

  对于主战的梁启超,马君武并没有仅仅发了个通电就放过,而是继续痛打。不久,因外交总长伍廷芳辞职,马君武又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认为:

  “(近来与德国外交,)外交总次长皆不与闻,而前任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梁启超专揽一切,凡重要事件由彼独断,强迫总统、总理实行……梁启超一面用包围手段胁迫当局加入协约,置国家之种种危险于不顾,一面嗾使机关报纸鼓吹改组内阁,显系借外交问题谋推翻现在政局,以国家为孤注一掷,求遂其攘夺政权之野心……政府对于此种妄人究竟如何处置,是否应即驱逐出京,以绝祸源?”(《中华新报》1917 年3 月9 日)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一旦中国成功参战,则对段祺瑞政府权威的树立、资源的获取等,都将有极大的作用,这绝非原国民党一派所乐见的,也绝非总统黎元洪所乐见的;即便中国参战,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国更紧,而段祺瑞或许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至于以孙文为核心的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虽在国内还属于地下党,但原国民党在国会内的班底仍在,断不容北洋政府继续壮大。参战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更关系到这些党派的自身利益,马君武敢于以在议会会场亮剑的方式、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剑,也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表现。

  总统黎元洪原本是主张对德强硬的,在得知总理段祺瑞倾向对德绝交后,立即掉转立场。当时的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督军团传》感叹:

  “中国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对外问题常带有对内的一种作用,而不以国家利害为其出发点。……黎(元洪)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的政策没有一件事对的,倘段朝东他就得朝西,决不与段走着相同的路线。黎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而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实在太儿戏国事了。”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其实,当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时,“儿戏国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彼时,能超越党派的著名“鹰派”,几乎就只有梁启超一人了,以至于他成为众矢之的:“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参战),而集矢于兄一人之身”。(3月37日伍宪子来信,《梁启超年谱长编》) 

  中国武士道 

  “公知”梁启超当上“鹰派”,并非自此时起。

  早在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成为其“鹰派”观点的宣言。《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通过中日的对比,希望重新唤起中国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国趋于富强。他在该书的《自叙》中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列举了秦、汉以来“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之事迹,列出18条之武德典范:“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造成中国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体制(《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同一年(1904),梁启超亦出版《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参阅雪珥著作《大国海盗》)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不过,在清末的环境下,这个“鹰派”鹰爪向内,在内战内行的中国式“斗鸡”中,雄鹰和公鸡并不容易分别。而当世界大战一开,面对外部,鹰就有机会和鸡分别出来了。

  国之立于天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就敏锐地看到,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机会。

  他与自己的学生、前云南都督、时任陆军编译处副总裁、高等军事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师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蔡锷,多次觐见总统袁世凯,建议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即对德进行交涉,甚至干脆对德宣战,先行收回胶州湾。

  此时,德国方面也因为无力东顾,担心胶州湾一旦被协约国方面夺取,对德国将更为不利,不如直接交换给中国。但是,中德两国的接触被日本察觉,其反应相当强烈,坚决反对中国“私相授受”,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中国方面也只好不了了之,只好宣布中立。

  随即,日本派兵攻占德国租借的青岛,夺取了胶州湾,并且任意扩大占领范围。这一举措,遭到梁启超的坚决反对。

  1914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强烈谴责日本:

  “日本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询属路人共知。……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部亦曾见闻否耶? 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 我政府果知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此种举动即不能坐视,故必须曾知此事与否,曾想办法与否? ”(《梁启超年谱长编》)

  这位曾受日本庇护多年的大清国政治犯,如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次年(1915),日本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梁启超的反日立场更趋强硬,先后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认为日本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国是“谋蹙我于死地”(《中日最近交涉平议》):

  “今日若以此许日本,将来他国提出同等之要求,何辞以拒。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夫此岂惟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

  针对“鹰派”梁启超,日本报纸攻击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回敬说:

  “若谓吾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 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一爱国者,循问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 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

  针对多少有着私恩的日本,梁启超尚且能够不留情面,对于毫无个人恩怨纠葛的欧战,梁启超更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精打细算了。

  一战爆发当年(1914)的冬天,梁启超写成了《欧洲战役史论》这本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著,随即又在《大中华》杂志上连续发表长文《欧战蠡测》。

  在《欧洲战役史论》序言中,梁启超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自序),“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良机会也。”(第二自序)

  在新近发现、即将(2013年6月)在京公开拍卖的《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上,梁启超的封面题词,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

  “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见图)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二。赠书这天“乙卯三月初二日”,即1915年4月15日,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此时,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鹰派”情怀溢于言表。

  《欧洲战役史论》甫一出版,即洛阳纸贵。商务印书馆[微博]在其营销文案中说: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价值,举国所共知,论史之文尤其特长。前此如《意大利建国三杰》等篇,读者殆无不神飞肉跃。今兹战役,因果纠纷、形势诡异,非先生妙笔,孰能传之。本馆当战事初起,即请先生编纂此书,幸承许可,而先生极郑重其事,搜集材料、结构章法、几经斟酌致避嚣郊外,竭全力以成之。

  “本馆敢信,无论何人一读此书必不能释卷,非终篇断不肯修,盖先生之文体,本有一种魔力,此篇又其精心结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人极深也。人生今日,适遇地球上有此空前之热闹戏剧,苟不留心观听自问亦觉辜负。然非先知脚本大意,则亦何能领略真味,苟无先生此书,则吾辈真如聋、如聩耳,且先生费数月之力熔铸数十种参考书,以成斯篇。吾辈但费数点钟一读,则事势了如指掌,天下便宜之事何以过此。况先生之文虽极雄奇,又极通俗,凡商界及小学生可解。

  “本馆为灌输国民常识起见,谨普劝全国人各手一编,诸君读后,方信本馆之言非诞也。”

  “灌输国民常识”,树立“国民自觉心”,确是梁启超研究欧战的目的,他在随后发表的《欧战蠡测》一文中说:“吾侪对于此次欧战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得最脓醒之兴味,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

  读史的意义,就是以古鉴今,梁启超在《欧洲大战史论》导言中说:

  “闻诸智者见事于未形,未形云者,非无形也。月晕而知风,础润而知雨。风雨之未至,而其形则既具矣。特为他种现象所彰,隐伏焉而未予人以共见。……史家之实,不徒在叙述事实之真相而已,其重要者则在深察事实联络之关系,推究其因果之起卒,以资今鉴而垂来训,兹编是作。” 

  战争是良机

  “鹰派”梁启超,对所谓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信心。

  在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他就指出,各国“汲汲于内联而外略,以务自广其土宇”,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乃是所谓“军容平和时代,日本所谓武装的和平,非有大兵力,不足以自固其圉”。这种靠武力均势维持的“和平”,十分脆弱。

  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40余年和平,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障,又是争乱之因缘,“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这种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进化法则之下,优胜劣汰。

  梁启超认为,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今兹之役,宁非予我千载一时之机会,吾将以宣告中立故,将举凡各交战国之租借地,悉令解除武装,交我暂为管理以待战后之谈判;吾将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厉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

  他说:“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若不此之务,而惟自亡是求,亦已焉哉。”

  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梁启超分析说,第一种亡国论,“谓欧战发生,借款无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他认为这是“最无价值”的说法:“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爆发,中国借款之路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自立之道,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

  第二种亡国论,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问题,在于国内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土耳其政府“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于彼,且其诸种者亦不能相互同化,是以势不得不裂为数国而亡随之也”。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种亡国论,是“所谓欧洲列强之外,尚有人焉眈眈于我卧榻之旁,畴昔以均势之故,有所惮而莫敢发,今乘列强力不能及远之际,岂复肯坐失此机,则中国之势,真如累卵矣。”这说的就是日本的威胁。梁启超承认,这也正是他“日日忧之”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国:“国际公法虽曰不足恃,但无论何国,终不能毫无口实而兴兵以灭人国,彼虽日夜处心积虑以谋此,然必有机可乘然后能得志。”这种机会,一是中国主权者与它定盟约,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其手,然后其会取之,二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军队纷纷割据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日本乘机而勘定中国。但是,欧战期间的中国不会给日本此两种可乘之机,将来若有这种机会,则不是日本亡我,而是我国自亡。

  梁启超总结说:

  “吾欲登昆仑山绝顶大声疾呼,以告吾国民与曰,‘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致使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而存亡之数,可谓与欧战决无关系。’”

  在梁启超看来,虽然并不赞成德国俾斯麦“战争为万善之根原”之说,但也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每经一次绝大战役之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送一九一四年》)

  对于欧战各国当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梁启超在《欧战蠡测》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认为参战国国民之所以能够“视战争为义务”,“其一由国家组织日就完善,内部偏受压抑之人渐少,国中不平之气渐消,故能抟控其民为一体,有事斯得其用;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日亲厚,人民共知国家为己身托命,无国则无所怙恃,故一遇国难,则如手足之捍头目;其三由教育日普及,多数国民,皆明于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断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

  梁启超因此感慨:“吾国民睹此,其可以鉴。若在上者怙势以藉践吾民,致吾民不复知有国家之乐,一旦有事,何以相使?而或者乘国家多难,率野心以煽乱,以为人驱除,吾益不知其时何肺肠也。”

  在梁启超看来,民生就是战斗力,要抵御外侮,必先改良内政,“我国今日最患苦者,乃区区政治问题耳。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中国与土耳其之异》) 

  对德断交 

  尽管梁启超等人大声疾呼,但党争、权争之下,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良机,除了中立之外,毫无作为、也难有作为。

  1916 年,法国公使康悌(M.A.R. Conty)受命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从中国引进劳工,填补因战争造成的劳工缺口。中国最后同意向法国输出华工。

  这一年,因应着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国内部一地鸡毛。而最大的事件,就是袁世凯称帝,“鹰派”梁启超再露锋芒,支持其学生蔡锷起兵护法,南北分裂。6月份,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则继续当总理。在内部纷争中,欧战之事,自然无人关切。直到1917年。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海面战略。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据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一文中披露,2月3日,他在天津得知美德绝交,立即致函段祺瑞,“劝其研究预备”,同时,又托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面谒段祺瑞转告。2月7日晚,中央派人赴津,询问梁启超对此事的意见。梁启超当即写成一封长信,陈述意见。信尚未发出,又接到北京电话,敦促其入京面商。8日晚上,梁启超进京。此时,中央已经开过六次国务会议及总统府联席会议,对德国提出抗议的大旨已定,梁启超自然表示赞成政府的决定,提出:一是既向德国提出抗议,便应有与德国绝交、宣战的决心,“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无宁勿抗议也”;;二是在对德国提出抗议之前,应与协约国及各省督军、省长和国会先行接洽。

  在接受《申报》采访时,他说自己“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年谱》),催促黎元洪。在各方努力下,一向不和的黎元洪和段祺瑞,这次比较快地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在2月9日下午6点向德国提出抗议。梁启超说:“此次外交,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后,余为取激进主义之一人。”

  2月17日,情况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不过,这次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悲剧——法国邮轮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船上有1000名中国劳工,其中543人丧生。

  这件事激化了正在酝酿的对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国在拉拢中国对德绝交,另一方面德国潜艇战又造成了华工的重大伤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应顺应世界潮流,赶紧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为此,他遭到了以原国民党参议员为主的舆论攻击,其“鹰派”言论被多方挑剔和指责。

  尽管压力巨大,梁启超仍然在三月初两度致函段祺瑞,提醒他“(与德)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分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为防德人“铤而走险”,“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扑获”。信中,甚至细致地提出了如何对美国措辞,绝交与宣战分两步走,又如何对日本措辞等等细枝末节的建议。在第二封信中,他又针对即将召开的国会,建议段祺瑞“宜要求开两院联合会一次报告,盖既可省捷,且参议院反对派颇占多数,单开会不如联合之较有把握也。”(《梁启超年谱长编》)

  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政府终于顶着重重阻力,分别在3月10、11日获得了众、参两院的通过。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国绝交。

  鹰隼试翼 

  绝交之后,梁启超则致力于推动对德宣战。他公开发表《外交方针质言》等文章,认为对德宣战,并不仅仅为了所谓公法、人道等“普通义”,更是为了“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空头的道义出发,这是梁启超这位“鹰派”公知区别于他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梁启超所谓的“自处之途”,“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侧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他提出“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中国在清前期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非受缠扰受压迫至无可奈何,决不肯与人开襟抱以相交际”,以致“不能齿列于世界国际团体中……成为一种惰力性,吾侪则确认此种惰力性为绝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苟长此因袭不变,则国家非终归淘汰焉而不止也。”在他看来,参战也是一种改革开放。

  他并不赞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认为弱国正因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机会,提高国际地位:“(中国问题)必为战后世界问题之焦点,则我国能否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于我国关系甚大。诚然,我列席焉,所保全者能几,诚未敢知,然而若不获列席,则多数国家为处分者,而我为被处分者,其时四顾无援,噬脐何及?”(《外交方针质言》)

  针对有人主张对德国外交只能到绝交为止,万不能再言宣战,梁启超认为:“苟无宣战之觉悟,则自始宜勿抗议;既为严重之抗议,则结果必趋宿于宣战……抗议发出之一刹那顷,即为与德国恩断义绝之时”。如果既开罪于德国,而又不肯宣战,“复自外于美,自外于协约国,八面不见好,将来平和列席不可得,有敌无友,坐待处分,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外交方针质言》)

  他认为,中国不能只有宣战之名,要想实现预先的目的,必须对战争要有所贡献,因为只有“尽一份义务,方可取一份权利”,“在战场上与吾友邦结一共同利害,为将来增进国家地位,作一层牢固之保障”;中国军队派出后,“托外国人重加训练,使之目睹他人整齐严肃之军纪,高尚纯洁之军志,复杂巧妙军术,经一番观感之后,将来凯旋而归,必可为我军界开一新局面,而国家实利赖之。”(《对德宣战回顾谈》

  对于种种攻击,一向笔锋犀利的梁启超,并未给予还击,而是呼吁大家不可将外交大事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他说:“凡稍有爱国心之血性男子,终当勿以内治与外交混为一谈,勿假对外问题为政争之武器。鄙人对于此次外交政策,固为极端赞成之一人。窃观各立宪国之惯习,凡反对党之对于政府一切匡救督责、掊击之法,虽无施不可,若乃以不慊于现政府之故,而对于其所执对外方针劫持之使不能贯彻,是则非与政府作对,实与国家作对耳。何也?国际团体上所认之人格,乃国家也,非执政之个人也。使国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对于他国而堕其威信,此无异自剥夺其国家之人格,非仇视国家者,何忍出此?一部分之政客,如明乎此义,则酿成内乱之忧,其亦知免矣。”(《外交方针质言》)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向有博学、犀利之名的“鹰派”梁启超及掌握各种资源的段祺瑞政府,面对种种舆论攻击并不还口,而那些学识有限、语言霸道、甚至满口痞子腔的人,倒是猛烈攻击,甚至喊打喊杀。

  倒是陈独秀在《对德外交》一文中,很是为梁启超说了几句公道话:

  “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陈独秀文章选编》)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对党争干扰外交予以痛斥:

  “新兴国家,党争自所不免。然党争逾轨,实为进步之障碍。倘有对外战争,各党贤者,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当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达较远大之目的。南北军人亦将以患难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响于国家安危,岂不甚巨。”

  党争再度迟误了外交,并且造成了内乱。

  梁启超、段祺瑞推动参战,遭到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原国民党势力也大力反对。参战案在国会受阻,总理段祺瑞急于求成,走了一步臭棋:居然在5月份导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事件,找了一帮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围国会,试图逼迫议员,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导致国会反弹,要求改组内阁。

  段祺瑞只好去职,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瘫痪,这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各地军阀立即表态,8省督军随即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张勋出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趁乱拥戴溥仪复辟清室。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赶走溥仪、张勋,重新组阁,冯国璋则代理总统。

  经此折腾,拖至8月14日,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对德奥作战: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系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   ***

  历史证明,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这是自同光中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再度露出中兴之相。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也为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

  吊诡的是,积极推动参战的“鹰派”梁启超,此时又成了“掠功”的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中,嘲讽说:

  “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着《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

  在李大钊看来,一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即协约国)的胜利”,而“是Bo1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尽管在此前一年,他也为对德而欢呼,认为“实为我国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也”(《我国外交之曙光》,《李大钊文集》)。

  “鹰派”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也不想纠缠于那种主义胜利的意气,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临行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宴请梁启超,梁启超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种解释。”说了这句,就不肯往下谈了。梁启超就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以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欧游心影录》)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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