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真伪之辩难画句号

《功甫帖》真伪之辩难画句号

　　2月18日下午，刘益谦携《功甫帖》在京举办媒体见面会，并在会上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现场鉴定《功甫帖》，以证明其为真迹。然而随后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回应称坚持认为《功甫帖》为伪迹。虽然此事件至此仍未盖棺定论，但也在业内引发一场辩论，其中，中国是否应该成立权威鉴定机构以及博物馆在文物鉴定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成为辩论的焦点。

　　争论1

　　中国是否应该成立权威鉴定机构

　　文物真伪鉴定的困局一直存在，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六期上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从书法到文章均为伪作。此后，启功、李长路、章士钊、高二适等名家对《兰亭序》真伪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辩”。

　　此次《功甫帖》的真伪之争同样吸引了众多藏家、业内人士的评论。在两个月时间内，包括朱绍良在内的一批收藏家力挺《功甫帖》为真迹，而指出《功甫帖》为伪本的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却始终不肯改口。随着争论发酵，真伪之争也升级为是否应该成立权威鉴定机构之争。

　　一方阵营认为，政府应该出面建立权威鉴定体系。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就撰文指出，“由《功甫帖》所牵涉到的中国书画鉴定的全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从宏观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其重中之重是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书画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用科技创新打开鉴定中的技术瓶颈，而非任凭社会力量和娱乐的方式左右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鉴定，或者仅停留在上世纪的鉴定结果之上”。

　　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凤海指出，“国家不应出面用纳税人的钱去建立权威鉴定机构，因为这样做没有必要、不可能做到、又得不偿失。因为从纵向看，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是由政府出面组建一个机构来判定文物的真伪；横向看，世界各国目前也没有这样一种机构。古今中外，人们都把艺术品作为一种装饰、一种美化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收藏、一种乐趣。在艺术品鉴定方面，国家下那么大力量不值得，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好。说到底，艺术品鉴定并不关乎国计民生，也不涉及衣食住行，没必要把它提到国家层面做出相应决策”。

　　争论2

　　博物馆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功甫帖》事件还引发了业界对于博物馆角色的思考。《功甫帖》事件后，艺术评论家顾村言曾撰文指出，国有文博机构是纳税人供养的机构，所以要有所担当，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声。

　　对此，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表示， 国家培养文物鉴定专家是为了替博物馆征集藏品，整理和研究馆藏文物以及参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项目等。博物馆内部一般都有相应规定，文物专家不能代表官方鉴定民间文物，他们也没有为民间文物鉴定的工作职责。

　　另外，季涛还指出，一般学者、研究者会选择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而这一次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选择在一份面向大众的报纸发表文章，这种做法有点蹊跷。季涛认为，不能因为一件作品非常珍稀，以及它的拍卖、入境引起了大众关注，就把本来应该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转而向大众“普及”，这种新闻炒作的方式只会降低学术水准，很容易将学术争论引向急功近利。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曾直言，上海博物馆的行为有点像闹事儿。在《功甫帖》的媒体见面会上，他表示，“上海博物馆的做法在透支国家信誉，作品的真伪我无权评论，因为在鉴定上我是外行。我惟一要说的，是我们一定要站在中立的角度去说话。当三位专家以上海博物馆的身份发表观点时需要谨慎，尤其像这样的学术著作应该在学术期刊上首先发表，最后媒体可以报道”。

　　“博物馆这类机构的研究员可以从纯学术、纯研究的角度来评说真伪，而不应该过多参与社会的争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肖湘女

　　事件回顾

　　2013年

　　9月19日

　　刘益谦以约5037万元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竞得《功甫帖》。

　　12月20日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鉴定《功甫帖》为伪本。

　　12月22日

　　苏富比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真迹。

　　2014年

　　1月1日

　　上博三位研究员的两份“学术研究报告”正式发表在《中国文物报》。

　　1月3日

　　苏富比回应称，“苏富比不同意各文章中的观点并坚持认定《功甫帖》为苏轼作品真迹”。

　　1月13日

　　《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一文出炉，坚持认为所拍作品为苏轼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