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千年大墓创多项山东之最

一号墓外观 二号墓甬道和墓室石门 出土的瓷胡人骑狮水注

　　洗砚池晋墓揭秘——

　　深埋千年 疑云迭生

　　记者 卢 昱

　　通讯员 臧德三 李霞霞

　　十年前的4月30日，在临沂市洗砚池街，王羲之故居公园扩建工程施工时，施工人员在开挖大雄宝殿东配殿地基，微微感觉到土层有些异样，用钢钎向下戳了戳，脚下土层突然露出一个洞口。待朝洞里望去，隐约可以看见一些形状各异的器皿。就在这样一次巧合中，洗砚池晋墓一号墓重见天日。

　　6月7日，在施工过程中，又发现了二号墓。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沂市有关部门展开了抢救性发掘。考古专家介入，解密墓葬规格、器物神韵、骨骸特征，逐步揭开了这两座尘封近两千年的大墓的面纱。

　　一号墓墓底缘何呈龟背状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不时有新的发现。先发掘的一号墓为双室墓葬。墓顶距地表两米左右，原夯筑有高大的封土堆，后被人为破坏。墓室前近处夯土为石灰层与土层交替夯筑而成。该墓分东西两室，门南向，东西宽8.2米，南北长4.6米，高3.4米。以楔形砖砌成拱形单层券顶，顶面抹石灰层封护。两室墓门均为形制相同的双扇石门，可以自由开合。墓室前东西两侧向南伸出长为2.9米的挡土墙，门前地面经过硬化加工，以象征地上庭院。墓门外侧砌筑封土砖墙，封门砖上放置有与祭祀有关的青瓷罐、釉陶兽形水注、五铢钱等物品。

　　而发掘至墓室内，考古专家发现墓底由青砖铺设，呈龟背形凸起，部分墓底严重变形，青砖翘起，随葬器物多散落在龟背状墓底四周。墓门前堆积有不少器物，有些器物被细如粉的沙子填充，此外还发现有田螺贝壳。墓内壁发现有积水的痕迹，且有斑块状似红褐色铁锈的附着物，部分青砖外层酥软有脱层，部分内壁清晰可见麦穰掺杂物。

　　正当考古专家用勘探铲在墓室外打了两个探孔，准备探测墓室地质构造时，在深半米处便有细沙出现，时逢雨季，地下水顺着探孔不停地往外涌动。无奈，施工队搬来抽水泵连续抽水这才抑制住墓道内积水。

　　根据上述现象分析，龟背状墓底或许并非原始砌筑的棺床，很大程度上是因在地质变化下，外力作用引起原本承重的墓壁四周下沉。而墓底地下又系河床，下沉后的四壁致使墓底隆起，原本平整的墓底隆起也导致墓底青砖间出现间隙，这才出现发掘时呈现的龟背状墓底。古墓距离涑河、沂河较近，地下河床相连，地下水旺盛时便会夹杂着细沙、田螺贝壳上涌，水量充足时几乎能灌满整个墓室，由此便可以理解墓壁、墓顶发现的积水痕迹。

　　当然，对于墓底呈龟背状另有一种观点：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墓葬地面处理方式，建墓者把墓底做成四周落下、中间凸起的龟背状，再把棺椁和陪葬品放置凸面顶端，避免墓室渗水受影响。

　　一号墓墓室内因长年积水，棺木已经腐朽，仅存灰痕，但棺木表面的漆皮仍然存在并基本保持原状，并可看出棺木的形状和大小。在此共发现3具棺木，经鉴定，一号墓埋葬的三人均为未成年人，其中西墓室墓主年龄约五六岁，佩戴有金手镯、金指环、金钗和金簪等；东墓室的两具人骨，一个为一岁多的幼儿，另一个为不满周岁的婴儿，随葬品有金器、瓷器、陶器、青铜器等。

　　在一号墓西侧36米处，考古专家随之发掘了二号墓。该墓顶结构为砖砌单室墓，双层券顶由甬道和主室两部分构成，甬道门前两侧有门垛。主室与甬道均为有石框双扇石门，可自由开合，石门两扇凿有条状把手。该墓因先后两次被盗，墓室已遭严重破坏，随葬品所剩无几。主室内有两具棺木残迹，两具成人骨骼分别散落于墓室西部。随葬品仅见青铜器虎子、青瓷灯以及串饰玛瑙珠、小珍珠，另有棺饰小金钉24枚及小银钉等。

　　两座晋墓几多山东之“最”

　　从两座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组合特点和纪年资料初步判断，墓葬的年代属西晋时期。一号墓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葬制葬俗。二号墓虽然被盗，但规模更大，墓室结构完整，在年代上与一号墓葬相距不远。两座墓葬规模较大、构筑方式考究、出土文物丰富精美，墓主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或政治势力，应与当时的名门望族或达官贵族有一定关系。而据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同修介绍，此次发掘的晋墓创下三个“山东之最”。

　　一是在山东迄今已发掘的7000余座汉晋时期的墓葬中，两处墓室保存如此之完整是少见的。在两晋时代，最流行的墓葬有两种：砖室墓和石室墓。一号墓属砖室墓，是山东迄今发掘的汉晋大中型石墓中最完整、也是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二号墓为石室墓，虽然两次被盗掘，但墓室结构完整，其主墓室规模之大，为山东发现晋代墓葬中所仅见。一二号墓的发掘，对于研究当时的葬制丧俗有重要意义。

　　二是两座墓葬共出土近300件(套)随葬品，器物丰富精美是山东晋墓所仅有的。其中59件被定为国家珍贵文物，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7件、三级文物45件。出土瓷器主要为风格独特的青瓷。当时盛产瓷器的地区在江浙一带，多年来在山东发现的这个时期的瓷器不是很多，像该墓中出土的瓷器造型那么精美的甚是少见。特别是鲜亮如初的湖人骑狮子青瓷烛台和栩栩如生的鸟形青铜熏炉等器物，造型优美，保存十分完整；青铜弩机上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等30余字铭文；部分漆器的底部有清晰的朱书文字，记载明确的年号，内容有“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三个年号以及“王女”、“李平”、“李次”等文字。

　　三是山东境内以往发现的墓室一般都是夫妻合葬墓，而一号墓所葬的是三名幼童，这在考古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从奢华墓葬和大批随葬品中透露出的信息，显然说明孩子夭折后得到了非同一般的厚爱，这远非普通家庭能操办的葬礼。此外，中国古代，死者不满8岁被称为无服之殇，死后只以瓦棺装敛，埋在园内了事，极少按照成人礼仪埋葬。但一号墓夭折的3个孩子，不但有规模如此巨大的墓葬，而且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更证实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三个未解之谜何时能得识破

　　据郑同修介绍，一二号墓出土文物清理完毕后，还有一些问题尚无定论。

　　首先，营造墓葬的具体时间有待考证。据郑同修分析，从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器物组合特点和纪年资料初步判断，这个墓室的年代大体确定为西晋时期。而从已经出土的器物，特别是从部分漆器上来看，有三个明确的年号：“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太康十年”，但漆器本来就有使用寿命的问题。这些年号也只能表明墓的大致年代，但具体到哪一年，则尚需进一步考证。而青铜弩机上虽刻有的“正始二年”年号，但考古专家判定这件文物早于墓葬时期，是为北魏时期。

　　其次，该墓墓主身份现在还不能确定。从出土漆器上的朱书文字看，“王女”、“李平”、　“李次”等文字所提供的信息有限。如果是姓氏，其与墓主有无关系等，也需要在详细整理发掘材料后进一步研究考证。而据史料记载，两晋时期临沂地区的琅琊国实力强大，除皇族司马氏外，另有王氏、诸葛氏、颜氏等各大家族。王氏家族权力集中在今临沂城一带，诸葛氏集中在今沂南一带，颜氏则跨今费县、沂南等地，各大家族盘踞一地，当属地方名门望族。

　　查阅王氏族谱可知，王祥、王览的众多儿子中，除早亡者外其他皆为西晋高官。太康年间，王祥族孙王戎、王衍已经为朝中名臣，聚敛了巨额财富，其他王氏子弟相继入仕。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实力，王氏首屈一指。王氏家族完全有条件营建大规模墓葬。

　　此外，西晋各琅琊王为了维护封国秩序，与其他姓氏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世代交好联姻，形成了稳固的地域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除王氏家族外，当时诸葛氏、颜氏家族都有实力为夭折的孩子举行盛大葬礼。至于墓主人的身份，能界定的应该属于王侯、名门望族或高级官吏一类的家族成员。

　　再者，一号墓中三名幼童性别尚不能确定。一号墓西墓室内，骸骨四周散落有大大小小多种随葬品。小孩头上盘着的头发清晰可见，还带有发簪和发衩，两只胳膊上都戴着金镯，旁边还放有金铃铛。胸部还有散落的小串金珠(估计原是一串金项链)。两手交叉在腹部，手上带有11枚金指环。有专家认为这具骨骸性别为女孩。但是，从西墓室内发现的随葬品中有3把铁刀、1个弩机和几枚骨镞，其中最长的铁刀和死者身高相当，显然小女孩随葬品中不可能随葬有武器。

　　考古专家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古墓中没有二次下葬的痕迹，专家推测三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墓主人，而其他两个则是给这位权贵墓主人陪葬。单从随葬品来看，西室明显多于东室，而且更为精致贵重。再有就是，西室所葬幼童身上佩戴的黄金制品远高于东室两名死者所佩总数。由此分析，西墓室中的这名幼儿应该是一号墓的核心人物。

　　由于西墓室出土有金簪、金项链等物品，用随葬品来判定死者性别是比较准确，如果墓主是男性，古有男孩贱养的习俗，极有可能长辈为幼儿长命而故作女孩养活，死后随葬金钗、金簪等器物，也是可以理解。随葬物品既有项链又有武器，因为幼儿年幼，骨骼钙化程度低发育不完全，医学专家无法从骨骼判断三名幼儿的性别。目前，正在进行DNA检测，墓葬主人男女性别有望真相大白。

　　虽然一号墓墓主的性别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二号墓墓室结构与出土文物的特点等埋葬情况综合分析，二号墓为晋代夫妻合葬墓，与一号墓墓主应属同一家族。

　　洗砚池晋墓尚有如此多的未解之谜，反而赋予了它更多的神秘色彩。而如今以墓室为本体，以地下博物馆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晋墓已对外开放，静静地掩埋着穿越千年的秘密，搅动着今人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