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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等8历史文化名城受黄牌警告

作者:佚名      收藏聚焦编辑:admin     

  “此前(的文物)都拆完了,拆完后又开始做假的了。”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忧虑地表示,不少城市为了GDP的缘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将一些历史古迹破坏了。

  冯骥才的话音刚落,近日,山东省聊城市、河北省邯郸市、湖北省随州市、安徽省寿县、河南省浚县、湖南省岳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云南省大理市等8个历史文化名城,都不约而同地收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的“警告信”,通知批评有关城市保护工作不力,致其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并责令各地整改后于今年8月31日前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再根据各地的整改情况,考虑是否将其列入濒危名单。这次通知,被媒体认为是对同类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次发出了“黄牌警告”,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保护事业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问题

  “冒牌古董”成风或为警告要因

  此前报道介绍,本次通报批评,主要是针对近年频频上演的“拆旧仿古”现象。其中,山东聊城甚至将旧城区“推倒重来”:为执行3年前启动的“古城重建计划”,聊城将城内的老房子悉数夷为平地,周边道路也被清拆,让位于仿古的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聊城的案例在去年,还遭到了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的点名批评,被指斥为“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在众多城市的“仿古”风潮中,尤以所谓重现“千年历史”、“唐宋气象”之类的噱头,最让各地政府忙得不亦乐乎。去年,山东肥城总投资60亿元的“春秋古城”项目开工奠基,而河南开封不久前也爆出打造“千亿古城”的传闻,力争4年内重现北宋的汴京风华……就连滇池湖畔的昆明市晋宁县,也投资了220亿元,要重铸一个“古滇王国”。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去年国内有不少于30座城市正在或策划投身“古城重建”热潮,重建项目从数亿元到上百亿元不等。

  对于这类“古城重建”计划,冯骥才便曾炮轰为“把历史原物销毁之后弄一个‘垃圾’”。他质疑同类型的造假,不仅不能“恢复大唐大宋”,而且还造成财政的巨大浪费。对此,不少学者分析,在一系列的“拆旧仿古”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

  发展旅游就是造成同类现象的重要一环,专家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将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与发展旅游等同起来,尤其是在丽江、平遥、乌镇等“古镇旅游”兴起之后盲目跟风。而这种做法,也能为城市管理者迅速积累政绩,并能快速提高GDP。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郑力鹏认为,很多时候,仿古建筑都是商业行为,其初衷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但谈到“仿古”的现象本身,他认为,这种做法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但这种做法有时也间接对文化保护产生作用,因为很多遗址已经消失了,仿古就等于做一个1:1的模型,让游客来观赏,具有景观价值。”他认为,这次遭到警告的8个城市,更多是由于未能妥善保护旧建筑,而问题未必直接与“仿古”有关。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也认为,如果“仿古”是为了维护已损坏的文物建筑或为营造文化氛围而建设的复古建筑,只要经得起研究和考证,并尊重原有的格局和用料,这种做法也是可行的,而且对工艺制作的传承也有好处。汤国华以广州为例,他认为城隍庙的翻修比较经得起推敲,而陈家祠广场的修复则与整体风格不符。

  “现在做的是仿古,但几百年后或许一样是一个遗迹。”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邓其生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在仿古的过程中,将传统技艺改良和完善,同样能恢复时代风貌,这也是很好的。”但三位教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如果只是打着“仿古”的名义,实际上建筑本身既缺乏考据,也没有技艺的传承,这种格格不入的改建之风则应禁止。

  建议

  “历史文化名城”宜废“终身制”

  从1982年至今,全国共有119个城市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按照评定标准,历史悠久、文物成群状、保护状况良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3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此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必须拥有2个或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部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包括存在大量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格局不可改动、道路走向和宽窄也不能变,等等。

  然而有专家反映,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中,目前约有20个城市并没有任何历史文化街区,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

  据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如遭受破坏性影响,应该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应责任。而这次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知,只是要求各地限时整改上报,并考虑是否将其列入濒危名单。然而,对“除名”一事,通知却只字未提,让人怀疑它只是无实际约束力的“一纸空文”。

  对此,不少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修正“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规则。邓其生表示,“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本身就不该“一劳永逸”,应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对于那些没有进行合理保护的城市,应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这一机制也须具备持续性的考量。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不可能把一个城市整个保护下来,这是不现实的。就算是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也要有侧重地进行保护。”汤国华则认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目的,是要以名城作为载体,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它需要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标准,以确保城市的持续性发展。

  “城市的山水和空间格局,就是不能破坏的,应重点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时期。例如,每当有新的建设项目时,就应考虑到高层建筑对城市格局可能造成的破坏。将现代建设迁出老城区的文化聚集地,避免因参差不齐而影响了城市景观。”汤国华说。

  对策

  “仿古”项目应以严格论证先行

  反观作为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广州,近期的旧城改造话题,也将这座城市推到了风口浪尖。邓其生就曾呼吁:“广州已经找不到像样的历史街区了!”而汤国华也表示,广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甚至偏离了当初的评审标准。

  去年,广州热心市民曾为越秀山重修明城墙一事,掀起过一场“救楼行动”。越秀山古城墙是“广州明初三大古迹”,虽被评为省级文物单位,但原本只剩一段高度不等的墙垣。为重建明城墙,市文广新局曾要求将“骑”在城墙上的一座民国建筑拆除。然而,据网友考证,该建筑很可能曾是作为民国第一届广州展览会馆址的“真古董”。

  除了同样遇到“拆旧仿古”的风波外,广州也曾发生过“频建频拆”的怪事。为配合亚运整饰工程,位于广州越秀区的书坊街,曾将两侧建筑拆除重建,并于2011年底建成仿古建筑。然而,今年1月14日又有街坊传出,书坊街部分建筑竟然又遭拆除。无独有偶,佛山古镇改造也曾爆出,落成仅8年的松风路仿古建筑被重新纳入旧城改造的拆迁范围,而且遭到突然拆除。

  汤国华表示,书坊街原来是越秀区的“金鱼一条街”,以销售金鱼的集散地而闻名,之后先后传出被改建成粤剧戏台、广府文化旅游区、小吃一条街、社区文化广场等多套改造方案。“本来在城市中心建设一条地道的文化街道是很好的,但应首先通过专家论证。”

  邓其生也认为,广州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应首先听取专家意见。他指出,荔枝湾改造工程从水文的角度上来说,比从前确实有所改善,然而工程兴建的大量长廊、拱桥、栈道等仿古建筑,却不符合建筑方面的相关要求。

  郑力鹏则认为,对于政府主导的有关规划,应当给予一定的宽容。政府主导和商业主导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都会经过反复论证,其中也会对不同的方案进行取舍。“处理历史街区有不同的方法,许多问题也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衡量,关键是工作的过程一定要细致认真。”

  汤国华也认为,其实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也十分为难。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同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很多时候进行文保工作,就意味着要与先前签约的商户毁约赔钱,这样的代价相当大。他提议,政府、商户和市民三方,应当共同承担文化保护的责任。“比如当时商户签的时候是2亿元,就不能让政府赔3亿元,商户也要承担文化保护的风险,不能只是一味让政府买单。”

  目前,广州的大、小马站复建工程已经经过市人大批准。汤国华则表示,大、小马站的复建意义不大。“因为本来大、小马站的书院有很多都不是古建筑,如果要复建,考据的工作量和耗费都很大,这还不如先集中精力保护好现有的文物建筑。”汤国华建言政府加紧对民国时期的广州骑楼进行重点保护,因为这些骑楼建筑目前留下的数目已经不多了。

  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

  实习生 赵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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