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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万册古籍文献迁居至湖北省图书馆新馆

作者:佚名      收藏聚焦编辑:admin     
北日报讯 图为:《黄鹤楼集》为海内孤本,黄鹤楼内大量诗词依据此书。(省图书馆提供) 北日报讯 图为:《黄鹤楼集》为海内孤本,黄鹤楼内大量诗词依据此书。(省图书馆提供)  图为:古籍入车,贴封条,盖上鲜红印章。  图为:古籍入车,贴封条,盖上鲜红印章。 图为:新馆古籍库房保持恒温恒湿。 图为:新馆古籍库房保持恒温恒湿。

  记者别鸣 通讯员刘虹 本版摄影:记者孙文

  我是谁?我从何处来?

  7月2日,武昌沙湖畔的湖北省图书馆新馆,40多个姓氏的近百部宗谱集中“晒”出。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晒谱节,500余名读者扶老携幼赶来,寻找自己血脉的来处。

  近段时间,电视纪实片《客从何处来》央视热播,让人们更懂得从古籍中寻根。

  该片中,一个场景令人叹惋—阅马场畔,绿瓦灰墙,57岁的易中天又一次走进湖北省图书馆老馆,小心翼翼翻开馆藏古籍《太平草木萌芽录》,热泪盈眶。此书的作者,是易中天的曾祖父易翰鼎。中学时期,易中天几乎每个周末都来这里读书,却从不知道此书近在咫尺,已等了他百年。

  这部古书,只是省图书馆馆藏46万册古籍文献之中的一粟。

  易中天可能不知道,荧屏热播之时,包括《太平草木萌芽录》在内,汗牛充栋的古籍、价值连城的善本,正在悄然搬家。4月至6月间,省图书馆将这46万余册古籍文献(其中善本5100多部、约5万余册),从蛇山之麓的旧馆,迁至沙湖之滨的新馆。14万册民国文献也随之搬迁。

  这次高度保密行动,正是我省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籍搬迁工程。本报记者获批独家见证。如今,搬迁顺利完成,细节得以公开报道。

  装箱

  密封之前,张之洞印犹在

  在省图书馆老馆古籍楼,一块深嵌于一楼墙上的汉白玉石碑格外醒目,其上是遒劲的篆字:1935年奠基,次年建成。

  省图特藏与地方文献部主任范志毅告诉记者,该楼从一楼后厅到顶层阁楼都是古籍库房,古籍被分为经、史、子、集、丛(丛书)五部,分别存放。

  “把包、随身物品交给工作人员保管。”范志毅提醒,这是进入古籍库房的规定。

  努力适应昏暗的光线,沿着狭长的楼梯而上,一排排整齐的书架映入眼帘。书架顶天立地,系用进口钢材制成。

  古籍珍稀而脆弱。跟一般图书不一样,它们并不是密密麻麻竖排,而是各自保持距离平躺着;书签也并不是直接贴在书身,而是夹在书页之中,露在外面的那部分标签,详细记录着书名、册数等信息。

  初夏气温达30多度,10余位身穿蓝大褂、戴着口罩、手带白手套的工作人员,耐着炎热,默默整理古籍,拍照、填单、然后装入防水箱内,每箱都贴上精确的流水号、封箱。

  小型摄像机对准了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全程记录。除此之外,每一部古籍在小心翼翼入箱之前,必须登记书名册数,且用照相机拍摄本箱记录,以备稽核。

  箱,是专门订购的防水密封箱,一箱只准放入40来册,而每天只能清理数千册古籍入箱。

  墙边,一排排暗红的老书箱,上面写着“南库”、“北库”的字样。范志毅说,这是晚清“两湖书院”旧物,本身就已是文物。

  在工作人员记录过程中,记者看到,不少古籍钤有“两湖书院北书库藏”、“两湖书院南书库藏”、“提督湖北学政张之洞所置书”朱色长印。钤“湖北经心书院珍藏”、“江汉书院藏书”等印者,亦为数不少。

  当年,张之洞力倡建立“两湖书院”,藏书之丰富,规则之严密,足令四方取则,时人就有“天下奇书,为文襄搜罗殆尽”之说。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力倡新学,湖北省图书馆应运而生,成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馆藏的首批古籍,就来自原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

  藏书

  三代守望,废纸堆里救书

  建馆之初,省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很少,当时馆内人员四处探访索求,到1908年,古籍文献达到了万余册。之后,其藏书主要来自接受民间捐赠、购买和征集。图书馆现保存的46万册古籍文献中,仅著名藏书家徐恕一家捐赠的就达10万册之巨。

  全省文献资源调查证实,我省现存古籍约为150万册,省图藏书接近1/3,徐氏藏书占1/15。是以,藏书界有种说法:“湖北善本收藏重点在省馆,省馆善本收藏重点在徐氏藏书。”

  徐恕,字行可,1890年生于武昌一个富足之家,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藏书家、文物收藏家和文献学家。他将毕生所藏的10万册古籍全部捐给了省图书馆,其中包括《黄鹤楼集》等珍本、善本甚至海内孤本。

  尤其可贵的是,徐恕先生之子徐孝宓(1926~1994),少从其父专攻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之学,后任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副馆长,为徐氏捐藏的保护和利用起过很好的作用。如今,徐孝宓之女徐力文,亦承家学,任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徐氏三代藏守为学、化私为公的文化守望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当年,揣着馒头、拿着布袋往旧书店里跑,从不起眼的破旧书屋、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淘回古籍的经历,也让省图书馆的老人们记忆犹新。

  1957年的一天上午,一名读者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图,“孝感一个废品收购站有好多古书,书上有秦应逵家的书章,快去看看吧。”秦应逵是1894年的进士,藏书颇丰,后来家道衰落,藏书也失散在民间。

  省图书馆工作人员马上赶到孝感县杨店区供销社,来不及喝口水,一头扎进废纸堆。经过7天7夜清理,整理出近万册的秦氏藏书,并折价收回。获此至宝的馆员们,在当地雇车雇人,用10余辆板车将“宝贝”拖运回来。

  “看到10多辆满载古书的板车,浩浩荡荡地拖进馆,馆内同志们激动不已,有人鼓掌,有人抹泪。”老人们说。

  秘迁

  抚今追昔,难忘悲怆记忆

  古籍装箱完毕,要由楼上小心搬运到一楼大厅,等待入车。“每天上午下午,只能各搬运一趟,必须避开交通高峰期,确保古籍安全第一。”范志毅告诉记者。

  纯白透明的密封箱,一箱一箱小心翼翼搬入邮政局专用运输车厢,摄像机、照相机全部到位,记录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装入半车厢以后,按照登记册再次清点,然后关闭车厢门,贴上封条,盖上鲜红印章。最后清点人、封厢人要在搬迁登记册上签字画押。

  此后,由保卫部主任李良军等3人乘坐的警卫车开道,范志毅负责古籍运输车押运。

  由于古籍搬迁的特殊性,近两个月的搬迁全程秘密进行。

  同样是全程秘密搬迁,省图书馆馆长汤旭岩介绍,这其实是该馆历史上第二次。第一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省图书馆古籍突破9万册,孤本3000余册,适逢新特藏楼刚竣工,馆员们正感到“双喜临门”。但日寇凶残入侵,武汉即将沦陷,使得这些古籍还没来得及进新居,就被拖上了躲避战乱之路。

  为保护古籍,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省图决定西迁恩施,古籍版片暂存秭归山乡适当地点。一路上,部分古籍还是没能逃脱噩运。在千余里的水路和陆路上,据当时馆员统计:水渍、霉烂图书662册,遗失282册,其中也包括一些珍贵的孤本。

  1939年3月17日,春江水涨之时,数艘“桡摆子”(当地一种小木船)一线穿长江,将在三峡新滩的每箱200多斤、多达173箱的古籍,溯江而上、进香溪河,悄悄运送60里,至秭归长云乡游家河边岩洞隐藏。

  当地人都知晓,路过此岩洞,再往深山步行数里,就是屈原诞生地—乐平里。“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历史风物与文化传承,总会在某一时刻神奇相遇。

  1940年10月,馆员们在巴东找到一处可避免日伪和土匪袭扰的安全之所,于是连夜走水路又将古籍运往巴东。夜里忽起风雨,馆员们忙用身体护书,但还是有12册古籍失落在江中,望着漆黑的江面,馆员们无能为力,在凄风冷雨之中,忍不住嚎啕大哭……

  入库

  海内孤本,纪昀家藏朱批

  车抵沙湖畔,省图新馆内,警察与保卫人员已经暂时封闭一楼通道。

  揭下车厢封条,按照清点册再次清点,开封人、清点人签字画押。然后,大家才将一个个密封箱搬上小型平板车,迅速运入新馆一楼大厅,电梯下行,进入地下古籍文献特藏库。

  为确保搬迁稳妥推进,省图多次考察老馆、新馆书库,检查古籍的现状及存放环境,特别是请来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等8位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对搬迁进行论证。搬迁前,进一步做好古籍消毒、杀霉、杀虫,做好防虫防鼠工作,新库房保持恒温恒湿,即温度16℃~22℃,相对湿度45%~60%。

  在焕然一新的库房里,一部部古色古香的古籍文献之中,有省图最珍贵的两部古籍—清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昀(字晓岚)批注的《史通训故补》;明万历年间刻本《黄鹤楼集》。

  纪晓岚亲笔批注的《史通训故补》,几经辗转,收藏于省图书馆,该书共12册,价值连城。纪晓岚批注均以小毫朱笔,行楷颇见功力。卷端钤“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表明该书曾为纪氏收藏。

  《黄鹤楼集》为明万历年间刻本,打开书页,泛黄的纸页上书“武昌府刻”。书内收集了从南北朝到明神宗期间,有关黄鹤楼的诗赋四百余篇,跨度1000余年。

  上世纪80年代初,省图进行了一次古籍整理。时任副馆长徐孝宓从一个不起眼的书架上,发现了这部沾满灰尘的书。后经多方考察,确定为海内孤本。1985年,黄鹤楼重修竣工,在选择相关诗词的时候,专家们就大量参考了这本《黄鹤楼集》。

  “武昌城内蛇山麓,佳木葱茏明我眸。秋月常窥写字案,春阳也照借书楼。”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专门赋诗致谢省图书馆。上世纪70年代,他在此借阅古籍近千种,得以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一本《中华辜氏源流总汇》,则让海内外辜氏后人找回家族记忆。辜振甫先生生前担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在省图书馆帮助下,辜氏后人从这本古书中发现了大量关于先祖事迹的记载。

  古籍文献,是中华文化根脉所系。关于这46万册古籍文献,还会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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