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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自在的乾隆帝:超级收藏发烧友

作者:佚名      藏品展览编辑:admin     
粉彩花纹“斋戒”牌 粉彩花纹“斋戒”牌 乾隆时期的粉彩八宝纹双耳鼎炉 乾隆时期的粉彩八宝纹双耳鼎炉 乾隆御笔风朝图卷 乾隆御笔风朝图卷

  深圳商报记者 聂灿 实习生 魏沛娜/文 韩墨/图

  “得大自在——乾隆时代的皇家风采”文物展正在深博新馆展出。记者发现,随着近年来“清宫戏”的热播,民间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清宫文化热”,尤其是对于清代的皇室生活,不少市民充满好奇。

  乾隆在世时全力搜罗天下奇珍异宝,对于乾隆的文物收藏,外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对其收藏态度啧啧称赞,亦有人直指其审美趣味庸俗。为此,本报记者就乾隆的收藏状况和审美趣味等问题,采访了业内人士。

  皇帝的趣味是时代的反映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认为,皇帝的收藏审美趣味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紧密相关的。他说:“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孕育什么样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对收藏环境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收藏和审美趣味,这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宋代受禅宗理学的影响,其审美风格属于自然朴实一类,就像宋徽宗的‘瘦金体’直劲挺拔,宋瓷淡雅,宋代家具结构很简洁瘦挺,宋代人物塑像也是很秀美,可见这种环境氛围都会影响到其工艺品和收藏鉴赏的审美趣味。”

  郭学雷认为,“到了金代,女真族进入中原以后,就把金人那种粗犷豪放的审美趣味都带到中原地区,待到民族逐渐融合以后,文化艺术和陶瓷工艺创新的特点在一些器物上也有所表现,像金代流行‘浓红艳绿’的风格,以及‘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还有‘青窑’肆意挥洒的‘红斑’,这些都属于‘金人’的审美趣味,突显了北方的豪放传统。”

  清代的审美,比如彩瓷和青花瓷,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满族的特点,较之于明代,稍微还是有点差别,郭学雷说,“明代的东西可能还是带有点唐宋的风格,毕竟都属于汉族主导的社会,所以说整个社会环境对书画艺术以及各类器物的制造都有影响。而皇帝的收藏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时代的,但是从具体某个时代来看,有的皇帝稍微‘俗’一点,有的皇帝是稍微‘雅’一点,这种情况也属于个性差异使然,时代共性下可能存在一些个性差异。”在郭学雷看来,乾隆的鉴藏趣味属于“庸俗”一类,但这并不是要“抹杀”他的成就贡献。郭学雷说:“清代的工艺追求繁复,且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达到一种极致水平,其实艺术性已经在走向没落。比如较之于清式家具追求左雕右刻的复杂,明式家具的简洁反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

  “康雍乾”推崇汉文化

  “在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对汉文化都是非常推崇的。”深圳收藏家刘东认为,康熙比较喜欢天文、地理和数学,同时喜欢一些西洋仪器,这样的兴趣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是有益处的,故而康熙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很快,科技也相当发达,“至于雍正则是一个比较勤勉的皇帝,在位时间也不长,生活趣味比较少,所以收藏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建树。到了乾隆时期,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治理,国力强盛,财政充足,因此比较有时间把玩文物。然而。乾隆并不像康熙一样喜欢西洋玩意,他喜好一些偏文化的东西,诸如字画、瓷器类。”

  刘东说:“整体上来讲,乾隆比较喜欢浓艳华丽的东西,格调并不是特别高。无论是玉器还是瓷器,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风’。所谓‘乾隆风’就是纹饰非常繁复,非常华丽,表面满是花纹,几乎多到无缝可钻的地步。在收藏界,大家认为这种艳丽嗜好的品位不算是特别高。尤其到后期,乾隆对文物的爱好也达到一种玩物丧志的程度,致使国力渐渐发生很大变化。他喜欢书画,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国事的判断。同时因为这一爱好,身边容易出现较多的昏官佞臣。”

  郭学雷也认为,康熙时期的工艺品还带有一些明代遗风,其自身的风格在慢慢形成,但还没有达到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代表。“康熙朝代处于承上启下的时期,但值得称道的是,那时期‘粉彩’和‘珐琅彩’进入中国,经过自身改造以后,成了中国独特的‘彩瓷’,这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果。”郭学雷说,“雍正有了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他对瓷器作画有要求,往往要求工匠把瓷器上的纹饰尽最大可能画得再雅致一点,以致于构图上很多地方留有空白,这些细节恰恰体现出雍正追求‘雅趣’的特点。”

  “乾隆处于一个‘集大成’的时代,而他也是一个集大成的皇帝,但是工艺上集大成,美学上不一定达到最高境界。阅读清宫档案可知,乾隆在作画方面不懂得取舍,要求工匠把碗或者瓷器的纹饰画得‘满一些,再满一些’,这是一个恨不得把世间所有东西都搜罗堆积起来的皇帝,所以一些文物反而没了品位。”郭学雷强调,工艺品的制造受皇帝趣味的影响,“客观而言,乾隆作为一个文物‘发烧友’,有时也亲自参与图案设计,对花纹、形状和款式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另外他还会把古代一些画、瓷器或青铜器发给工部,让工部模仿制作,所以乾隆时期有很多仿制品,这也属于乾隆的一个成就。”

  乾隆的收藏鉴赏力

  “乾隆在世时收罗天下历代传世珍品,收藏兴趣非常广泛,品位特别庞杂,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具体数量有多少。应该说他的鉴赏水平中等偏上,不算太差,但也高不到哪里去。”刘东介绍,乾隆的收藏有玉器、陶瓷、雕刻、字画及其他杂项。尤其在书画方面,卷帙浩繁,蔚为壮观,“基本上宋代以后大部分名家书画都被乾隆收藏了,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乾隆对这三件稀世珍品爱不释手,专藏于一室,还命此书房为‘三希堂’,可见他对书画是非常喜欢的。”然而,在酷爱书画收藏过程中,乾隆为人诟病的地方却在于他对藏品常有过于热情的举止——往往喜欢在画上题跋,加盖鉴藏印章,上刻“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之类。

  “《快雪时晴帖》这幅作品本来不长,乾隆题跋的篇幅却比原文长得多。”郭学雷认为,乾隆对文物的爱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破坏”。他说:“比如他在某些字画上的题跋印章,将其空白处题得满满的,把原有作品的意境和美感都破坏了,要知道北宋‘宣和’时期的钤印数量是按作品档次区分多寡,印章钤盖位置也有规范化定位,而乾隆随意性很强,只要自己觉得好就题跋盖印,这也体现了他在审美观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历史文物的不尊重。”

  对于乾隆的藏品中的赝品情况,刘东认为乾隆的收藏鉴赏能力“不高,也不算差”。“乾隆第一次拿到的《富春山居图》是赝品,但他没有看出来,以为是黄公望的真迹,就在上面多处题跋,后世将此幅假的《富春山居图》称之为‘子明卷’。多年以后,他终于见到真迹,却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正式宣布哪一幅才是真的,而是悄悄将真迹藏起来,没事就自己拿出来看。”刘东说,“其实我们也不能就因此事说明乾隆的鉴赏能力太差,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作为皇帝,乾隆每天主要处理国家大事,闲暇之余能抽出一些时间把玩文物,有时还能写出中肯意见,或提出值得关注的问题,或作一些基本鉴别,这样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而且彼时不同今日,现在各地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文物图片能够比较容易看到,有时还可以与人交流探讨。而那时黄公望的画作本身并没有相关具体的解说,研究资料不是很充实,偶尔看走眼是会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无可厚非,属于正常现象。或者可以说,乾隆比起今天一些鉴宝专家,水平已经高很多了。”

  喜欢收藏的帝王

  文物收藏是一个雅致的兴趣爱好,通过收藏,不仅可以观察辨别一个人的审美趣味,还可以从中认识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历史文化特点。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认为,在历朝历代中,不乏爱好收藏的帝王及其宗亲贵族,其收藏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反映,“尤其是‘宋徽宗’、‘明宪宗’和‘清乾隆’,三位皇帝在帝王收藏史上都有其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他们的审美趣味各有千秋。”

  ●宋徽宗:“不爱江山爱艺术”

  郭学雷认为,作为一个在书画艺术上天赋极高,造诣极深的皇帝,宋徽宗的艺术审美趣味非常独特,“‘不爱江山爱艺术’,他所创造的‘瘦金体’楷书瘦劲锋利,屈铁断金,给人以仙风道骨、鹤形梅态之印象,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绘画上,宋徽宗崇尚写实作风与诗意传达结合的细腻工致的典雅风貌,世称‘宣和体’。在他的推动下,宋代的工笔花鸟画、山水画皆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据了解,2005年,宋徽宗画作《桃竹黄莺卷》在北京一次拍卖会上经过多轮竞拍,以6116万元的高价落槌。此价格一举打破了2002年另一画作《写生珍禽图》所创造的2530万元的成交纪录。2012年,宋徽宗的书法《临唐怀素圣母帖》在香港一次春拍会上以1.28亿港元成交,由欧洲的私人收藏家拍得,创下中国书画作品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纪录。

  ●明宪宗:因爱成就“成化斗彩”

  “不爱江山爱美人”,明宪宗成化皇帝终其一生只爱一位年长他17岁的宫女万贵妃。为了讨取爱人欢心,他命景德镇烧造了许多杯、盘、碗、碟、瓶、盖罐等一次性烧成的形制小巧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亦成就了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段美缘。

  “这些‘成化瓷器’多为杯盘碗盏之类,体型小巧,花样简洁,素有‘成化无大器’之说,更因其瓷胎洁白细腻,润泽晶莹,画纹青花淡雅,历来被历代藏家誉为明代瓷器之冠。”深圳荣峰拍卖行董事长张京表示,“成化斗彩”瓷器不但存世数量极少,而且保存不易,愈显其稀贵。1994年在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保存品相完好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2917万港元,创下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成交最高纪录。

  ●清乾隆:超级收藏“发烧友”

  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的乾隆在世时极力搜藏历代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是一位“收藏家皇帝”。然而,他对书画的收藏态度,尤其是喜欢在书画上随意题跋作诗,胡乱加盖印章,破坏了原来画作美感而历来备受质疑。据了解,在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中,藏品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

  张京认为,现今海内外各地博物馆所展示的历代书画珍品,不少均是来自乾隆的收藏。诸如北京故宫收藏的“三希堂”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隋代画家展子虔款的名画《游春图》;台北故宫镇馆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日本京都有邻博物馆收藏的黄庭坚书李白诗《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皆见证了乾隆一生对书画珍品的收藏贡献。”

  (深圳商报记者 聂灿 实习生 魏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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