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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术馆和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两大敦煌展

作者:佚名      藏品展览编辑:admin     
修复完成的红色莲鱼龙纹绫袍 修复完成的红色莲鱼龙纹绫袍 盘长百衲幡 盘长百衲幡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无意中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从此揭开一个历史的偶然,封藏千年的数万写卷重见天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便是敦煌学“纪元”的开始。

  但彼时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却远远没有展开,石已破而天未惊。直到1909年8月,法国人伯希和第二次赴京,捡选了一些他自己获得的敦煌文书精品向中国学者展示,至此,敦煌文献才开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年11月,浙江上虞人罗振玉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为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

  此后的敦煌学,一发不可收拾。尽管浙江和敦煌相隔数千里之远,但浙江学者却成为这一学派中最为奇特的一股力量。王国维、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王伯敏、常书鸿、段文杰,以及柴剑虹、常沙娜、樊锦诗、张涌泉、许建平、赵丰等浙籍或在浙工作的学者,他们的身影闪烁在敦煌学的百年征程中,是如此熠熠生辉。

  如今,浙江人在家门口得以身临敦煌之幻境,由着浙江美术馆和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和“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与研究”这两项大型展览,一众学者也齐聚西子湖畔。目睹琳琅的文物,耳听浙派学者们的倾诉,岂止是历史的只言片语。

  那是敦煌的千年呼唤。

  经纬之间读懂敦煌

  敦煌,这一古之边防重地,中西交通重心,文化极盛的都市,宗教繁荣的圣城,辉煌于唐代的丝绸之路交汇地,在千百年中留给世人无尽的猜想,更馈赠今人一份深厚的文化宝藏。

  今天,我们无须从兰州西北行,过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两县,过瓜州旧城,而至敦煌。因为,这条丝路已经化作承载历史记忆的绫罗绸缎,舞动于我们的眼前。

  “浙江对敦煌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一是对敦煌丝绸文物的修复和再认识,二是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三是对敦煌艺术的临摹和留存,也包括敦煌壁画的数字化保护。”浙江敦煌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说,敦煌丝绸文物的修复是在2013年提出并制订的修复与研究项目。

  中国丝绸博物馆,是这一工作的主要负责机构。“为了这次‘千缕百衲’展,我们从2013年5月开始分三批从敦煌运来了62件文物。”赵丰说,馆里派出了8位专业人士投入修复工作,“丝绸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但是却很难保存,所以在这之前很少有专家对其进行修复和解读,展览是工作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

  在位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厅里,一件已经复原的绫袍悬挂在展示柜内。红色的整体色调,精致的裙摆和腰褶,细腻的花纹,无不让观众惊叹。“这组残片共有11片,均出土于莫高窟北区第121洞窟,洞窟存一遗骨,为20到22岁女性,织物残片包括绫、绢和棉。”赵丰解释道,残片图案为莲花、鱼和四爪龙,“此类题材应属于元代满池娇纹样的一种,表现了一幅生机勃勃的鱼龙戏水的莲塘小景。”

  而另一件作品,则是流行于唐代的绢帽。“这顶帽子出土时残破很厉害,帽后的缀带原有两条,现只存一条,原帽衬里已经不见了。”赵丰认为,敦煌丝绸文物修复后的价值,即在于可从中判断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刺绣说法图中供养人所戴的正是顶做圆顶、下有披幅的鲜卑帽,和这顶帽子类似,创于北周、盛行于唐的幞头,其实也正是源自北朝鲜卑帽这一类的风帽。”

  人们看敦煌,通常会着眼于它的壁画等艺术形式,但对布满于洞窟之内的幡、百衲等丝绸物品,却往往擦身而过。“敦煌学要求我们用技术的眼睛看敦煌,对于丝绸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好比用夜视仪再一次观看敦煌,你会发现有许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咀嚼。”赵丰说,得益于近几年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有许多棉、麻织品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发现了一些在纤维染料、刺绣工艺等方面的新事物,也从织锦中分出了东方和西方的区别,这些成果给认识敦煌材料增加了新的眼睛和方法。”

  在此次修复过程中,一件文物引起了赵丰的重视。这是一件由当时僧人自行拼接而成的百衲,色彩多样且图案丰富。“拼布是有艺术性的,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找出了规律,最终从材料的朝代背景中将其断定为北朝晚期时的百衲,可以说是最早的百衲艺术。”

  丝绸,给了敦煌学以全新的认知角度,通过丝绸来了解敦煌的历史,还原当时的生活,从中看到更大的丝绸文化的东西交流,这正是此项修复和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还有许多敦煌的丝绸文物正等待我们去研究,浙江和敦煌之间奇特的渊源,也会加速浙江在研究敦煌学上的中西合璧速度。”赵丰已经拟定了一份计划,即在2014年开展一项名为“丝路之绸”的研究项目,“我想把北京,以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资源整合起来,针对丝绸之路沿途的丝绸进行研究,推动全国乃至全世界对敦煌学的贡献。”

  壁画临摹再现盛景

  提起敦煌学,另一个需要提及的机构,是中国美术学院。

  1954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在文化部的组织下,派遣金浪、邓白、李震坚等7位艺术家前往敦煌千佛洞,对敦煌莫高窟中保存着的从各朝代累计下来的大量雕像、壁画等进行三个月的临摹。

  “当时对石窟内壁画的临摹主要是保护和创作研究,除了传统上对于破损严重的壁画采取保护临摹之外,艺术家们也从壁画中挖掘创新灵感。”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毛建波说,这些艺术家回到浙江之后,发展起了全新的画派——浙派人物画,轰动了艺术界。

  浙江和敦煌壁画艺术,姻缘自此种下。

  “那次临摹之后,美院的每一代学生都形成了一个习惯,即在自己的就读生涯中,必须去一次敦煌莫高窟进行临摹。”毛建波说。

  无疑,敦煌壁画对浙江艺术家是有极强吸引力的。究其原因,一生致力于研究敦煌学的浙江学者姜亮夫曾提及,敦煌艺术初期所有造像和图画,来自于中国南方,直至唐以后,才渗入了西方的因素。丝绸之路的打通,造就了中西合璧的敦煌艺术。他在《敦煌学概论》中说道:“敦煌初期的艺术比较粗野,没有表现出线条的艺术,还是用涂染的方法而成,唐代中叶佛教传入后,敦煌的艺术就变了。”

  敦煌壁画,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又披上了佛教的艺术色彩,其特殊质地的颜料,画作背后动人的故事,都深深吸引着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代代学子。每个人都在壁画中,寻到了自己的敦煌梦。

  不过,由于国家对文物管理力度的不断加大,敦煌莫高窟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限制学生入内临摹。以往都可走入的洞窟,大部分也成了不可参观的“特窟”。

  但浙江学子和艺术家们追寻敦煌艺术的脚步,并未就此终止。“前两年,学校组织部分学生去敦煌莫高窟当志愿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能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深入认识敦煌艺术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美术学院岩彩画研究所所长王鹏飞说,中国美术学院还为此在敦煌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

  而为了弥补不能进入敦煌莫高窟临摹的遗憾,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们还将画笔延伸到了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颗明珠——龟兹。

  “在距离敦煌莫高窟30公里左右的三危山上,我们发现了古代画家使用矿物颜料的岩洞,能在那看到许多现代绘画中使用过的颜色,同学们看到后都很兴奋。”王鹏飞回忆道,龟兹之行,将学生们对于敦煌艺术的热爱推向顶峰。

  敦煌,就是这样一处令人神往的艺术源泉。千年前,无数僧人止步于此,寻找心灵栖息之地。今天,艺术家们用一块画板、一张小凳和一袋画笔,默默地守在大漠石窟中。

  尽管形式不同,但彼此之间的精神,却是一样。那每一抹五彩的颜料,点燃着师生们的艺术梦想;那每一笔的临摹,指引着师生们追寻着敦煌美和伟大之路。

  如今,在如何妥善保护现有文物的基础上,给予相关文化爱好者一些更多的研究空间,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学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我还是希望能在敦煌莫高窟得到完善保护的前提下,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临摹机会,身临其境临摹壁画和照摹本临摹,是不一样的概念。”毛建波呼吁道。

  敦煌之美,美在传递。

  文献整理成绩斐然

  “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世界不同文化互相影响、和谐共处的典范。”浙江省社科联主席蒋承勇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6万件左右古代写本文献,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5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我国学术界更在一个世纪里焚膏继晷,为敦煌文献的整理付出极大心血,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状况也由此得到彻底改变。

  浙江大学,正是敦煌学文献发掘、整理工作中的主要力量。

  早在上个世纪初期,浙江学者姜亮夫即远赴欧洲抄录敦煌遗书,开辟了国内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新领域。1949年以后,姜亮夫就职于杭州大学,从事敦煌文献的教学与整理研究,著述丰硕,使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术传统早早就根植于杭州大学,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有影响的优势学科之一。1983年,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

  在姜亮夫的影响下,杭州大学的蒋礼鸿、郭在贻等一大批学者,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术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先后再版五次,影响深远。郭在贻的《郭在贻敦煌学论集》、《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嘉惠士林。

  1998年,四校合并成立新浙大以来,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仍然是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之一。薪火相传、后出转精。近几年,张涌泉、许建平、关长龙三位教授历时十年合作撰写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11册,终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敦煌文献各家馆藏大都是以入藏先后的流水号编目排序的,后来的影印出版物也大抵以此为序,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秘书长、浙江大学教授许建平说,几位教授在对海内外收藏的6万多件敦煌卷子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改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编排,使得读者查阅敦煌文献更为方便。

  “分类、定名、缀合、解题、汇校,这是《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特色。”许建平认为,这部作品融进了多位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有大量创见或发明,达到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

  许建平自己也曾出版《敦煌经籍叙录》,这本40万字的著作共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等9卷,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320号儒家经籍文献撰写了详细的叙录,对一百年来敦煌经部文献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彻底的清理。

  敦煌学研究也随着这两部集大成、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总集的出版,真正昂首自立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所说:“令人惊叹的巨著,是敦煌学繁荣昌盛的标志”一般,今天的敦煌学,正凭借着老中青三代浙江学者的执着和坚持,擦拭出全新的光彩。

  敦煌,读你千遍也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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