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艺术犯罪组高级调查员的卧底故事

FBI探员成长记

　　别想当演员，你绝对做不到的，实际上也没有人做得到。演员有剧本，而且同一幕可以重复演好几次，你却只有一次的机会。演员如果台词念错了，还可以重新来过，但卧底探员要是犯了一个错误，很可能会因此送命，甚至也可能害得别人和你一起送命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2007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95号州际公路上，一辆装有防弹车窗的白金色劳斯莱斯正驶向迈阿密海滩，后车厢里藏着6幅窃来的画作。这些画即将以120万美元的价格交易给一名哥伦比亚毒枭。后座上的美国地下艺术品商人，斜睨了一眼手腕上的那只劳力士表，兴味盎然地看着司机那颗浑圆的脑袋随着路况上下起伏、左右摆动……

　　这个后座上的美国人叫鲍伯•克雷，他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艺术市场之间，是个国际掮客，对于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习以为常。

　　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罗伯特•惠特曼：一名FBI探员，艺术犯罪组(Art Crime Team)的高级调查员。此时他正像一名电影演员一样扮演一个国际掮客，卧底侦破艺术犯罪史上最大的悬案——加德纳窃案(1990年发生在美国波士顿加德纳美术馆的窃案，失窃的作品包括维梅尔的画作、几幅伦勃朗的作品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稍露破绽，就会丧命。

　　不携带武器卧底办案，扮作收藏家、掮客、商人与窃贼、骗徒、黑手党、押客交易商周旋是惠特曼20年FBI探员生涯的工作常态。

　　从1988年，惠特曼加入FBI，到2008年退休，在20年的侦探生涯中，他总共追回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艺术品及文物。他被人称作“现实世界的印第安纳•琼斯”(美国警匪片《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主角)。

　　退休后，惠特曼与别人合著了《追缉国家宝藏》一书，将他比电影还精彩的探员生活写出来。他说，做艺术品安全的人很少，人们的保护意识也还需要加强，而他也只喜欢这样的工作，每一件艺术品的命运、背后的故事都让他着迷并上瘾，他会一直工作到不能干为止。

　　FBI探员成长记

　　6月20日，在北京渔阳饭店，法治周末记者见到了这位58岁的传奇侦探。

　　初次见面，记者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身着蓝色T恤的惠特曼便热情地起身问好，仿佛记者是他等候已久的朋友。乍一看他和任何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全白的头发，偏胖的高大身材，但是当他伸出手，手心向下的握手方式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参与创立FBI艺术犯罪组者的自信。

　　20年来，惠特曼拯救过莫纳、毕加索、伦勃朗、洛克威尔等画家的作品，还追回了已失窃一百多年的《权利法案》原始抄本、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盔甲、原属于慈禧太后的世界第二大水晶球、赛珍珠亲笔校订过的《大地》原始手稿等，但当问起他最骄傲的案子，惠特曼毫不迟疑地说：“下一个。”

　　他毫不吝啬地说，并不是所有FBI的侦探都能胜任这项工作，自己十分擅长艺术案件侦探的身份，做卧底也是如鱼得水，“我就是有这种天赋”。

　　成为FBI探员是惠特曼从小的理想，他想保护受到歧视的日裔母亲和同样的人。因为惠特曼童年时期的1960年代，在民权运动的抗争过程中，他总是能见到FBI探员的身影。他们保护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起诉迫害弱者的恶棍。

　　大学毕业后，24岁的惠特曼因为缺乏工作经验没能如愿成为FBI探员。多年后，当他全心为一家出版公司工作时，已经有些淡忘最初的梦想，但是他的妻子带来了FBI招聘的信息。

　　1988年，33岁的他如愿成为FBI探员。FBI新晋人员多具有执法背景，不是退役军人就是警察。他们喜欢拳击、摔跤、散打、上手铐和枪械射击，而且把胡椒喷雾剂喷在脸上当成男子汉的成年礼。惠特曼在受训时与这些行为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将惠特曼引入艺术犯罪侦查的是他还是“菜鸟”时做的第一个案子。1988年11月23日，惠特曼当上FBI探员的第一个月。一个年轻的抢匪持枪进入罗丹美术馆，抢走了离前门最近的罗丹的塑像作品：《断鼻人的头像》。

　　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抢劫案是一项简单、愚蠢而粗暴的举动。然而想不到事，这次调查工作就此揭开了惠特曼从来不会想象过的世界。现在回顾起来，惠特曼觉得这次侦查工作引起了他深刻的兴趣，从此为他一生的事业定下了方向。

　　成为正式探员后，惠特曼在FBI里仍算是个异类，当别的探员都在为恐怖主义、敲诈、走私、贩毒这些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忙得焦头烂额之时，他却显得分外轻松。大众对价值连城的艺术品的失踪饶有兴趣，但在FBI，这类案件几乎都不值得一提。直到现在，纽约市的艺术品案件好比“边角料”，都一并移交给盗窃组的探员处理。

　　实际上，盗窃博物馆内的艺术品与古董遭窃的案件直到1995年才成为联邦罪行。在不少人眼中，偷窃艺术品与毒品走私等犯罪行为相比，不过是把画从博物馆的墙上揭下来“带”走而已，没有对公众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危害，因此“没有受害者”。而惠特曼认为，这种看法十分短视，因为艺术品窃贼偷走的不只是美丽的艺术品，更偷走了记忆与身份的认同，他们偷走的是历史。

　　做卧底不是当演员

　　惠特曼是FBI艺术犯罪领域的唯一一位专职卧底。惠特曼有做卧底应该遵守的一套理论：评估对象、主动接近、建立关系、背叛对方、平安回家。

　　当惠特曼知道记者是个美剧迷时，他说道：“犯罪案件不像你看的电视，一小时就能结束，这中间有太多的变化，以卧底的身份去办案，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方是否配合，一个案子常常要经历6个月、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即使你编好了‘剧本’，计划也要不断更新。卧底办案就像下棋一样，你必须精通自己办案的主题，而且必须随时预测对手的下一步”。

　　惠特曼把以前工作中推销广告学会的技巧用在了办案上。他说卧底办案和推销商品差不多，重点都在于了解人性，先与对方拉近关系，然后再背叛他。而与对方拉近关系、再背叛的过程有时也会让惠特曼这个专业卧底感到内疚。

　　乔舒亚•拜尔，一家印第安古董艺廊的老板，因为涉嫌非法贩卖包括老鹰羽毛在内的印第安宗教文物而被惠特曼和他的搭档盯上了。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惠特曼和他相处得非常愉快。

　　拜尔是个知识分子，擅长鉴赏印第安人艺术品和美酒，但为人并不自以为是。潜藏在鲍伯•克雷这个名字下的惠特曼曾到他家吃过饭，拜尔还请他到他最喜欢的餐厅用餐。他们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圣诞与新年假期，甚至谈了彼此的家庭。

　　最后，乔舒亚•拜尔以非法贩卖或意图贩卖17件文物的罪名遭到起诉，起诉书认定这些非法文物的总值为38万余美元。

　　惠特曼对记者无奈地摊了摊手，说道：“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是好人，但是确实犯了法，应该承担应有的结果。”

　　FBI曾追寻一件有1700年历史的南美洲古董“后襟”(印加帝国莫奇卡国王盔甲的后背部分，由黄金打造而成，制作极为精美)。惠特曼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就随口撒谎说自己是律师，而这一身份很快遭到怀疑。

　　从事古董走私的案犯打来电话：“鲍伯，我查过了，你不是律师。”惠特曼只得先发制人，对方来不及说第二句话，他就将他化名的鲍伯•克雷因为发生家庭暴力而被吊销律师执照的情况“坦白”了，甚至气急败坏地指责对方不相信他。

　　虽然最后逃过一劫，但也让惠特曼更加坚持他对卧底工作的头号守则：能不说谎，就不说谎。说的谎越多，就必须越花脑筋记住自己的谎言。

　　“别想当演员，你绝对做不到的，实际上也没有人做得到。演员有剧本，而且同一幕可以重复演好几次，你却只有一次的机会。演员如果台词念错了，还可以重新来过，但卧底探员要是犯了一个错误，很可能会因此送命，甚至也可能害得别人和你一起送命。”因此即使是惠特曼的卧底名字，他除了改变姓氏之外，名字部分还是使用真名。

　　说到这里，惠特曼有些兴奋，“很多人被抓以后都会说，我就知道你是FBI，我有感觉。”他一边说一边骄傲地笑了起来。

　　艺术犯罪者为了钱愿意冒险，但惠特曼并不愿意。他始终认为“卧底工作不会比你的真实生活来得更重要，平安回家是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步”。为了保护家人，尽量不在自己的家乡执行任务的惠特曼对此强调：“绝对不要让卧底生活取代你的真实生活。”

　　绝大多数的警员并不懂得辨别不同艺术家的作品，更不知道如何详细阐释其中的差别和绘画模式，但惠特曼熟知这些知识。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他是否能够分辨艺术品的真伪时，惠特曼俏皮地眨了一下左眼，随意地摆摆手说：“没关系，那些窃贼也不懂这些。”

　　到了2005年，关注艺术犯罪的探员不再只有惠特曼一个人了。FBI从全国各地调派了8名探员组成艺术犯罪组，这群探员虽然不专门办理艺术犯罪案，但必须负责自己辖区内的艺术犯罪案件，而且随时能够迅速集结部署。虽然这比不上意大利国家宪兵队300号人的艺术与古董小组，但这毕竟是个开始。经过一番大肆宣传以及一连串的公开活动之后，FBI推出了艺术犯罪组网站，特别设计标志，还发行了纪念币。

　　虽然直到现在，艺术犯罪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只能由一名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主持，但对于惠特曼来说，FBI对艺术犯罪的重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退休后的惠特曼还是会为艺术犯罪组的成员提供培训、咨询的帮助并协助他们做一些调查工作。

　　也许现在距离惠特曼最初远大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艺术犯罪组每一小步的进步都让他期待。

　　追踪慈禧的水晶球

　　在办案生涯当中，惠特曼见过的艺术品窃贼可说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富有、贫穷、聪明、愚笨、迷人、古怪。尽管如此，他们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赤裸裸的贪婪。

　　艺术品犯罪中，监守自盗的案子更是高达90%。大部分的博物馆窃案都是内部人员主导或协助犯下的案件，因为内部人员最清楚博物馆的安全漏洞在哪里。在美国，专业的艺术罪犯很少，因此大部分罪犯很难判断艺术品真正的价值。艺术品的尺寸方便、展览位置便于逃走是偷窃的最重要原则。

　　虽然艺术品与古董窃案在跨国犯罪活动中仅次于毒品、洗钱与非法军火运送，但惠特曼表示，艺术品窃贼很少因为偷来的名画一夜暴富，因为那些作品实在太热门而难以转手。他认为：“艺术品盗窃的‘艺术’之处不在于盗窃行为，而在于被盗艺术品的转售过程。”知名艺术品很难在公开市场上转手，因此大部分只能流入黑市，或者被储存起来，束之高阁，多年不见天日。

　　1988年，在美国费城的宾州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里，展示着全美最重要的中国古董收藏。一个冬日夜晚，窃贼从大厅中央偷走了最重要的一件展示品：北京紫禁城一颗22公斤重的水晶球。这颗水晶球是个完美的球体，能够倒映出人影，曾为慈禧太后所有，而且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水晶球。这颗水晶球在19世纪以手工打造而成，是高超技艺与无比耐心结合的成果。工匠利用砂轮、石榴石粉和水，耗费多年的时间才磨制出来。

　　除了这颗水晶球，窃贼还偷走了古埃及主神之一俄赛里斯的铜像。3年之后，有人在费城南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发现了那具铜像。这家杂货店老板花了30美元从捡破烂的人手上买回了这座价值50万美元的铜像。捡破烂的人则是从一个名叫拉里的男子那里拿来的。

　　当惠特曼和他的搭档试探性地问拉里是否见过一个玻璃球时，他毫不避讳地说：“玻璃球？有啊，又大又重的。我以为那是草坪的装饰品，看起来很丑，所以把它丢在车库放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就送给别人了。”他送给了一个曾为他当管家的女巫。

　　最终，在女巫的化妆台上，惠特曼和他的搭档看到了慈禧太后的水晶球，上面还放着一顶棒球帽。

　　而更多的被窃艺术品则偷偷进入交易市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黑市。黑市在很多国家存在着。但惠特曼认为，黑市上绝大部分交易涉及的都是那些不太出名的艺术品，或者尚未被公众和学界所广泛认知的新发现的艺术品，因为这类艺术品通常集中于低端市场，很少进入公众的视野，即便通过小拍卖行进入市场也不太容易引起关注和怀疑。

　　这也是惠特曼处理的大多是知名艺术品的陈年旧案的原因。1978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家画廊，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的多幅画作遭窃，总值达120万美元。直到24年后的2002年，才由惠特曼将这些作品由巴西带回美国。当时美国本土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这些画作的回归，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一种鼓舞。

　　而更让惠特曼激动的是，2003年他们寻回了美国丢失了一百多年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125年回归路

　　1865年，南北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保存在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的羊皮纸文稿——《权利法案》不翼而飞，它是14份原始抄本之一。而且这是政府保留的《权利法案》档案中遗失的唯一一份，因此极为珍贵。

　　1897年，北卡州遗失的《权利法案》被发现挂在印地安那州贸易委员会一间办公室的墙上。办公室的主人、企业家夏特维尔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用5美元买下了这份羊皮纸文件。北卡州官员为追回那份遭窃文件与印地安那州的内阁官员接触，但夏特维尔拒绝合作，并且立刻把这件战利品藏了起来。

　　又过了28年，这份《权利法案》才再度现身。1925年，夏特维尔儿子的友人与北卡州的官员取得联络，提议把这份文件卖回给该州。北卡州历史委员会秘书长代表州政府回信，信中说挟持《权利法案》的人是卑鄙小人，“这份文件只要没有正式归还给北卡罗来纳州保管，就只能算是一项盗窃行为的纪念品”。

　　夏特维尔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份文件，最后由两个孙女安妮•夏特维尔与席维亚•夏特维尔继承。这份文件被存放在印地安那州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1995年，在这份《权利法案》遗失100年后，有人再次出售这份文件。中间商理查德森并没有透露谁是卖家，并且警告这项交易如果失败或是曝光，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文件会再次消失。然而州政府仍旧表示绝不付钱赎回遭窃的政府财产。

　　8年后，2003年3月，惠特曼所在的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正在兴建一座新的国家宪法中心。有人提出卖给国家宪法中心一份《权利法案》的原始抄本，卖家的开价是400万美元。

　　于是，惠特曼扮演买家出场了：“鲍伯•克雷，一个网络大亨，特别爱国，一心想要把《权利法案》的抄本捐赠给新成立的国家宪法中心。”

　　当他见到理查德森时，惠特曼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尽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今天真是美妙的一天。这份文件对国家宪法中心将会是一大贡献，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很高兴。”

　　惠特曼本来想和理查德森聊聊，想知道他对于这些用羊皮纸抄写的文件从罗利市流浪到费城的125年神秘旅程有多少了解。然而谈话还没有开始，埋伏在隔壁办公室的探员将不小心的撞门声误以为是行动暗号，立刻一拥而出，护卫下这份《权利法案》(经鉴定如今已是价值为3000万美元的文物)。

　　当惠特曼填写司法部扣押财物收据的表格，在“物品描述”一栏写下“美国权利法案抄本”这几个字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一刻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回想起在FBI学院的第一天，他宣誓保护及捍卫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但他以前一直以为保护的对象是这两份文件所标榜的理念，从没想过会去保护文件本身。

　　把《权利法案》送回北卡州罗利市的时候是2003年4月1日。惠特曼和搭档海涅就顺便开了一个愚人节的小玩笑。

　　他们买了一份两美元的《权利法案》复制本，在挤满了探员、检察官和联邦法警的会议室里展示的时候，突然手一滑，让它掉到了地上。海涅弯腰去捡的时候，竭力装出一副笨拙样，脚一绊，刚好踩上了那份文件，糊着文件的硬纸板被踩破了。

　　他俩听到很多人倒抽一口气，看到一名主管还瞪大了眼睛，这一刻他们俩才大笑起来。最后，他们把《权利法案》原始抄本小心翼翼地捧了出来，然后签交给了联邦法警。

　　现在跟法治周末记者回忆起来，惠特曼还忍不住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罗利市的FBI主管并没有跟着我们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