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收藏：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像的发掘

　　建馆初期，大都会博物馆从不同捐赠者手里得到过相当数量的埃及文物。1895年以来，大都会博物馆每年都资助英国的埃及探索基金，作为回报，从菲林德斯·彼得里茨和其他人发掘的文物中分得一杯羹。1905年，在朋友拉芬的建议下，皮尔庞特·摩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四任董事长)决定组建大都会博物馆埃及艺术部，训练并资助开展独立的埃及考古活动。

　　1906年，阿尔伯特·利思戈辞去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的职务，他曾在那里讲授埃及学课程，转而担任了大都会博物馆埃及艺术部的首位主任；来年1月，大都会博物馆开始在埃及发掘，在此后的35年里不断取得非凡成功。

　　1907年，利思戈与助手们一起，开始在开罗以南35英里的利斯特金字塔附近发掘；次年，他们又在哈尔加绿洲开挖，那里位于利比亚沙漠深处；1910年，他们建立了很快成为大都会博物馆探险队大本营的基地，在卢克索和底比斯古城开展发掘活动。底比斯是古埃及第11王朝的首都，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混乱状态和民间冲突后，当时的国王统一了上下埃及，开启了埃及历史上的中王国时期。这是埃及艺术的伟大时期，作品风格精致优雅，取代了古王国时期的庄严朴素；在大都会博物馆目前所藏的埃及文物中，有许多出自这一时期。

　　大都会博物馆埃及艺术部发展迅速。每年夏季，博物馆都能从埃及发掘中获得大量藏品——陵墓雕刻、壁画、浮雕、珠宝、陶器、出自哈尔加绿洲的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时期文物，同时，探险队还在瓦迪奈特伦启动了一个新的小规模发掘，出土了圣甲虫、印章、古文稿及数以百计的其他文物；这些藏品数量庞大，博物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消化、编目和安排展出。罗杰斯基金的收益确保了博物馆埃及探险队的平稳运行，哈克尼斯、亨利·沃尔特斯和其他几位董事也及时慷慨解囊。1880年大都会博物馆从14街搬至中央公园时，博物馆的埃及藏品少得可以装入信封。1911年，在大都会博物馆紧靠第五大道新扩建的北侧楼里，埃及文物已塞满了10个展厅。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埃及文物涵盖了整个上下三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史；对于董事们的厚此薄彼，有的业务部门会牢骚抱怨，但摩根仍全力支持利思戈，令他感到心满意足。

　　1919年后，在利思戈的鼓励下，他的年轻门徒赫伯特·温洛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四任馆长)逐步接管了管理有效的埃及探险队。

　　1919年秋，大都会博物馆在卢克索开展了全面发掘活动；次年春天，温洛克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当时，他的团队已经徒劳无获地发掘了8个星期，大家开始感到极度失望。在附近悬崖的岩石上有一个开凿出来的墓穴，温洛克已对它留意了一段时间；那里阴森森的，盘踞着蝙蝠和蛇，之前有人在那里进行过挖掘，但没有绘制图纸。温洛克想他们或许有什么遗漏，决定冒险再干上两个星期。3月17日太阳即将落山时，探险队摄影师哈里·伯顿上前解散正在干活的民工，他发现民工们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在清理一间墓室底部脱落的碎石时，有个民工注意到有一小块碎石顺着他的锄头消失在裂缝里，那条裂缝正处于陵墓地面和墓壁之间。工头赶上前来，与那个民工一起用手扒开碎石，看到仍有碎石块滑落进裂缝。下面是否还有未被发现的墓室？伯顿在此时赶到，他在墓室一角擦亮了几根火柴，在一张碎纸片上胡乱写了几句，打发一个孩子带着纸条跑往大都会博物馆之家。温洛克和其他人刚收工回到住处，伯顿的“鸡毛信”随后而至。大家已是疲惫不堪，有些怀疑地拿起手电筒返回悬崖工地。抵达陵墓挖掘现场时太阳已经落山，温洛克趴在地上，用手电筒往裂缝中照，看到了“发掘者有幸看到的最令人吃惊的景象之一”，后来，他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手电筒光线射进四千年前的一个狭小世界，我朝下望去，看到无数精致的彩绘俑四处行进。一名身材匀称、纤细高挑的女孩从人群中朝我凝视；有一群人手举木棍驱赶着浑身斑点的公牛；划桨手们正在一队船上用力划桨，有一条船似乎要在我眼前沉没，船首摇晃着寻找平衡。所有这些繁忙景象都处于不可思议的静寂之中，似乎是我回望的四千年前的场景过于遥远，即便是回声也难以传入我的双耳。

　　他们意外发现的是一群从未被打扰过的窖藏陪葬俑，它们的墓主人是古埃及大贵族麦克特瑞，他是公元前2050年法老门图霍特普二世统治时期的宫廷大臣和管家。按当时习俗，要为如此位高权重者定制这些小传魂俑，供墓主人死后继续享乐——它们将永远为死者提供生前享用过的一切服务。这些俑通常被放置在陵墓之中，很少能躲过数世纪盗墓者的掠夺。由于某种原因，麦克特瑞将自己的陪葬俑置于与墓室相邻的一间密室，结果令它们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所发现的陪葬俑中，这批窖藏是最大、最完整的一组，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古代埃及的日常生活景象。小陪葬俑们几乎展示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尽管雕工粗糙，对生活的观察却十分精准：记录员在清点各种家畜，牧人们在照管羊群，公牛被人喂养、屠宰、加工制作准备送上餐桌，面包师们在打理烤炉，酿酒者在调制捣碎的配料，女人们在纺纱、纺线准备织布，木匠们挥舞扁斧砍伐原木，将其锯成厚木板，船夫们在水上操控着各种小船，侍从们忙着为船上享乐的贵族准备食物；还有以前从未见过的场景——为款待死者灵魂而建造的花园，其四周环绕着规整的围墙，配有可以盛水的铜池和微缩树木，每片树叶都是雕刻而成，挂在自己的位置上，每根树枝都长出了下垂的果实。虽然开罗博物馆藏有几个类似造型的东西，但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是已知存世的最可爱、最具启迪意义的展品。

　　温洛克的努力奋斗使大都会博物馆埃及艺术部稳步壮大，展厅数量不断增加，藏品琳琅满目，堆满了四间大库房。埃及艺术部已确实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馆中馆，拥有自己的修复室和修复师，其年度预算额仅次于绘画部。利思戈1929年退休时，温洛克被授予掌管埃及艺术部和埃及探险队两顶“王冠”；毫无疑问，大都会博物馆拥有了全美国最包罗万象的古埃及文物收藏。

　　20世纪20年代末，温洛克又走出一招出人意料的妙棋，显示了他的坚忍不拔及在考古方面的第六感。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神庙是底比斯古城遗址的地标之一，大约建造于公元前1500年。之前，已有几支探险队对神庙进行过发掘，但无人动过连接神庙与尼罗河谷的大道或长堤。在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时代，此类大道两旁应排列着各种雕像。1923年，利思戈和温洛克决定在大道北边开挖，很快发现了石雕碎块。显然，这些雕像被有意破坏；碎块数以百计，有的很小，有的则重达1吨；拼接这些碎块是一件苦差事，一直延续了好几年，远比拼接历史费时费力。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一生丑闻缠身，她是图特摩斯一世国王的女儿，嫁给了后来成为图特摩斯二世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哈特谢普苏特死后，已成年的图特摩斯三世马上下令销毁继母的所有形象，抹去她留下的所有痕迹。哈特谢普苏特的雕像被砸碎，扔到神庙前的大道两旁，逐渐被黄沙和杂物埋没。

　　这些雕像的碎块并非全部原地保留。自图特摩斯三世以来，埃及石匠显然在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神庙大道旁四处翻找过石料，将合适的石块搬至其他建筑工地重新使用。温洛克的民工们发现，距神庙半英里之外的地方也有这些雕像的碎块，有的甚至被搬运至更远的地方。

　　1928年，几尊哈特谢普苏特雕像修复完成。大都会博物馆有一尊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花岗岩头像异常漂亮，只是一直未找到它的躯干；与之相反，博物馆员工们倒是拼接出了6尊无首狮身人面像。那年夏天，当温洛克在馆内图书馆查找德国考古学家的一些记录时，有一份资料使他浮想联翩。1843年至1845年，普鲁士考古学家莱普修斯在国王谷发掘，他曾从希腊公使那里购买过一尊失落头像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坐像，以及一尊戴王冠的花岗岩狮身人面头像，那两件东西目前在柏林博物馆。温洛克拿到了柏林雕像的照片，对其进行了认真研究。在接下来的秋季，在赴埃及开展冬季发掘时，温洛克顺道去了趟柏林；他在行李中携带了大都会博物馆那尊无躯干女王雕像的石膏模型，以及一件残破的女性鼻子模型，他认为它属于柏林博物馆那尊狮身人面头像。“是否允许我看看它的鼻子？”温洛克一边问，一边用拇指使劲摁头像的鼻子；鼻子被弄了下来，表明是石膏复制品。温洛克拍了拍从大都会博物馆带来的鼻子模型，与残缺处严丝合缝。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决定各自保留本馆所藏头像，而将雕像的躯干进行交换，以便双方都拥有更多完整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像。此举使众多的纽约学生受益，当他们成群结队穿越大都会博物馆大厅时，会从这位令人仰慕的女士身边经过。据说，轻轻抚摸雕像膝盖的人，会避免对政治产生痴迷。

　　(摘自《商人与收藏》第11节。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