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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舟与王迎春:相濡以墨扶犁回望

作者:佚名      藏界人物编辑:admin     
太行烽火(国画) 407×640厘米 2009年 王迎春 杨力舟 太行烽火(国画) 407×640厘米 2009年 王迎春 杨力舟

  士 凡

  人物名片

  杨力舟:1942年生于山西临猗。曾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现任中国美协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顾问、院务委员、研究员。

  王迎春: 1942年生于山西太原。现为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研究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

  同年出生、同为山西人、西安美院附中和西安美院同学,毕业后同入太原印刷厂当美工,后双双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这条艺术轨迹,记载着杨力舟、王迎春伉俪携手人生的很多共同点。

  杨力舟说“过去我把王迎春遮蔽了”。即使合作了众多可以载入史册的作品,王迎春依然甘愿默默地站在他身后。近期,“扶犁回望——杨力舟·王迎春艺术回顾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种相濡以“墨”,是对他们最好的概括。

  为友执子之手 艺海春舟

  杨力舟与王迎春,既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艺术上的同伴,所以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镶嵌着他们共同凝结的一幅幅经典之作。两人的合作,在艺术圈里早已成为佳话,评论家郎绍君称赞道:“杨力舟、王迎春夫妇都来自黄土地,带着一股浑朴厚重的生命气息进入主流画坛,并以天衣无缝的合作为同行所瞩目。”

  王迎春回忆第一次合作时的情形说:“初中二年级时,我的一组构图被老师肯定,并要求制作完成、准备发表。基础课还未学完的我,完成一组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难之际,班上一个男同学杨力舟主动帮忙。这套作品终于在我们的努力下完成并发表了。”这件作品,就是1959年二人在读西安美院附中时合作的四条屏年画《四女跃进图》。

  由此,他们拉开了一生中互依互存的合作之路。1972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主席给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参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美展”,1973年国画《挖山不止》参加全国中国画展,1974年《汇报——给毛主席写信》参加全国油画展,1981年三联画之《黄河怨》、《黄河在咆哮》、《黄河愤》获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叶浅予奖学金一等奖,1984年《太行铁壁》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2009年《太行烽火》参加“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更是全票通过……

  为人古道热肠 仗义执言

  刘文西和陈光健是二人在西安美院时的班主任,在他们的学生中,杨力舟和王迎春除了艺术的刻苦、踏实外,给他们印象更深的是“为人正直,品格高尚”。在“文革”期间,刘文西和陈光健是受害最深的年轻教师。杨力舟不仅同情,还主持正义,敢说敢为,两次向党中央写信抱不平,结果却是批判杨力舟的大字报两次贴满全院。刘文西说:“在‘文革’这种气候下,能够真正说真话,太不容易了。这真正能够体现人的品质,这是非常重要的骨气。”

  1967年毕业分配时,两人因为“文革”中的仗义执言而被“发配”远离故土到了北京,又因“揭发”杨力舟的材料在报到前就被人寄往接收单位,而又被迫返回太原。在太原的一家印刷厂里,他们因画技高超和为人平和而备受尊敬,厂里还破例为他们分了一间宿舍,在公示时获得了全厂工人的一致签名同意。

  即使在杨力舟做了中国美术馆馆长之后,他同样保持着这份真诚和朴实。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刘曦林回忆说:“他非常关心人,得知犬子刘磊生病,他自己掏的外币,托朋友到日本访问时,给带回来一个血压器,令我非常感动。到现在我们还保留着。”

  与性格豪气但温和细心的杨力舟相比,王迎春则沉静又执着。王迎春自言:“我也被俗称‘事业型’女性。理想的女性是,对外事业出类拔萃,对内相夫教子。但我常在两者之间疲于奔命,也常为两者都耽误而苦恼。我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生活在当今的人。我是一个围着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普普通通的女人。我是一个追求完美,而常感遗憾的人。”

  这就是王迎春,她可以为杨力舟毅然从北京返回太原面对未知的前路,可以为写生在交通闭塞的山沟里与哑巴老大娘同睡一条土炕8个月,可以抱着不足百天的儿子在临汾辅导创作3个月,可以在工作10年后扔下5岁的女儿、2岁的儿子去中央美院进修。

  为艺数度转型 不落窠臼

  观看两人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那一幅幅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还有鲜为人知的众多草图,以及为创作收集的各类素材小稿。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艺术探索道路,走的不是一条捷径,而是脚踏实地、严谨不苟。其不同时期的不同艺术面貌,更令人叹服不断超越的勇气。两人在合作之外,都展开了风格迥异的语言探索。

  低调为人、大胆为艺,他们的这种转型和蜕变,被薛永年笑称为“爱国爱民最坚贞,借鉴吸收最大胆”。

  二人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老同学刘大为,将他们的阶段性创作概括为三个阶段:在研究生毕业前,是主题性创作、情节性的创作,中西融会贯通,重于人物塑造及素描关系的引入;研究生毕业后的10年,处于学术上的转型阶段,对人物造型进行夸张和装饰性处理;近十几年,在画面构成、线条色彩的表现、画面的强烈对比等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还吸收了很多民间的元素。“我们有时候抓住一种办法老是舍不得放弃,不停地重复,但是他们却不停地探索,这一点是作为老同学的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

  “我要画什么,我想画什么,如何画”是杨力舟常年思考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80年代后,我们对原有的画风不满意,从写实向表现转变”的念头。“深感一味写实,画面难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夸张、变形以强化绘画语言,乃古今中外相通的方法”。

  王迎春则坦言:“为什么没有在取得一点成绩后,举起个人风格的大旗?我可能属于探险爱好者,把探索作为一种兴趣、一种嗜好。往往到达一地后,又把兴趣转向新的目标,因为死守一地,日久则生厌。”至今,她仍然对自己画过的作品感到不满足,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会为艺术注入永久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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