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张伯驹：诗词叙真情

上世纪30年代的张伯驹 晚年的张伯驹 张伯驹与宠物猫

　　◎杨沛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曾任故宫[微博]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我二十出头时，有幸拜张伯驹先生为师。上世纪70年代，张伯驹先生从吉林回北京后，有一次在昆曲艺术家白云生先生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了张伯驹先生，鼓足勇气走到他面前说：“我想跟您学诗词，不知您肯不肯教我？”老先生拄着拐棍也没看我就说：“行，学诗词要多想、多做，有时间到我家去吧。”

　　先生常说：系裤带比作诗难

　　几天后，我抄了四首自己填的词，骑自行车经过银锭桥来到位于后海南沿26号的张伯驹先生家中。张先生正要出去下棋，夫人潘素接待了我。她平易近人，说了两句客气话，留下了我的作品。过了四五天，我接到一封牛皮纸的竖写毛笔字信，打开一看，是张先生的亲笔信！一张元书纸便笺上写着，“杨沛同志：初学词，颇有好句，但俗语不少，还要多看、多想、多写，日后必有迅境。”这实在是喜从天而降，那几天我开心极了。

　　当时北京城区用电紧张，宣武区是每周四固定停电。从那时起，我固定周四骑车到张先生家求教，有新作便呈上请他批改。那一年春节我给老师、师母行了磕头拜师礼，稍晚又到萧劳先生家磕了头。能得到萧先生的教诲，也是张先生推荐的。以后，每年过年，我都要到二老家中行磕头拜年礼，到张先生家是大年三十晚上，到萧先生家是大年初一，雷打不动。

　　在和张伯驹老师学习的日子里，老师与师母的儿女没在身边，小外孙文文，外孙女竹竹、玲玲陪伴在老人身边。我每星期四去老师家，帮他们买东西、做做饭、安炉子、装烟囱、抄诗作，送信件，我戏称是先生的小书童。那时，张先生一直与在京的一批文化学者分韵和诗，来往酬答。往来密切的老先生有：文史馆的黄君坦先生、周汝昌先生、赵朴初先生、老翰林夏仁虎先生、天津的张牧石先生、孙正刚先生、孙机峰、萧劳先生、寇梦碧先生，还有戏曲家张祺祥先生、梅兰芳秘书许姬传先生、何其芳先生等等。张先生每有词稿，常交我去办理誊写。

　　西城有位没落的文人，以誊写为业，恪守着老的规矩、老的价值。誊写者是他四十余岁的女儿，字迹极其工整秀丽，用淡黄的毛边纸竖行形式，每次誊写数份，送稿、付钱都由我来完成。我按先生吩咐，将和诗或新作或信札分别送达以上诸先生家中。因为这种誊写和传递，以后出版的《张伯驹先生词集》中有不少诗词，我都近水楼台先睹为快。先生不大爱说话，一说话，透着带河南口音的幽默。有一次天气预报没报准，张先生说：“老天爷不听话了！”说完呵呵笑了起来，一派天真。他常说，系裤带比作诗难，5分钟能作首好诗，但5分钟系不好裤带。

　　先生常赞：“烟草一川梅子肥”这句好

　　张先生的词作信手拈来，字字玑珠：“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万物逆旅，尽作如是观。” 他在另一首《人月圆》中写道：“相看座上须眉古，我亦鬓成霜。楼台寂寞，承平回首，莫问霓裳。金瓯依旧，浮云便有，不碍春光。酒如常满，人如长聚，老也无妨。”

　　我的诗多次受到张先生夸赞。他甚至说我填的词比某翰林填的好。一次先生查看我填的《瑞鹧鸪·和伯驹老师咏柳絮》：“倩影谁教辞绿围，因风时起又霏霏，晴霙万点蝶儿舞，烟草一川梅子肥。判似无情随水去，疑如有意逐人飞，非花还要当花看，荡荡悠悠渐入微。”当先生吟到“烟草一川梅子肥”时，说这句和柳絮无关。隔了一二秒钟，忽然先生用手摸着刚剪完胡子的下巴说：“这句好，这句好，这句好。”一连三句好，脱口而出。这句为什么好呢？原来我用的是宋朝诗人贺铸的一首《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句，我把“满城风絮”去掉，然后把“一川烟草与梅子黄时雨”改成“烟草一川梅子肥”。既没提柳絮却暗含着满城风絮，信息量是可观的，因此得到了老师的首肯。

　　和先生相处多了，我能看到在诗词的汪洋里徜徉，先生精神的丰富、广博和他心外无物的完全精神化的心胸。我也由此找到了为什么先生能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那样淡定从容的答案。

　　先生常做：“打诗钟”游戏，赢得最多，请客也最多

　　张先生经常和老先生们一起玩“打诗钟”。这是一种文字游戏，这种游戏对平仄、对仗有很严格的要求，尤其重立意。把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个内容放在一起做题，众人同作一题，然后一比高下。

　　这对参加者的文化底蕴要求很高，即兴的应变能力必须很强。对此张先生乐此不疲。每次出题后，让大家应题作联，然后集中起来抄好，作不记名投票，分出状元、榜眼、探花、卢、禄、斗六个名次。事先说好，输家请赢家吃饭。每次张先生赢得最多，萧劳先生、黄君坦先生交替坐第二、第三把交椅。我因为拜在先生名下学习，也参与其中，每次一共十位，往往我总排在第七、八位。很多时候，本应该由末位者请赢家吃饭，往往张先生反而出钱请大家吃。

　　“打诗钟”的玩法由来已久，解放后才基本绝迹。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老先生们以这样的方式，顽强地为自己的精神空间保留一块“自由天地”，它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记录下老先生们“文革”期间的精神历程。我作为晚辈见证了这一切，也从中获益，锻炼了自己的归纳、分类、联想能力。也因为学诗词和参与“打诗钟”，让我对古诗词的格律、规则、技法，有了较熟练的把握。

　　供图/杨沛

　　(杨沛，生于1949年，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