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斯特林·克拉克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美国克拉克艺术馆收藏的雷诺阿作品《剧院包厢》。 法国画家艾米丽·弗利昂于1919年为克拉克所绘铅笔肖像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示的克拉克艺术馆的收藏品，自上至下依次为：莫奈的《象鼻山峭壁》，布格罗的《坐姿裸女》，德加的《教师中的舞者》。 高剑平 翻拍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示的克拉克艺术馆的收藏品，自上至下依次为：莫奈的《象鼻山峭壁》，布格罗的《坐姿裸女》，德加的《教师中的舞者》。 高剑平 翻拍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示的克拉克艺术馆的收藏品，自上至下依次为：莫奈的《象鼻山峭壁》，布格罗的《坐姿裸女》，德加的《教师中的舞者》。 高剑平 翻拍

　　美国克拉克艺术馆的创始人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他出身富贵而又追求独立，早年便远离纽约的家庭而旅居欧洲，周游世界。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既不愿暴露在聚光灯下，却又创立了这家与大众分享其艺术珍藏的博物馆机构。从克拉克艺术中心所展示的作品，人们能一窥这位神秘收藏家的独特个性和品位。

　　詹姆斯·A. 甘兹

　　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他出身富贵而又追求独立，早年便远离纽约的家庭而旅居欧洲，周游世界。他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既不愿暴露在聚光灯下，却又创立了一家与大众分享其艺术珍藏的博物馆机构。克拉克在这座以他名字命名的艺术馆开馆后不久即离开了人世，在此后的数年间，克拉克本人成为这所机构的一部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克拉克本人的日记和书信称得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个人档案，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是如何促成他的个人选择的。他的艺术收藏及其最终落户威廉斯敦，展现了他的独特个性。

　　家庭与早年生活

　　斯特林·克拉克生于1877年，是家中的次子。其祖父爱德华·克拉克曾为家族积下了殷实的家产，至1882年离世时，爱德华总共为家族留下了价值逾5000万美元的房产，其中包括在曼哈顿为四个孙子分别置办的每人一处街区房产。

　　斯特林·克拉克自幼十分富足，他的童年是在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乡村库珀斯敦两地度过的，后者也是他家人居住的地方。他曾就读于纽约的卡特勒私立学校和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学院，并于1899年从该院的土木工程系毕业。毕业后，克拉克自愿参军，并在派往中国期间目睹了当地的义和团运动。1905年退伍后，斯特林·克拉克又在1908年返回中国，率领一支探险队骑行穿越了今北京以西的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1912年，他为此次探险出版了一部行纪《穿越陕甘：1908-1909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

　　斯特林在结束了远东的探险之后并未返回纽约与家人团聚，而是在巴黎住了下来。对于一位20多岁就曾远赴马尼拉、北京和西印度群岛等地周游的32岁退伍老兵、探险者而言，巴黎根本算不上新奇。但是，这座法国首都代表的却是西方文明的巅峰，这里成为克拉克利用其继承的遗产开展一系列猎奇探险的前哨阵地。对于克拉克而言，移居巴黎还有另一层目的：远离家庭。虽然斯特林在1910年代定期与兄弟联络，且在1930年代初还经常回到库珀斯敦探亲，但是移居欧洲却是他真正开始远离家庭的标志。

　　1909年，克拉克的母亲去世，这为原本已有大笔遗产在手的斯特林和他的三个兄弟又带来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这笔意外之财使斯特林能够再次独立开启新的征程。次年，他决意定居巴黎，这次决定可能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缘有关。巴黎这座“光明之城”拥享着众多的风光胜景，既邻近中东，又与库珀斯敦的克拉克家族相距不远。除此之外，与法兰西喜剧院一位女演员(即他日后的妻子弗朗辛)的深交也可能是斯特林决定寓居巴黎的原因之一。

　　收藏的肇始

　　1910年秋，克拉克在巴黎第十六时尚区西马罗萨路4号购得一处第二帝国风格、中等规模的宅邸。他不仅乐于监督房屋的装修，并耗费大量时间在巴黎城内四下搜寻合适的家具、灯具、卫浴和墙饰。宅内最特别的是底楼的大客厅，宽敞的空间可同时展示12幅绘画。克拉克称它为“画廊”，这里成为他珍藏的私人展示区。

　　斯特林·克拉克还不失时机地为新居注入更多的艺术气息。由于父母早年爱好收藏、家中到处都陈列着艺术品，因此克拉克对艺术的这种嗜好可能源自于他孩提时代与美术的接触。1911年6月，斯特林·克拉克收到一批来自纽约的绘画，其中包括让-弗朗索瓦·米勒、马里亚诺·福图尼·伊·卡尔博、吉尔伯特·斯图亚特、乔治·英尼斯和朱利安·沃尔布里奇·里克斯的作品。这批绘画原为斯特林的母亲所有，它们来到巴黎标志着弟弟斯蒂芬与斯特林早年隔阂的消除。在这些画作中，只有米勒与福图尼的作品是在斯蒂芬主导的遗产分配方案中划归斯特林继承的。最初分配遗产时，斯特林正在中国旅行，他的兄弟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优先选走了父母留下的艺术珍藏。鉴于斯特林周游世界的生活方式，斯蒂芬断定斯特林不会有兴趣接收大批的绘画。但是作为父母的次子，斯特林却认为他理应优先于两个弟弟挑选遗产。虽然矛盾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但这次争端还是为双方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与此同时，克拉克开始设法充实他所继承的那一小部分珍藏，起初的进展十分缓慢。据记载，最早入藏的是1912年2月的一件仿风格主义雕塑家詹波隆那的青铜雕塑《梅迪奇的维纳斯》和一件让·巴普蒂斯特·佩罗诺让的粉彩肖像画。次月，他又购藏了一件雅各布·凡·勒伊斯达尔的海景画(现定为其学生的作品)和一件从伦敦P&D科尔纳吉与阿巴赫画廊购入的马泰奥·迪·乔瓦尼的祭坛画。当年秋天，克拉克返回纽约，这是他移居巴黎以来首度回国。在此期间，他首次从科尔纳吉画廊的美国合作方诺德勒画廊购入艺术品，从此开启了与这家公司长期而收获丰厚的合作关系。荷兰派圣露西传奇大师的一件木版画与马泰奥·迪·乔瓦尼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克拉克在巴黎住地内意大利与北方文艺复兴绘画的核心收藏。同时，克拉克也开始购藏纸上作品。至1920年，他已收藏了一大批早期大师的素描，数量十分可观，其中包括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素描《动物与风景》。

　　随着对古代大师绘画与素描的热衷，克拉克已悄然从一位在巴黎装潢新居的美国人跃身为收藏界的一名玩家。在此之前，J.P。摩根、亨利·克莱·弗里克和约瑟夫·怀德纳等人物才是主导收藏界的名流。1912年11月，克拉克购藏了安东尼·凡·戴克的《安布罗焦·斯皮诺拉肖像》和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仅贝利尼的那件就花费了克拉克70000美元。通过购藏这两件画作，克拉克在百万富豪云集的赛场上占得了一席之地，他们是奢华消费和品位的引领者，一举一动均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然而与上述收藏界的大人物不同，克拉克选择在巴黎而并非纽约的私人宅邸内逐渐累积藏品，既不张扬也不显名。

　　1910年代初，斯特林与弟弟斯蒂芬进行了多次跨洋交流，他们曾在1913年有过一次重要的沟通，双方就收藏艺术品并创建一座私人博物馆交换了意见。斯特林写于2月4日的一封信提及了这项新构想的动机与目标：

　　你还记得我们去年谈过的那件事吧，就是我想在库珀斯敦建一家美术馆的事。而且你当时还提出建在纽约会更好些。虽然还没有定下来，但我仔细想过，觉得还是按我最初想的来做比较好。

　　克拉克继续权衡了纽约(“更多人能看到”；“会更知名”)和库珀斯敦(“有利于小镇的发展”；“光线会更好”)两地的优势后得出结论：“建在纽约的话，人们就会将它与其他著名馆藏和知名杰作进行比较，虽然艺术品本身可能并无高低，但普通观众就会觉得它们相形见绌 。”斯蒂芬对此做出的答复显然受到了斯特林的重视。他指出在库珀斯敦建馆的困难(天气状况，冬季不会有人去参观)并建议哥哥应该首先充实收藏，之后再考虑建馆的事宜。双方的讨论自此中断，但这种交流有效地促使克拉克早在1912年便产生了创建斯特林与弗朗辛·克拉克艺术馆的想法。

　　伴随着个人收藏的不断充实，克拉克很快对外界顾问与专家的建议丧失了信任。1913年，他购藏了多梅尼科·吉兰达奥的一幅《女子肖像》和詹波隆那的青铜《奔马》。这两次购藏均是在美国雕塑家、克拉克父亲的好友乔治·格雷·巴纳德协助下完成的。在得知吉兰达奥的这件油画未经重新润饰，且《奔马》也是孤品之后，克拉克才决定成交，但事后发现这些承诺都是假的。在1913年夏赴意大利的旅途中，克拉克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吉兰达奥油画的图案，与他手中的那件作品有所出入，另外他还在佛罗伦萨的巴杰罗美术馆内发现了詹波隆那《奔马》的复制品。这次遭遇改变了克拉克日后对外界专家的看法，他很快学会了依靠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听从他们的建议。结束意大利之行后，他立即写信提醒斯蒂芬：“除了依赖诺德勒和科尔纳吉画廊，你还得自己了解游戏规则，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

　　巴黎：一战

　　1914年8月，德国对法宣战，由此中断了克拉克的收藏活动并迫使他将珍藏转移至库房。随着战争在欧洲的蔓延，克拉克依旧常驻巴黎，其间数次往返伦敦和纽约。1915年，他仅购藏了2件绘画。但1916年，克拉克却在逗留纽约期间完成了两次重要的购藏：温斯洛·霍默的《两名向导》和他收藏的首件雷诺阿作品《做钩针编织的女孩》。与早期大师名画的一般价位相比，霍默(10000美元)和雷诺阿(20000美元)的这两件作品的价格是相当诱人的。即便这样，克拉克在购藏这件雷诺阿作品时还特别采取了买期保值的方式，他要求画廊出具书面保证函，以确保五年内若买家反悔的话，画廊须以买家当初的购入价买回这件作品。克拉克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非但没有退回《做钩针编织的女孩》，反而使自己跃身成为雷诺阿作品的大藏家之一，最终藏有这位印象派大师总共30余件画作。

　　克拉克对雷诺阿的偏爱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前瞻性的，不久之后这个领域便成为藏家云集的大热门。亨利·麦克布莱德在刊载于《艺术新闻》上的《雷诺阿在美国》(1937年)一文中指出：“美国的雷诺阿热是一个悄然兴起的现象。”他认为丝织业巨头卡特里纳·兰伯特是“第一位重视雷诺阿作品的美国收藏家”。并提到：“1916年，兰伯特先生收藏的雷诺阿作品(经拍卖)以16200美元的价格售予了斯科特与福尔斯画廊。这个价格在当时是惊人的。”而这幅《做钩针编织的女孩》是克拉克在10个月之后从斯蒂文森·斯科特(斯科特与福尔斯画廊)的手中购获的。仅次于阿尔伯特·巴恩斯在1912年、亨利·克莱·弗里克在1914年先后获藏自己的首张雷诺阿作品。

　　美国卷入一战后，再次入伍的克拉克自1917年5月起担任陆战队监察。此后的两年间，克拉克利用他的法语优势为美、法两军担任联络官。1919年6月，他与弗朗辛在当地的市政厅举行了婚礼，次日弗朗辛便成为了美国公民。当年的春夏两季，克拉克成为在埃德加·德加的画室作品售卖会上大有斩获的众多美国藏家之一，拥挤的人群、昂贵的价格均超出了预期。克拉克委托罗兰·诺德勒代为拍卖，由此成功地从第三次售卖会上购得3件素描，其中包括两幅作于黄色描图纸上的浴女主题的晚期炭笔习作。早期阶段，此类素描并未受到重视，克拉克收藏此类习作是如此超前，简直出乎他本人的意料。除此之外，克拉克又从1919年7月的第四次售卖会上购得11件素描和他的首件德加画作《男子肖像》。

　　随着一战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特立独行的克拉克在42岁时终于决定离开巴黎转战纽约。

　　纽约与藏品的充实

　　当法国开始缓慢重建受损的基础设施并努力清偿债务的时候，纽约正迅速崛起、百业俱兴，克拉克全家决定在当地建造一处临时住所。1920年6月，斯特林与弗朗辛首度共同踏上了纽约的领土。一年内，他们就迁入了位于帕克大道和东四十九街街口的一套18间房的奢华公寓，即今天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所在地。斯特林·克拉克在纽约市拥有了这套公寓后虽然还陆续将个人珍藏寄回巴黎，但在纽约装修新房的契机又让他重拾收藏的爱好。1920年代，艺术品价值普遍上扬，不仅早期大师的绘画连日看涨，就连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概莫能外。面对价格飙涨的收藏市场所带来的挑战，克拉克调整了他的策略。他逐渐放弃了他在1910年代纽约时期侧重收藏的18世纪前的绘画，有意避开了这一国际艺术品市场的大热门。

　　1920年代初，斯特林与他弟弟斯蒂芬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至1923年彻底决裂。与弟弟决裂后，克拉克重新考虑了在库珀斯敦或纽约市建立艺术博物馆的构想。虽然尚未拟定最终方案，但在综合考虑父亲的遗愿和他自身寿命的同时，他也必然受到了此前与斯蒂芬的相关讨论内容的影响。克拉克最担心的是他的资产会旁落兄弟之手。

　　同时，随着克拉克对藏品完整性的重视，他开始将收藏重心从早期的正统派大师转到了19世纪晚期法国印象派、学院派绘画和风俗画上。1924年10月，克拉克曾笔述他在纽约诺德勒画廊中挑选早期大师作品时的失望之情，宣称“他们没能买到好东西。作品数量也不多。他们可能是一有作品就立刻将作品卖掉了。早期大师显然已经过时了。而像弗里克、威得恩、塔夫特、阿尔特曼、亨廷顿等美国大收藏家们早已将现有的大量藏品占为己有了”。克拉克在1924年的购藏很能够说明他对收藏19世纪绘画的浓厚兴趣，其中包括乔瓦尼·波蒂尼、让-路易斯·福兰和埃德加·德加。克拉克凭借其特立独行的一贯风格摈弃了弗里克、威得恩从画廊开始购画、逐渐转移到早期大师作品的常规做法。

　　1929年由美国股市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对克拉克的艺术收藏或育马等业余爱好造成多大的影响。虽然他为新政下的繁重苛税而焦虑，也抱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但经济的大萧条显然为克拉克带来了难得一遇的收藏契机。

　　克拉克充分利用经济低迷所造成的艺术品价格回落，大幅加快购藏的进度。经济上遭受重创的众多藏家纷纷抛售藏品，市场因此充斥着大量质高价廉的绘画作品。1932年，克拉克成功购得J. M. W. 特纳的《火光和蓝光》，作品原先的藏家查尔斯·M. 施瓦布就是被迫以“经济繁荣期”时一半的价格出售此画的。仅1933年一年，克拉克就从纽约代理商杜兰德-吕埃尔处购得12件画作，又经纽约和巴黎的诺德勒画廊购得包括莫奈与毕沙罗作品在内的5件藏品。

　　在此期间，克拉克开始真正迷恋上雷诺阿的绘画。自1910年代始，克拉克即开始收藏雷诺阿的作品，并已拥有了《剧院包厢》、《熟睡的女孩》等代表作。1930-1940年间，他收藏的雷诺阿作品不下20件。较之惊人的数量而言，这些画作的高质量更加值得关注。从《做针线活的玛丽-泰蕾兹·杜兰德-吕埃尔》(1935年购藏)中精湛的笔法到约1875年《自画像》(1939年购藏)的紧凑布局，每件作品均是艺术家高超技艺的绝妙体现。

　　毫无疑问，克拉克自1930年代后最钟情的画家是雷诺阿。克拉克个人日记中的溢美之词到处洋溢着他对雷诺阿的钦慕之情。他在1939年的某篇日记中也抒发了这样的情绪：

　　好一位大师！或许是历来最伟大的，至少位居前10或前12名的。他变幻莫测，无论是人物、肖像还是风景画，其主题、色彩、构图均无一雷同！作为一名举世无双的色彩大师，他对和谐色彩的敏锐把握无人能及！他笔下的灰色如同委拉斯凯兹，红色堪比鲁本斯，肉体如鲁本斯或威尼斯画派般精妙。威尼斯画派、原始派，或类似委拉斯凯兹和凡·戴克等名家略胜一筹的是线条，莱奥纳多、安格尔、德加和布格罗等柔和的线条只有雷诺阿可以做到，他巅峰之作的线条也同样出色——但作为一名画家，我敢说他是无人企及的——作为一名色彩大师，他又是举世无双的。

　　克拉克收藏的雷诺阿作品突出表现了他对艺术质量的执着追求。虽然巴诺等藏家基本是成批购藏雷诺阿的画作，有时候甚至不经过鉴评，但克拉克却对购藏作品十分谨慎。他主要倾向于收藏雷诺阿1870-1880年代初的作品，特别是年轻女子像，偶尔也涉足静物与风景画。虽然当时盛行收藏雷诺阿的晚期作品，但克拉克却不以为然，他嘲笑雷诺阿的晚期作品是“香肠”红，并形容其笔下的晚期人物酷似“充气的肢干”。结果，既不追求雷诺阿藏画数量(巴诺收藏了181件)，也不追求名作(邓肯·菲利浦于1923年购藏了《船上的午餐》)的克拉克凭借其对色彩与主题的独到眼力及个人鉴识，成为了法国印象派作品最伟大的私人藏家之一。

　　虽然斯特林是艺术品购藏的主要决策者，但他却十分重视弗朗辛的意见，并时常邀她进行把关，甚至有时候由弗朗辛负责购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购买亨利·德·图卢兹-劳特雷克的《珍妮·阿夫里尔》。1939年，斯特林最先在威尔顿斯坦见到此画。1940年1月底，他再见此画时注意到作品“卓越的品质”，但也同时觉得作品的要价过高，相当于作品实际价值的两倍。9天后，克拉克与弗朗辛共同到访威尔顿斯坦时，这件画又被取出，弗朗辛反应十分强烈。虽然斯特林依然觉得要价过高，但弗朗辛在离开商店时逼他买下了此画。克拉克在日记中回忆道：“当时我们已走到了拐角——弗朗辛强烈要求买下《珍妮·阿夫里尔》——她认为这是件杰作——于是，我们返回商店并买下了它。”斯特林曾就此事作出这样的评论：“弗朗辛从未对一幅画如此着迷！”由此可见，弗朗辛鲜少提出如此强烈的要求。

　　二战爆发：未来规划

　　1939年夏，克拉克夫妇在二战前最后一次到访法国。令人倦怠的8月流逝如常，巴黎的气氛却渐渐紧张起来，克拉克夫妇很快发现自己再次身陷战区。在此期间，斯特林忙于包装他那些最有价值的银器和瓷器，准备将它们保存在塞夫勒博物馆，同时也对他的藏书等物品进行了清点。虽然大多数重要画作已航运至加拿大，但转运诺曼底农场和西马罗萨路住所内的东西还是需要进行诸多准备。当年8月11日，克拉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与那么多漂亮宝贝共同面对的是讨厌的飞机和糟糕的物损，多么可怕！一想到那些留下的宝贝，我就痛心——这可是我30多年来不断收藏的成果。”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克拉克夫妇当时还在巴黎。他们在特罗卡德罗宫的阳台上眺望巴黎后发现，城市的风貌已经被遍地的防空洞所改变。次日，他们戴上了防毒面罩，深夜警报响起时，他们与邻居不得不蜷缩在克勒贝尔大街上的狭小地下防空洞内。几经周折，他们最终订到了返回纽约的票。自10月3日离开巴黎之后，夫妇俩再次返回已是7年以后的事了。

　　战争期间，克拉克夫妇的艺术藏品分散在巴黎、蒙特利尔和丹佛三地。

　　1944年初，克拉克开始慎重考虑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博物馆。显然，位于第五大道与东七十大街交叉路口的弗里克艺术馆是他最初萌生这一想法的主要灵感来源。1939年克拉克首次造访后，记下了他对这所机构的强烈感受：

　　藏品如此精美——近四分之一是精华！其余也不逊色——弗里克未与卡斯泰尔斯沟通自行购得的仿伦勃朗和仿彼得·德·霍赫的作品也均可视为与原作一脉相承——部分英国肖像曾被杜维恩过度清洁过——4件中有2件惠斯勒过于深黯，仿的基本都在这里——而真正的巨制是两件伦勃朗，戈雅的《锻铁厂》和凡·戴克的作品等等！哦，我忘了还有委拉斯凯兹和两件葛雷柯的。

　　克拉克的律师和生意伙伴开始代表他深入调研并实地考察了曼哈顿的几处房屋。在为藏品寻找存放地的过程中，克拉克偶遇并结识了切斯特·戴尔，两人意气相投，戴尔对房产规划与博物馆捐赠方面的事宜见识十分广博。与克拉克一样，他也是一名表面急躁、语言犀利的人。而与克拉克不同的是，戴尔是众多大博物馆的捐赠人，他在将自己部分珍藏转移到新开放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之前，长期将藏品借给芝加哥艺术学院和费城艺术博物馆。

　　当他们在杜兰德-吕埃尔纽约画廊的一次晚宴上相遇时，两名藏家立刻建立了联系。晚宴后，他们离开宾席，悄悄地来到三楼，这里是克拉克所藏名画布格罗的《宁芙与萨蒂尔》悬挂的地方。1943年，他获得此画并以匿名形式将它陈列在杜兰德-吕埃尔画廊内，以此为法国救助委员会筹款。戴尔拥有3幅由布格罗创作的大型装饰性木板油画，这两位精明的藏家相谈甚欢，对布格罗精湛的技艺赞不绝口，他们直至被杜兰德-吕埃尔发现后才被带回楼上的晚宴现场。

　　因布格罗的作品而越走越近的克拉克与戴尔还相互邀请对方来到各自的纽约寓所内。在友谊萌生阶段，戴尔谈到了他在为寻求藏品永久保管地而拜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不愉快经历，两者均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国家美术馆则摆出了接纳的姿态，并同意在4个展厅内将克拉克的藏画作为珍贵的馆藏进行陈列。“切斯特说他的藏画就是他的孩子，他要在去世之前妥善安置它们，这促使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克拉克饶有兴致地这样说道。这次交谈后，克拉克敦促他的代理律师加紧工作，向弗里克基金会的律师们了解在纽约建立私人博物馆的信息。

　　战争时期，克拉克对“高雅印象派”的痴迷丝毫没有消减，只是苦于重要名迹没有了来源。其间为数不多的新增藏品包括毕沙罗的《卢浮西耶纳：通向凡尔赛的道路》和马奈的《阿卡雄内景》。加上新入藏的雷诺阿作品，克拉克总共在战时新增了8件绘画藏品。最令克拉克满意的是1940年代两次购藏雷诺阿的作品，反映出他在艺术品市场中坚守的执着。1939年，他看到一件雷诺阿描绘维尔顿斯坦白玫瑰的静物画，遗憾的是最终与它失之交臂。此后3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寻求一件品质相当的静物画，直至诺德勒画廊的查尔斯·亨斯切尔向他展示了《芍药花》。克拉克对这件作品十分倾心，结束了苦苦寻觅之后的他形容此画为“上乘之作”。克拉克的另一次成功购藏是《泰蕾兹·贝拉尔》，这次出手更多的是私人原因。斯特林得知这件绘画是由他的弟弟斯蒂芬委托给杜兰德-吕埃尔画廊待售的，因此从斯蒂芬的手中拿走这件“珍宝”令他欣喜若狂。他宣称这件作品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雷诺阿肖像之一”，这种评价部分是因为其身世的缘故，但毋庸置疑，它在斯特林眼中就是一件巅峰之作。

　　1939年后，克拉克曾在筹备首次海外旅行的过程中与律师共同起草过一份新的遗嘱，这是最早也是唯一涉及在纽约城规划创建博物馆的书面文件。克拉克在1946年的这份遗嘱中提及创建一家非营利机构的规划，并将这家机构命名为“R. 斯特林·克拉克收藏”，其宗旨在于“创建一家永久艺术馆，鼓励并推进美术研究，提升相关课题的认知水平，此类艺术馆应是面向大众的公共艺术馆”。

　　这份遗嘱还对捐赠基金的使用做出了详细规定。董事会有权对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维护和扩建，以及“为补充艺术馆馆藏而征购合适的艺术品，维护非营利学校或美术学校的相关课题研究”而使用资金。遗嘱内有关藏品保护与征购的规定反映出克拉克的藏品保护意识和新增藏品的标准：

　　我的目标是借助构建上述藏品的名义来征购代表性艺术家的巅峰之作，这些作品必须是未遭修复损害或变更的。我希望、恳盼、请求董事会……以现有的状态在上述美术馆中永久保存遗赠的藏品，在我去世后，除了作品遭受不可预见性的损害，否则不得对作品采取任何所谓的修复、清洁或其他处理。任何一件作品均不得售卖、交换或处置。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新增藏品，作品应遵从我的要求限制在已去世25年或以上的艺术家的巅峰之作。

　　战后：巴黎与纽约

　　1946年，克拉克夫妇7年来首次回到法国，并决定要从此关闭他们心爱的巴黎住所。回到纽约后，克拉克夫妇随同巴黎住所内的内饰物品一起搬进了卡尔顿府一间更大的公寓。夫妇俩在库房内提看绘画藏品时，兴奋地重新面对这些久违的珍品。他们将西马罗萨路的大客厅重新改建成一个“画廊”。1948-1950年代中期，克拉克明显放缓了购藏速度，平均每年仅新收3-4件绘画。伴随着新藏品数量的下滑，其质量却是较以往更高。后期的购藏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要的作品，包括莫里索《浴女》、雷明顿《朋友还是敌人？》和劳特雷克的《等待》。

　　在人生的暮年，克拉克构想着应有不同的展厅来充分展示其全部收藏，因此他的购藏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坚持要收藏那些既能提升整体品质，又能弥补既有缺失的艺术品。值得指出的是，新藏品无一不是克拉克的珍爱之物，他坚持“只买所爱”。1951年春，他来到诺德勒画廊买下了他收藏的最后一件雷诺阿作品《篮中的苹果》。此前数月，他还从该画廊购得过另一件印象派静物画《篮中的苹果与葡萄》，作者艾尔弗雷德·西斯莱是克拉克在1940年代才开始关注的画家。克拉克见到雷诺阿的《篮中的苹果》时，西斯莱的这件作品还悬挂在画廊中的克拉克库房内。由此看来，克拉克或是将两者看成是互补的同类作品。

　　克拉克夫妇在1950年获悉，他们自1934年以来长期居住的老丽思·卡尔顿酒店由于办公楼的新建计划将被售出，他们因此迁入了帕克大道740号。克拉克夫妇选择此地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与巴黎住所十分相似的布局，且房屋充足的层高能够满足他们悬挂布格罗巨制的需求。

　　迁入新居后不久，克拉克显然对此十分满意，他这样写道：

　　新房是个名副其实的“画廊”……无论你是否相信，一个房间内可以同时并置3件杰罗姆斯、2件克劳德·莫奈、1件毕沙罗、1件玛丽·卡萨特、1件齐姆、1件马德拉索、1件西斯莱、4件雷诺阿的作品。而在弗朗辛的卧室内，2件史蒂文斯……2件柯罗、1件马奈、1件萨金特和2件雷诺阿的作品又是如此的相得益彰。

　　克拉克十分满足于这种略显兼容并蓄的陈列方式，且上述部分只是公寓内悬挂的200余件画作中的一小部分。

　　威廉斯敦：斯特林·克拉克的遗珍

　　进入古稀之年的克拉克决定要实质性地推进博物馆的建设，以期亲身参与到机构的创建之中，而不是托付其他执行人来实施。虽然原本打算利用曼哈顿的一处地块来建设博物馆，但是克拉克越来越担心与早年经历的义和团时期相比，现代战争对公民的威胁已是今非昔比。在法国经历了“一战”的克拉克曾协助过同盟国并有效捍卫了自有财产。近20年后的“二战”爆发时，再次身陷法国的克拉克被迫在纳粹入侵前保护好自己的珍藏。他认为自己很幸运，盟军对法国农场的轰炸最终只是造成了房产损失。但是，上述经历使克拉克产生了一种焦虑感。与同时代的其他美国藏家相比，克拉克对战争后果的了解更为真切。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却能奇迹般保全藏品的克拉克自然对未来深怀远虑。他认为，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纽约将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他想要的是一个与纽约距离适中、便捷通达的新英格兰小村落。当前，博物馆不可能建在库珀斯敦。克拉克家族早先与斯特林祖父的母校威廉姆斯学院有关。祖父爱德华·克拉克与父亲艾尔弗雷德·科宁·克拉克均是学校基金会的董事，克拉克家族还在校园内建造了一座“克拉克楼”。然而，这些渊源可能并非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吸引斯特林·克拉克的关键所在。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构想，克拉克全面考虑了库珀斯敦、巴黎、里士满和纽约城等各个地点，最终决定藏品及其本人的栖身地应是不受监视的地方，这是他最在意的方面。

　　1948年底前，克拉克的计划还只是个想法而已，此后他的代理律师联系了芝加哥的律师、威廉姆斯学院校友威廉姆·西德利，表示有客户正在为个人艺术收藏寻求落户地。学校的行政方及专业艺术系教授丝毫不敢耽误此事。1949年1月，退休教授卡尔·温斯顿及后任艺术部主任(曾为该系学生)的S。莱恩·法森·Jr亲赴纽约会见克拉克夫妇并鉴赏了他们的藏品。令他们感到惊喜的是，克拉克夫妇是准备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珍贵藏品落户于此而回到伯克郡的。

　　这次会面之后，博物馆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斯特林·克拉克与卡尔·温斯顿、威廉姆斯学校的主席J。菲尼·百特之间建立了融洽的私人关系，这对推进博物馆的创建工作大有裨益。1949年秋，克拉克夫妇首次来到威廉斯敦并在1950年2月选定了一处合适的地点。同年4月，公益教育机构“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艺术馆”正式创建。学院的首部章程明确了克拉克不仅是展示艺术收藏的珍宝库，还应是一家推进美术研究的教育机构。威廉斯敦拥有田园般的优美环境，与此前的候选地库珀斯敦非常相似，但还具备名校的附加优势。在同学校的行政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后，克拉克意识到，他的艺术馆借助威廉姆斯学院可以获得诸多有利条件。

　　1950-1951年间，克拉克拒绝了两家建筑公司，艺术馆的建设因此暂停。克拉克要求建筑具备中等规模、结构经典、自然光照，这些要求在皮特·吉列推荐的建筑师丹尼尔·佩瑞于1951年12月所提交的初步方案中均得到了满足。克拉克带领佩瑞参观了弗里克艺术馆，表达了他对展厅内部空间的认可，并希望自己的艺术馆能够仿造这种环境，但同时他又觉得建筑装饰过于累赘。对此，佩瑞尽力理解并满足这位挑剔的客户。

　　1952年末，现场施工正式启动。1953年8月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奠基仪式。一个月以后，变更后的机构名纳入了弗朗辛的名字。克拉克亲笔写道：“机构……同时包含我和克拉克夫人的名字，这点尤其让我感到欣慰。鉴于她为创建机构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在丰富藏品和规划项目方面的巨大付出，她值得拥有这个名字。”斯特林总是将弗朗辛称为他择画选画的“掌眼师”，如今全世界都公认她在构建艺术馆藏品方面所作的贡献。

　　艺术馆的建设前后耗时近两年、花费近300万美元，由克拉克夫妇负责工程的监管。1955年春艺术馆即将竣工时，他们即刻启动了浩大的藏品搬迁工程，即自纽约公寓、诺德勒画廊和战后留存的蒙特利尔库房中搬来。经创建者推举，皮特·吉列担任首任馆长，虽然克拉克才是真正掌握筹备和决策主导权的人。克拉克在1955年3月(即开馆前两个月)与杜兰德-吕埃尔画廊的赫伯特·艾佛的通信中这样形容自己的角色：

　　我们才从威廉斯敦逗留了6天回来，在那里挂了19件画，预计总共能挂到30幅，其中6-7件是温斯洛·霍默的、2件萨金特、2件雷明登、2件英尼斯、1件玛丽·卡萨特、1件皮维·德·夏凡纳、3件杰罗姆、1件达仰-布弗莱、1件沙特朗(卡尔维)、1件雷斯达尔、1件特罗荣、1件杰利柯、1件凡·戴克、1件戈雅、1件吉尔伯特·斯图亚特、1件盖恩斯伯勒、1件卡罗拉斯·杜兰、1件克劳德·洛兰或雷诺阿的《弗尔乃兹》(即德加的肖像)，后面集中是优秀艺术家的男子肖像代表作。

　　上述展品堪称包罗万象，与克拉克的室内陈列相得益彰。最令人称奇的是，艺术馆的开幕展竟然是侧重于美国艺术和法国学院派绘画，而印象派却只是浮光掠影，仅有1件雷诺阿、7件霍默和3件杰罗姆的作品。其实，克拉克避开热门藏品是有他的特殊用意的。在致查尔斯·杜兰德-吕埃尔的信中，克拉克谈到了展厅的最初陈列：“我想你会惊叹于杰罗姆之作在那些价值不菲的绘画间熠熠生辉的情景，我将雷诺阿和评论家们关注的印象派作品留待以后，那时我同样也会很高兴的。”

　　1955年5月17日，弗朗辛·克拉克为60位受邀嘉宾参加的开幕式剪彩。当天仅开放了两个展厅，展出了33件绘画、7件雕塑和一些银器。开幕期间，博物馆另辟出一个独立套间，以供克拉克夫妇在威廉斯敦逗留期间私人使用，而这里后来成为斯特林·克拉克的最后一处常住地。克拉克夫妇在伯克郡迎接着前来参观的众多宾客。9月，克拉克突患中风住院治疗了4个月。在弗朗辛和一名专业护士的陪护下，克拉克在艺术馆内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就这样度过了次年夏天的克拉克还在1956年秋开放了馆内的印象派大展厅，他的雷诺阿藏品终于与公众见面了，制造了全国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事件。

　　1956年12月29日，斯特林·克拉克在他自己的艺术圣殿内安然离世。艺术馆在中央大厅内为他举行了私人葬礼，其著名的雷诺阿藏画充当了仪式的背景。垂暮之年的克拉克不仅见证了他那匹获奖的纯种马“永不言败”赢得了爱普森德比赛马比赛，也为个人珍藏成功创建了一座优秀的艺术馆。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也成为他心里的秘密了。克拉克的骨灰被安葬在艺术馆前阶下的大理石窖室内。

　　此后直至1960年4月离世期间，弗朗辛·克拉克继续担任着艺术馆的董事。往来信函反映，她坚持按照丈夫的遗愿陈列展厅内的绘画。她还赞同艺术馆在1958年任命首位研究员威廉姆·柯林斯，他此前是伦敦和纽约诺德勒画廊的版画和素描专家。克拉克大量长期存放在诺德勒画廊内的纸上藏品在柯林斯的指导下得以登记入册并妥善编排，由此开辟了一间版画和素描展厅。

　　斯特林与弗朗辛·克拉克赋予了艺术馆独特的个性，即“爱的结晶”。购藏不同门类的精品——绘画、雕塑、素描、版画、银器、瓷器和书籍——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克拉克夫妇的一种爱好：那是一次长达50年的双方合作。随着两人的名字双双出现在楣梁上，墓葬并置在前阶下，这座位于威廉斯敦的艺术馆标志着他们远离家乡，却与他们的“孩子”同行的悠长征程的终点。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克拉克艺术馆承担起超越所在地新英格兰小镇的众多职责。斯特林·克拉克并不希望他的艺术馆成为一座荣耀的陵墓，而事实上，他也确实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使得该机构发展成为集聚各类文物、观念和人群的世界闻名的艺术史研究中心。克拉克独特的个性不仅体现在他的艺术收藏上，还体现了克拉克这位创建者的眼界，这样的眼界，赋予了克拉克艺术馆自由而活跃的学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