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当代民间艺术的守望者

潘鲁生

　　潘鲁生 1962年生，1996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系中国文化名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现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30余年来，他行走在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中，在民艺研究上著述颇丰、卓有建树。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陈丽媛

　　记者：请略谈一下您的从艺历程，早年的艺术经历与今天的成功有着怎样的关联？

　　潘鲁生：我的故乡在鲁西南的一座县城，我是在一个基本保持农业社会典型形态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我熟悉那里的父老乡亲、婚丧嫁娶、锅碗瓢盆。也许，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就蕴藏在普通的人和事中。这一切在我的意识深处种下了民间艺术与文化情结，并成为我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的一种内驱力。

　　从山东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1986年我借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史编辑部当资料员，在王朝闻等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美术史论，参与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并得到民俗学家钟敬文、王树村等的教诲及编委会同仁的帮助。1993年，我考入张道一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张道一是我国著名艺术学和民艺学研究专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多次考察了民族地区的风俗民情和民间艺术，得到了丰厚的感性知识和情感体悟，完成了中国民艺学的基础理论构架。由此，我对民间艺术的理解变得更自觉也更深入。

　　在田野调查的同时，我进行着艺术创作，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创作更能表达自己对民间艺术的理解和传承创新的愿望。多年来，我坚持传统符号的当代转换，不断尝试中国绘画语言与媒材的创新，希望通过纤维、综合材料、陶瓷绘画等撷取丰富的民俗符号和意象语言，通过转化探索和意象式的表达，诠释中国民间艺术的母题，形成新的意象境界和空间。

　　记者：您有几十年民艺采风和研究经历，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以民艺研究成果为主题的展览，并在近期举办“回归本元·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从艺术理论研究到艺术创作，您涉猎的领域较为广泛深入，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艺术成就？

　　潘鲁生：艺术应是文化创造力的显现。对我来说，创作和研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相互依存。在“85新潮”时期，我曾参与山东青年奉献展的筹备工作，后来在北京借调工作期间，见证了中国美术经受的文化冲击，深感艺术创作的困惑和无奈。百余年所谓西方化现代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使国人的艺术观念、范畴、趣味、标准被不同程度置换，甚至失去了文化自信。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应该怎样传承和发展属于我们民族的认知方式、情感体验、理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正是在剪纸、年画、木雕、刺绣等民间艺术中，在朴素的艺术元素中，才能感受到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状态和民族的力量，进而从中把握艺术的根脉，倾听历史的声音，体会民间的创造智慧。由此，这也成了我的研究方向和创作主题。

　　上世纪90年代，传统民间艺术资源的流失加剧，在不遗余力地抢救和保存珍贵文化档案的同时，我深刻地意识到，留给后人的不能只是文化的档案，应该让这根文脉延续下去，焕发生机。所以，我在1998年4月，创建了中国民艺博物馆(后改为山东东方中国民艺博物馆)，同时提出文化生态保护的命题，希望大家关注、参与、感知和传承我们的民间文化艺术。

　　进入新世纪，文化发展有很多新机遇，保留在农村文化母体中的传统手工艺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当代设计能否从传统造物文化中汲取养分和精神？我们的当代艺术能否找到与传统的内在联系？为探索这一系列问题，有了我2007年的“当代·民间”展览和2011年“手艺农村”展览。前者更多是自身传承与转化的尝试，后者是对社会命题的思考和交流，被视为“把农民手艺带上了国家艺术殿堂”。新近举行的当代艺术巡回展，进一步深化了我对艺术的认识和感受。其实，民艺的很多造型元素本身极具原创性，与当代艺术倡导的创意性语言有着共同特质。我想，真正优秀的艺术应具有文化的共同属性，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和创新语言，这也是传统与当代的内在联系。

　　记者：国际著名策展人温琴佐·桑弗认为，您“重新诠释着陶瓷装饰的意义，犹如当时的毕加索做的一切”；著名画家周韶华认为，“在艺术中能让人感受到乡土文化的脉动与当代激情的吻合，就是潘鲁生的当代意义。”您如何看待他人对您的评价？

　　潘鲁生：对我来说，艺术批评是创作体验的深度交流，是创作视野的进一步拓展，也是创作理念的丰富和深化。

　　从创作体验方面说，由于许多作品的创作构想和经历无法用具体语言表达。创作的过程就是在混沌中呈现存在的境遇，在当代彩墨符式的探索中传递艺术灵感和气韵。大家的评价和共鸣，更激励我去呈现艺术存在的真正价值。

　　从创作视野角度来说，评价和交流是个人创作视野的突破。比如在陶瓷绘画中，桑弗的评论和关于“毕加索/潘鲁生陶瓷对话展”的策划，使我在探索中国民间艺术和水墨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与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对话交流，获得了中西艺术贯通的许多启示和自信。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黄宾虹就曾大胆预测，不出10年，中西绘画就会走到同一条路上。评论家往往将塞尚与黄宾虹的作品并置，认为这是中西方绘画艺术的会通之路，凸显了对绘画材料物质质地的强调，以及笔触、笔迹在绘画中的地位。我也是在与毕加索作品对话的过程中，进一步体验了从中国民间艺术与水墨传统中探索出的道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不期而遇的精彩。

　　从创作理念上说，就我最近尝试的陶瓷创作而言，在我们这个创造陶瓷的国度，瓷器有官窑的精巧、也有民瓷的朴拙，能工巧匠创生了一种民族性的生活审美方式，让人从中体会到莫名的亲切感，也带来了再超越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的评价和共鸣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进一步尝试摆脱传统模式，抛开程式化的装饰风格，将变幻的符式语言与陶瓷釉色美感相融合，来表现当代的瓷语境界。

　　记者：您从事艺术教育30余年，担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院长达15年之久，对这段历程您有着怎样的感悟？

　　潘鲁生：这些年，艺术教育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艺考热”、艺术学上升为学科门类等变化的背后，实质上是我们的艺术教育正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艺术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就一所艺术院校来说，要有自己的定位和传承。我常与师生们探讨，并从工艺美术行业、从国家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历史构架中认识和理解我们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我始终秉持一个理念就是人才培养不能和社会脱节，尤其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更需与社会需求对接。因为教育不是孤立的，具体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是有据可循的，但所有教育的基础都要面向发展中的产业、行业和社会现实。所以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一直呼吁教育要面向社会需求，建立多元化与特色化的教育格局，并更加重视应用型学科在人才培养上的定位和方法，不断论证和构建以创新和实践为核心的设计教育体系。

　　我相信，好的教育会给人们带来幸福，艺术教育尤其如此。培养一种发现并实现更好生活的能力，是教育的责任，也是艺术传播和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将从教育、科研和创作等不同方面不断努力，践行自己在艺术传承和发展中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