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界先驱王悦之

约1936年王悦之在北京新街口新居客厅

　　韩劲松

　　王悦之(原名刘锦堂)是中国现代美术开拓者，20世纪早期中国西画运动的先驱。王悦之生于1894年，殁于1937年，一生曾致力于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为其赢来很高声誉。王悦之去世后由于中国社会屡经战乱和动荡，作品只能深藏家中，加上故人离散，王悦之由生前在美术界深具影响力的人物逐渐变成一个陌生的名字，一度被人们淡忘。

　　1979年《北京文艺》上发表王悦之之子刘艺撰写的报告文学《弃民图》，王悦之才引起美术界注意。1982年底，北京《美术》和台北《雄狮美术》发表了王悦之的代表作品与评论文章。同年，中国美术馆在馆长刘开渠的主持下，收藏王悦之的作品41幅，包括油画和水彩画。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悦之(刘锦堂)画集》，从此，重要的美术图书均收入王悦之的代表作品、词条和评介。

　　台湾对王悦之的研究起始于1955年。1955年《台北文物》季刊第三卷第四期“美术运动专号”发表王白渊的文章《台湾美术运动史》。在第一章“美术的先驱者”中写道：“最先到日本学美术者为刘锦堂，刘氏系台中市人，于民国初年进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毕业后一直没有回台，后来到祖国大陆去，改名为王悦之，在北平经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自己任校长，光复前在该地逝世。他和台湾美术界，可说没有发生过关系，但亦是台湾美术界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作品在台湾很少看见，光复后他的未亡人托工艺家褚小石带来两幅油绘，请当时台北市长游弥坚介绍给台湾美术界，后来在台湾省博览会之美术馆回顾室展出，虽是小品，亦可看出其艺术之一斑。据我所看，他的艺术虽有素质与天分，但和其他先驱者一样，乃在未完成中终其一生。他的油绘枯淡素朴，带有南画的风趣，在北方艺术界颇有声誉。”

　　王白渊的研究后来被台湾美术史家谢里法应用到其著《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一书，但无更多补充。1982年，机缘巧合，谢里法经朋友引介联系到王悦之三子刘艺，从刘艺那里获得珍贵材料，开始对王悦之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1982年，台湾《雄狮美术》第11期发表其代表论文《从抗战前第一幅抗日油画〈弃民图〉谈台湾最早的留日画家刘锦堂及其生平》，从缘起、被“遗”“弃”的画像、《弃民图》是怎么画成的、改名王悦之、创办私立美术专门学校、西湖美院时代、抗日美术的先锋、先驱者之死8个方面，对王悦之生平艺术做了回顾和梳理。这是台湾第一篇研究、介绍王悦之较为充分和完整的文章。

　　1994年，中国美术馆联合《中国时报》，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了王悦之百年纪念展。这些作品是在王悦之去世57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展出，在台湾美术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尤其是主办方将王悦之百年纪念展与陈澄波百年纪念展同时推出，《中国时报》在“为苦难时代作见证的两位台湾画家”大题下，分别以“被美术史遗漏的台湾遗民刘锦堂”和“第一位敲开日本美术大展的台湾画家陈澄波”为副题进行全版面宣传。先后发表了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黄光男的《百年对画百年省思》、李敏勇的《台湾美术史上的飘零之魂》、林惺岳的《台湾遗民归来兮》、蒋勋的《悲情双生子映照百年史》。

　　从台湾发表的这些文章来看，共同点是都把王悦之与台湾美术的百年历程相联系来思考和确认王悦之在台湾美术史上的地位，或者王悦之之于台湾美术的意义。台湾研究者更愿意从台湾籍民的身份这一点切入研究。王悦之出生三个月之后台湾即割让给日本，一开始就生活在异族政权的文化统治之下的他必然感受到悲愤不平之气，在民族与文化认同上，王悦之的台湾籍使他既身为日本国民又同时身为中国人。当他自1920年拜王法勤为义父，改名王悦之并改籍贯为河北高阳起，王悦之就决意断绝台湾籍民之痛，试图以纯粹中国人的身份融入中国社会。王悦之对外称自己是福建人，但在私立京华美专分校风潮中，他被恶意攻讦的事件，显示了他寻求祖国认同遭遇到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再次成为一个游子，一个“北漂”寻求精神慰藉的原乡，这种怀乡思亲之情，在他的诗文和画作中屡屡得到吟咏，复以台湾遗民自况。《台湾遗民图》正是以三个现代女子形象委婉表达了处于民族、国家、文化的多重情感交织下对尊严、独立与自由的深情祈望。1894年出生的王悦之与前后出生的陈澄波、张秋海等作为台湾第一代接触并进行西洋美术创作的先驱，几乎都经历了台湾——日本——中国这样一个曲折的文化认同过程，他们艰难追寻的心路历程深刻昭示出历史的悲情。其积极意义正如蒋勋所言：“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虽然造成了台湾知识分子至今不能泯灭的认同上的伤痛，但是，正因为痛定思痛，才开始了台湾美术的独立思考，也开始了台湾美术步入近代的契机。”

　　1999年8月，台湾美术馆策划了“台湾美术史探研”系列研讨会，以“刘锦堂生平与艺术成就学术研讨会”开场，并同时举办刘锦堂油画作品《香园》由大陆回台典藏的首次发表会。

　　大陆王悦之研究由刘艺开启先河。刘艺是王悦之第三子，原名王平，出生于北京，擅长书法，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刘艺在父亲去世时刚满6岁，对父亲尚没有太多记忆，在母亲郭淑敏故去后承担起先父王悦之遗作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刘艺数年来通过面访或信访先父朋友、学生，查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资料，搜求寻访活动踪迹，一步步充实材料，建立起研究的基本框架。刘艺从1979年第7期《北京文艺》发表报告文学《弃民图》开始，数年来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对王悦之艺术的研究文章多篇，如《刘锦堂(王悦之)年表初稿》、《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特立独行的美术先驱——记台湾第一位留日油画家王悦之的艺术道路》、《王悦之(刘锦堂)作品略考》、《刘锦堂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等，其中以《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为代表。

　　除刘艺的研究外，大陆研究者最早的应该是吴步乃。1982年王悦之作品捐赠中国美术馆同时期，吴步乃以《美术》杂志副主编的身份在该刊发表《纪念台湾省籍画家刘锦堂(王悦之)先生逝世45周年》。这是可考的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刊物上首篇纪念王悦之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王悦之才为大陆美术界所认知。文章重点介绍了《弃民图》、《台湾遗民图》、《亡命日记图》三幅作品。它们被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前期少有的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紧密反映现实的作品，是苦难时代下发出的不平之鸣，寄托了忧国之思。文章肯定了刘锦堂作为前辈画家、美术教育家的贡献，认为王悦之在人物画创作上深具功力，在油画民族化探索上取得一定成就，应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1995年3月，中国美术馆配合“王悦之百年纪念赴台汇报展”举办了“王悦之艺术座谈会”。美术界的邵大箴、杨力舟、闻立鹏、吴小昌、水天中、李树生、陈履生、陶咏白、刘曦林、贾方舟、郎绍君等专家学者及王悦之家属20余位与会。邵大箴认为王悦之具有多方面修养，在作品中都有鲜明体现。王悦之在中西结合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作品十分自由，中国文人画的东西与西方现代艺术结合得很好，作品很有现代感。水天中发言认为王悦之的作品反映了生活和时代精神。王悦之不是从理论出发或是概念出发去追求本土文化精神，而把文化很自然地作为人的感情规范、日常行为的规范去对待油画，处理从西方传来的形式、技艺、材料，不僵硬，很随意，态度了不起。

　　2014年是王悦之诞辰120周年，中国美术馆组织专门研究力量，投入王悦之资料文献的整理工作，同时举办了“脉脉之思——王悦之艺术展”和王悦之诞辰120周年艺术座谈会。工作小组对迄今已发现的全部王悦之资料进行了分类、编目、整理、建档工作，包括佚失作品图片、生平图片、历史文书、刘艺研究手稿、书信、剪报、期刊、画册、实物九类。这些经过整理的材料作为辅助展品第一次和作品一起展出，满足了观众了解王悦之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的愿望，使王悦之的历史形象更为立体和真实。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策展工作小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