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古学家宫本一夫：中国有我祖先的记忆

宫本一夫（Miyamoto Kazuo）

　　核心提示：日本学者更能涉及宽广全面的范围，而中国学者更精细，善于从微观把握。

　　宫本一夫(Miyamoto Kazuo)，日本考古学家。1958年出生于日本松江市，获得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学位。现任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东亚范围内从新石器时代到初期铁器时代的比较考古学及比较文明论，是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目前在中国开展关于水田农耕起源地及明初期青铜器的研究，担任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副会长。2003年荣获第十六届滨田青陵奖，获得优秀考古学研究者荣誉称号。

　　★先锋语录

　　★写作历史性书籍时，一方面需要科学性考据——不然就像写小说了——但又不能太晦涩。

　　★日本学者更能涉及宽广全面的范围，而中国学者更精细，善于从微观把握。

　　★挖掘就是一种保护，并将这种保护制度化、规范化。目前与此类似的规定中国也有，但执行得不够严格。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陈雪莲 实习记者 谢亚乔 发自北京

　　须发灰白整洁、面容儒雅慈祥的日本考古学家宫本一夫先生虽已年近花甲，但面前的他看起来却很健朗，汉语也说得很流利。

　　宫本此次来华主要是因为2004-2005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的百周年献礼系列丛书《中国的历史》今年刚出版了中文版，这套书的首卷《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由宫本撰写，其他九卷也由日本著名学者所著。

　　他惊讶于非周末与节假日，来聆听他讲座的中国人如此之多。其实，《中国的历史》这套通俗性历史读物在中国早就小有名气。业内人士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就当属日本学者。

　　中国应发展公众考古学

　　宫本撰写的首卷，时间跨度为史前时代到五帝时代与夏王朝时代，他期望读者能透过此书，了解“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影响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从考古学研究出发，神话跟历史的关系是什么？

　　宫本一夫：神话与考古学有一定联系，我们在考古的同时也不应完全忽略对神话传说的证实与澄清。有时候，考古学家会按照当地神话传说的名字来确定该区域文化的名称。另外，神话传说也是历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尤其是自汉代以后，神话传说经常会被考古学界引用。但神话只是神话，仍需要我们用考古资料来解释当时的生活情况或者社会发展过程。

　　Q：您最近一次来中国考古在哪里？遇到过什么困难？

　　A：最近一次是2010年在四川西部阿坝州若尔盖县。困难首先来自身体，猛然上到海拔数千米的高原地带，身体好的人会很敏感，会有高原反应，但像我这样身体不好的人就没有高原反应。那时当地时常发生一些民族冲突，道路被阻塞，不得不靠公安警察来开路。在这些敏感地带，一般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但我们的考察团队由中国国务院直接批准，所以比较顺利。

　　Q：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文物和遗址保护现状如何？日本如何保护民俗？

　　A：我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参与过考古挖掘，(足迹)遍布内蒙古、四川、山东、湖北、江苏、新疆、辽宁等地，这些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有待完善。1995年，我在长江流域的三峡大坝附近考古研究时，发现那里农村居民的风俗和生活习惯以及技艺正逐渐荒废，我当时非常焦虑。

　　上世纪日本经济逐渐发展时，大规模土地开发而破坏遗址是常有的事，此外，老百姓的遗址保护意识也较弱。后来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强制性挖掘制度，就是开发某块土地之前，为防止潜存的遗址被破坏，必须提前对当地进行考古探测。这样看来，挖掘就是一种保护，并将这种保护制度化、规范化。目前中国也有此类规定，但执行得不够严格。

　　文物保护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公众考古学。日本考古学家会把遗址中有价值的文物向公众展示，以此提高公众了解文物的兴趣，让公众内心认可它们重要性——为了给后代留下宝贵的资料，这样老百姓的保护意识就会得到提高。在中国也可以发展公众考古学。

　　“我不赞同朱大可的新观点”

　　今年6月，中国学者朱大可推出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该书探研了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其中一些观点颇为新颖，例如，“道家思想型来自印度，墨家思想原型来自希伯来，秦帝国的制度原型来自波斯等。汉民族主体性的建构始于汉代，并非人们所说的先秦。”“高度开放和博采众长，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本性，也是它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要原因。”而宫本并非完全赞同朱大可的观点。

　　Q：您认同朱先生的看法吗？

　　A：我不赞同。就拿道家的思想来说，它是否来自印度目前暂无直接证据，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至于高度开放、博采众长，只能说一部分是这样。华夏文明毕竟不是封闭的，有其多元性和包容性，但不仅华夏文明是这样，游牧文明、西方文明都是比较开放包容的。之前我们就发现，同种类的青铜器，不仅在北京长城一带出现，在黑海一带也出现过，这说明不同区域的文化有比较紧密的交流和相互作用。

　　站在欧亚大陆的全局来考量，各个地方的史前时代既独立发展，又相互联结。比如说小麦以前被认为是汉代以后从欧亚大陆西部传到中国，可是现在根据我们考古研究，证明小麦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即在新石器末期就已经传过来。可以说，在史前时代就已存在微弱的、间接的世界性联系，而非现在这种乘飞机就可以实现地理转换的联系。

　　Q：您对“亚洲文明共同体”的看法是？

　　A：谈亚洲文明共同体要抓住农业与游牧系统两个系统，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因为它们是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另外，这种两极构造式的历史观暂时只是适用于东亚这块区域。

　　从整个欧亚大陆来说，农业起源地有西亚和中国。西亚农业主要起源于现在的伊拉克及周边，主产大麦和小麦；中国主要产的是长江流域的大米与黄河流域的黍粟。欧亚地区由这两个独立起来的农业基地慢慢扩大成为大型区域文明。例如，西亚农业不断扩展，往西传到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出现了，接着传到地中海与欧洲；往东传到恒河流域，古印度文明诞生了。另外一个草原地区游牧系统，草原地区东自中国北方，往西是欧亚大陆的中部，直至黑海、土耳其一带，非常广阔。我们从欧亚大陆的角度研究史前时代，把农业的两个核心地带和草原地带这三个地点串起来，才能把亚洲文明共同体看得更加透彻。

　　Q：在谈及华北型农业扩散问题时，您认为扩散开来的是一个文化整体而不仅仅只是某种单一的文化属性的传播，这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文化样态您称其为文化复合体，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A：文化复合体适用的范围相当宽泛。在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吸收新技术之后马上进行改造、创新，形成的技术比从草原地区传过来的技术要高明。

　　而草原地区的人也吸收农业社会的优秀文化来构建自己的文化系统，他们牧羊骑马的同时，也有自己的食粮。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由于气候与自然地理环境改变，也走向定居，村落也开始出现，农业社会对他们整体性的影响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文化复合体的传播对各区域文明都起到推动作用。虽然不同地区也会有冲突矛盾，甚至战争，但是文化系统的交流互动可以更好地推动历史发展。没有这个推动，社会发展就会落后一点，而最可喜的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触地带又是孕育新文明的土壤。

　　借鉴《史记》写通俗历史书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认为，《中国历史》丛书是真正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编撰的，学者的严谨，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他们受过现代史学的洗礼，接受了考古学的训练，不会把古书中记载的古史与古史本身混为一谈。这大概就是日本每隔几年就会有不同的学者或出版社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编纂出版这类通俗读物的原因。不同专长、不同眼光、不同特点的专家所编写的通俗读物之间，也正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Q：如何在写作历史性书籍时，做到既让人读来不觉艰深，又兼具知识与学术前沿性？

　　A：一方面需要科学性考据，不然就像写小说了，但又不能太晦涩。我也是首次尝试撰写这类读物，没有课本可以参照，所以写作方式上，大多凭借我个人的判断和认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会看司马迁《史记》的日文译本，也曾借鉴司马迁的研究方式：从收集资料做起，采集民间故事和当地记载，然后分析研究，最终形成作品。

　　Q：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是吗？

　　A:“通识”也是解释历史的一种更有意思的视角。我认为两国学者的差异主要在于视野。就拿对史前时代的研究来说，中国学者多半都是以农业社会为中心来写，研究视角容易狭隘。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一般比较广阔，从欧亚大陆甚至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位置，可以看见不一样的历史。总之，日本学者更能涉及宽广全面的范围，从宏观上把握研究课题，中国学者更精细，善于从微观把握。

　　Q：据说，现在许多日本学生不愿学东洋史，东洋史的教席也略有减少，您如何看？

　　A：我感觉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好像对外国并不很感兴趣。现在去国外的日本留学生越来越少，韩国也如此。我去韩国开讲座，最稳当的交流方式就是讲韩语，用英语或日语都不能让学生有很强的兴致。目前日本的诸多大学里学习东洋史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一来可能是找工作比较难，二来这门专业的学习以及实地考察本来就非常艰苦。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新现象：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习考古的女生越来越多。

　　Q：对日本而言，研究中国与东洋史的重要性是什么？

　　A：我从本科起——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学习考古专业，后来也曾在中国留学。我认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价值在于能使我们更全面地反观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史。毕竟，中国有我祖先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