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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名门莲心 术业不舍

作者:佚名      藏界人物编辑:admin     

  专访上海书画院终身画师

  文/王言

  一句“这样又可以画画了啊”,说者云淡风轻,听者心如刀绞。有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出生名门,身不骄;净心素雅,世如莲;淡看浮华,锲不舍,她对绘画的执着,对专业的精进,对教育的奉献,像一部电影,起落曲折,却充满韵致,自有格调。

  主持人:今天见着张渊老师,我是带着一种欣赏、品味的眼光,欣赏她的绘画,品味她的人生,用心去观看沁驻在她血液中的一部旧电影。在访谈之前,我先不介绍张老师,我先来点个名,吴湖帆、陆抑非、张守成、江寒汀、陆俨少、刘旦宅、俞子才;我想稍微精通点书画的人,肯定会既亲切又讶异,这些人都是名垂美术史的大家,和访谈又有何关系?我想这个谜底还是有张老师来揭开吧?

  张渊:我是上海莘庄人,父亲是画家张守成。父亲二十多岁时和王季迁、徐邦达、陆抑非、朱梅村等8位画家成为画坛宗师吴湖帆“梅景书屋”首批入室弟子。父亲尤其精绘花鸟亦擅山水,我深受他的影响,耳闻目染,留心翰墨。而我的母亲陆秀平出身书香门第,也是吴湖帆的得意弟子,堪称“画坛女杰”,就这样吴湖帆先生就是我的太老师了。我小时候随父亲常去“梅景书屋”观摩古画,太先生与朋友、学生评论书画,我也常聆听太先生教诲。吴湖帆先生出身于名门,极善书画,又精于收藏、鉴定,兼通诗词,张大千先生评价吴湖帆先生,说其具有宋人的丘壑,又有元代人的笔墨,唐人的风韵。有一次我将到洞庭东山写生后创作的手卷带去请教,太先生看了十分高兴,夸奖我的用笔厚实,还将一部宋人花鸟画册借给我临摹,使我对宋代院体画有了直接的感受。舅舅陆抑非,是杰出的中国花鸟画大家、书法大家和卓越的美术教育家,被誉为近代花鸟画“四大花旦”之一,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时任杭州浙江美院教授的舅舅家,小住过两个月时间,期间也受到舅舅的谆谆教诲。

  主持人:您学习绘画真的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环境优越,并且这基因和天赋更是无法比拟。除了家庭、血缘之外,您又拜了江寒汀、俞子才、刘旦宅为师,是么?

  张渊:我一开始学画的时候,以临摹父亲的画稿和作品为主。父亲觉得光是临摹,没有创新,不可能有超越,而舅舅也认为“入室”容易,“出室”难,优秀的画家一定要要能够找准方向“出室”,在他们的要求下我转学多师。1959年,在父亲的引荐下,我拜了山上海花鸟四大名旦之一的江寒汀。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江寒汀先生家住五原路,在画院附近,衡山路上的一家小饭馆举行了简单的拜师鞠躬仪式。俞子才也是吴湖帆的学生,苏州人,因为我家当时住房条件不错,俞子才先生多年寄居在我家,后来父亲看着我的画越来越有起色,就让我随俞子才学山水画。1962年江寒汀先生去世后,我又师从刘旦宅先生习人物十余年。

  主持人:听说您临摹过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图》,也亲得陆先生指点,这是段怎样的经历?

  张渊:陆俨少先生当时也是中国画院的画师,和我父亲是同事。我常以晚辈身份向陆俨少先生请益,虽然未拜师,但却受到弟子般的教导,使我在山水画创作理念、技法、风格等方面收益匪浅。陆先生诗词、绘画、书法各个方面都是很全面,他有一个“三三四”的理论,就是三分绘画,三分书法,四分读书,我对他这个理论一直是铭刻于心。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陆俨少先生推出专题巨册《杜甫诗意百图》,大约1964年左右我有临摹过,基本忠实于原作。刘旦宅先生非常肯定我的这个摹本,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并且这一摹本也在几年前有所出版,借此也是对陆翁的追忆,罢了。

  主持人:您在画中常常落款有“天平楼”,这是个怎样的典故?

  张渊:我37岁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徐汇区天平路。我的父亲命书房名为“天平楼”,家住天平路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深的因素则是希望天下太平、上天公平。我一直和父母同住,“文革”后由于条件有限,我们一直共用一间书房;结婚后,我的父母们去了美国,我也就沿用了“天平楼”的书斋名,希望能有一个太平、公平的空间,自由挥洒。自日本讲学办展后,因为喜爱青铜风铃的缘故,又添置书斋名“闻铃精舍”,现在是两个斋名都在使用中。

  主持人:您这一生的学画经历可谓是曲折、沉浮好几遭,但是您对艺术的追求却没断过。

  张渊:是的,在文革期间书都没的读,我现在也不过是初中学历,但是我画画一直持续进行的,虽然中间也不少心酸。当时的境况,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只有心爱的画笔,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是缘分。为了不受到批评,为了能坚持画画,我就选用了当时十分有名的雕塑“收租院”,还有样板戏为题材,用白描去描绘社会的“主旋律”。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所以虽然环境恶劣,但是能够画画我还是很快乐的。想起我最初学画的数十年间,因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的缘故,我的命运之路变得崎岖不平,那是一段人生苦旅。但我又是幸运的,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年代,有一大批德高望重又各具绝艺的前辈,他们以雨露般滋润我、眷顾我、提携我。

  主持人:听说您还曾经画过手术解剖图,这真是难以想象。手术中的血腥,往往连男人都无法承受,您一个弱女子是怎么做到的?

  张渊:这样就可以画画了啊!197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个编辑说,第二军医大学在招聘人员绘制由总后勤部主编的《野战外科手术图谱》,我一心想找工作,于是就去考,一次就考上了。于是,我和另外七个人随之去了西安。在西安勤奋工作了一年,完成了图谱的绘制,获得好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也可以说,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回上海后,正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要出版《外科手术图谱》。当时的局面是会画的不懂医术,而学医的又不会画,于是我就成了出版社绘制医学插图的特约作者。白天,在单位画医学插图,晚上回到家,就画喜欢的花鸟山水。文革结束后,我终于转正,正式进入科技出版社,虽然一天八小时在日光灯下画医学插图很累,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工作人员了。

  主持人:您后来调进上海交通大学美术研究室,对于您来说,绘画创作进入第二春,可以说是艺术风格形成,以及大量作品涌现的阶段。而这个时期,您又四次出访日本。

  张渊:转正三年后,1982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美术研究室,就调到交通大学,成为一名专职的中国画教师。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87年,当时是交大的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凑钱请自己的老师去日本讲学,作为中国画教师我是唯一的一个,其他大多都是中文或太极、民乐老师。在长崎的好文堂书店举办个人画展,还进行了关于传统山水画和传统花鸟画的两次讲座。画展非常成功,也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当地华侨的首领,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邀请了市长等重要社会人物出席我的画展,日本NHK、KTN电视台,朝日新闻等媒体也前来采访,好不热闹。

  主持人:至今您仍然站在美术教学的第一线,古人云“外事造化,中得心源”,您在教学当中,大胆启用摄影技术,将数码图式与绘画语言巧妙地结合,将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论调提升到新的高度,对此您是如何看待您教学当中的点点滴滴?

  张渊:当时我在学校里以教课为主,工作量并不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科研任务,于是我发现很多学生在我们教学的时候呢,主要临摹我们的画,好像对那些古代的,传统的艺术领会不深,觉得那是程式。于是我将摄影技术融进教学当中,在当时还是蛮大胆的,因为很多人说不能看照片写生,会变得呆板。其实不然,古画里的山川形式与现实中的地貌形态相比较,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写生在我们中国画中非常重要,写生并不是指写实,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眼所见之物,通过照片的再创造,让学画者能看到真实之景,更便于技法的理解,否则一切都是空的。

  主持人:您说您父亲让您临陆俨少,从师江寒汀、俞子才、刘旦宅,却从不让您模仿他的画,确实从您作品中看不大出您父亲的影子,但是在您绘画风格的形成当中,又是如何取诸家之所长,成自己之风格的?

  张渊:其实我的绘画道路还是比较宽泛的,从16岁习画开始,我先后拜江寒汀、俞子才、刘旦宅诸名家为师,此外,我还临摹太老师吴湖帆家的部分收藏及孙伯渊先生的一些藏品,又学舅父陆抑非的宋元临本。后来,我父亲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希望我以后能多条出路,要我学点西洋画。这样,我又去余庆路的哈定画室学西洋画,并掌握了素描和速写的技巧。如此,我比一般美术学院的学生学的还要多,在艺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舅舅陆抑非也对我说:“你学习中国画,不单要研习诗、书、画、印,还要对音乐、戏曲、舞蹈等各方面的艺术有所了解,开拓视野、互为贯通,才能提高艺术水平”。

  在杭州,我临摹了舅舅的《吴门没骨荷花》、《临南唐王齐翰》、《临恽南田拟徐崇嗣》、《临倪瓒山水小卷》等等作品,还观摩舅舅挥写书法临习字帖,学习画论画理,为我日后提升绘画综合素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还临摹了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等名作,其实真正的“合璧卷”并非在台湾的展览,六十年代,太先生吴湖帆借给我原大的印行本《无用师卷》,又有《剩山图》的照片,我和父亲反复商榷,我把前后段合连在一卷中,二段中间被烧毁处的缺损部分精心接笔,画作还是很成功的,舅舅陆抑非为之题写引首“富春山居图  张渊摹本”。

  主持人:石涛云:“笔墨当随时代”,您现在的画更有了现代的气象与风格,您是以怎样的理念来营造您现在的笔墨?

  张渊:我从十五岁开始学画,到现在已快60年了,对“笔墨随时代”的感触还是颇深的。我的绘画得益于“转益多师”,所以花鸟、山水、人物等都拿得起笔。但是就如前面提到的“多师”,容易像某家、某法,脱离于生活、自然,与现代人的审美产生隔阂。所以我在创作中一直鞭策自己,要从传统中来,更要走进自然,走进生活。80年代之后,我的创作逐步多了起来,写生的机会也多了,所以我近期的作品很多都是从自然中找寻灵感,比如我去过侗寨、湘西,外国还有马来等地,用双眼去捕捉自然的情趣与灵动,这对创作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现在有些人把挥毫狂泼、借用综合材料等种种当做创新的评定标准,当然有些艺术家还是很优秀的,但是作为创新的标准未免有些堂皇。一切的创新都应当有自己的摸样,要有出处,从我自身的实践来说,我欣赏西方优秀的艺术,也乐于吸收他们的精华,但是我更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扩大我自己作品的格局,每每出现一些些新趣味,也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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