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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物不好当 陈丹青招惹了谁

作者:佚名      藏界人物编辑:admin     

  谢泽

  现在公众人物很不好当,有一万个人喜欢你,可能就有一万个人骂你、讨厌你。以写作见长的画家陈丹青,作为风头最健的公众人物之一也不会例外。我记得曾在某艺术类网站看到一个艺术后生骂陈丹青的话:“我就是讨厌他充满欲望的眼神!”这是典型的“解气主义”。还有一种,总是认为公众人物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在逢场作戏,批评者总是怀着不信任的眼神藐视道:“动机不纯吧?”

  中国人很奇怪,一指责起别人就往往大玩“动机论”“诛心论”。公众人物无论是批判社会,还是说几句心灵鸡汤和正能量的话都不能讨好他们。一句“你以为他是好人吗?他说这个话其实都为了自己捞好处!”就会把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和批判打到十八层地狱。本来嘛,公众人物“好处”捞得够多,遭人“妒忌”总比遭人“毒手”好。我们得承认,妒忌心人人有,但要看谁收得住。

  陈丹青其实算是少年得志,他的成名作不是《西藏组画》,而是他20岁上下画的《泪洒丰收田》,表现的是藏民站在青稞地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噩耗,哀吊刚刚去世的毛泽东。之后,陈丹青研究生毕业,在中央美院的内刊《美术研究》上发表了《西藏组画》,并有其文章《我的七张画》和《杂感》两篇,题图配了一张陈丹青在长城前的留影照,眼神忧郁。我承认,那时我才上初中,崇拜得要死。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60后”和“70后”艺术学子的偶像。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画,而是他的文章。文中他提到了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很早就显露出他作为一个画家,关注的不仅仅是绘画本身。陈丹青的文章很早就透出人文关怀和人性的味道,你能想象这在“文革”刚刚结束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件多么前卫的事。这也是他后来以画家身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丝毫不觉奇怪的原因。

  1982年陈丹青去了美国,媒体上很长时间没他消息。后来就有传闻“陈丹青自杀了”!画画圈子里的人又都信,因为那个时候总是认为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自杀”了再正常不过,谁叫你去美国呢?后来又有传闻“陈丹青没死,但在美国天天哭得一塌糊涂”。总之,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美国不好,欺负了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陈丹青,要么,就怪陈丹青让我们失望,没有为国争光。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出国后画的画后来也有杂志刊登,还在画西藏,但画得很没劲,让我失望至极。我和画友们在一起叹气:“这家伙江郎才尽了?难怪天天在美国哭。”有一次,我终于不用通过传闻,而是通过江西的一个“三流杂志”看到了一个陈丹青的访谈,是专访,配上了陈丹青的近照。这篇专访粉碎了以前陈丹青自杀身亡的一切谣言。这本“边缘”的“三流杂志”其实是一份很“先锋”的艺术杂志,由于刚刚创刊,采访不到更牛的人物,恰好陈丹青刚回国,想回到母校中央美院执教“未遂”。此时,陈丹青原来的声名早就被人遗忘,变成普普通通的一介边缘庶民。于是,一个“三流”的边缘杂志和一个“过气”的昔日“偶像”画家惺惺相惜。

  专访里配的照片正是陈丹青瞪着“充满欲望的大眼睛”,文章最后大致这么描述:陈丹青握紧拳头说“我还是很强的”!意思是你们都不了解真正的我,那些江湖传闻都是扯淡。我总有一天要证明,陈丹青不仅还是过去的那个陈丹青,甚至是一个更厉害的陈丹青。可以说,从这篇专访开始,我预感到一个更牛的陈丹青回来了!他,注定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在1992年的时候,我通过一个画家朋友看到了陈丹青的《纽约琐记》,不是出版物,虽然是打印的,但跟手抄本似的,一沓子白纸装订好,当时的感觉是陈丹青又“出土”了。朋友说是陈丹青送给他的,他说他和陈丹青经常通信,现在是好友了,当时我还不太信。后来,他把陈丹青写给他的信的手稿和写生的素描给我看,我相信了,因为陈丹青的素描速写我一眼就能看出。当时我的这位朋友生活得非常拮据,记得看到这些手迹之后我还跟这位朋友说:“留好了,这些东西以后会很值钱,等值钱的时候就可以卖了。”

  我的这位穷画家朋友曾在杭州的乡下租房画画,陈丹青回国专程登门拜访,并为之画素描,请他一起下馆子、喝茶、聊艺术。陈丹青并不介意和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交往、写信、谈艺术,要说装,他装模作样给谁看?说“动机”的话,这有什么“动机”?他结交平平常常的小人物这件事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再后来,陈丹青又大红大紫了,住在北京。我的这位朋友还跟原来一样穷,但还是一样去陈丹青的家。这不说明陈丹青有什么了不起,但能说明人家比你想象的要好。陈丹青还有一点风度,他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看到有才华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见他并推给大家看。最早他在美国看到国内杂志上刘小东的画就惊呼“天才”,后来回国专门找到比他小很多岁的刘小东以示仰慕和赏识。在一个讲究论资排辈传统深厚的国家,陈丹青此举已显大家风度。

  固然,作为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全方位的审视和批评。陈丹青作为一个画家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他自己不承认的,他说过一句不太客观的话:“这个国家连公共空间都没有,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作为一个改革中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在慢慢形成,不可否认,陈丹青就是其中最早的示范者之一。作为艺术家,他的说话方式和视角有着职业知识分子不同的腔调,其批判的犀利和坦率并夹杂着艺术性的表达腔调,往往比刻板的学者和专家更受人欢迎。因此,陈丹青迅速在公众面前引起广泛注意。陈丹青应验了萨义德的表述:业余状态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的。“业余”意味着不被职业绑架的自由。

  当然,作为个人的好恶,完全没必要去解释喜欢或讨厌一个人的太多理由。但要是在公共话题下去评价一个人,就必须面对他产生了的正反两面的社会影响,不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完全忽视其正面的意义,“解气主义”是不适合批评的方法论。要承认,陈在公共视野里的“骂街”并非一无是处。可能有人要说:陈丹青圆滑,从不涉及最敏感的话题。意思是你“革命”不彻底。要承认,陈丹青不是万能的,知识分子有时只负责提出问题,而非一定要解决问题。就像我们没有必要指责一个挖战壕的士兵,“你为什么没去炸碉堡?”

  假如现实问题是一个广大泛知识分子群体的“假想敌”,战争的进程往往变成这样:在前面挖战壕的无畏战士不是死于敌人的炮弹,而是死于后面战友不长眼的子弹。打枪的“战友”只有一个理由:“这人不就是想得到军功章吗?”

  陈丹青有什么我看着不顺眼的吗?当然有。比如,他在书中不断展示自己和“名流”们的交往和私域,他身上有那种精英主义的自我优越感,也有一种要回到“解放前”的迫不及待的阶级意识。而这些,我深恶痛绝。还有,他的油画我现在一点也不喜欢。

  但陈丹青的价值是:当国内的知识分子还普遍不会和不敢表达反对和批评的观点时,他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他是一个表达看法的先行者。有人对陈的批判价值不以为然,请注意“反对和批判”的策略——要让人听得到。你们不去示范自己的价值,陈就去示范。国内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做书斋骑士,还根本不会跟这个世界打交道。陈丹青则是一个敏锐的敢于表达看法的先行者,他的智慧在于:当知识分子普遍失声和限于面对大众表达的晦涩不畅困境时,他的声音既能听得懂又显得动听,而且不违法。这是知识分子保全自我的本能,不必用大道理来指责。

  他妙就妙在能把很多批判的大道理说得通俗易懂,起到了作为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他让公共话题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比如教育问题、文化保护问题,这本身已足够。他的话的的确确是能提醒、刺痛体制,并引起广泛讨论的。事实上,越到后来,他越敢于自嘲、自黑,他把话语的影响力已经拓展到艺术之外,并让“艺术家”这个词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他明明白白说:我就是画画的,画画混饭吃,顺便写写文字。作为一个既成事实的公共知识分子,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渴望一道奔腾的大河,陈丹青已经在示范做好一滴水的重要性,至少,这滴水影响到很多每一滴水,并告诉他们:不要走,我们在一起就可能形成一条河。然而,我们并不指望他就是那个开闸放水的人。

  (作者为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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