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仲与文人画传统

　　作者：张明光

　　《王学仲谈艺录》 王学仲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

　　与大多数艺术家毕生专攻一途不同，王学仲(1925-2013)先生在诗词文赋、书画艺术及其理论诸方面皆有建树。若以书画论，当是文人画画家，甚或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画家，亦不为过。君不见，虽然当下中国画坛热闹非凡，“流派”纷呈，“大师”桂冠如烟酒般地拿来送去，但大都是能书不能诗，能诗不能画的专才，难觅一个真正诗书画皆能的通才。因为，文人画在百年间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也缺失了培养、教育通才的环境。

　　王学仲先生幼承家学，对于诗词曲赋，他既是“余事为之”亦“终生以之”，无论人生顺逆，数十年间从未间断，且精研而进，佳制如云。吟诵其作，多能情随意动，令人神往。或许，正是诗文辞章的浸润，使得王先生有了传承文人画的底蕴。他的书法非专事一帖一碑或某家某派，其书碑味帖气兼而并存，拙媚相生，重神轻质，不雕不琢率真而为。其画自出机杼，舍巧得拙，避妍趋丑，拒熟还生。诗书画相得益彰，才情毕现。

　　从艺八十年来，王学仲先生深居高校，远离俗流而不失学术高度，不趋时风而不忧，不避“狂怪”以应俗，即使一时世人不解亦泰然处之，纵有孤寂冷落亦如度闲庭，此等心境，如此定力，足令晚生后辈为之肃然。但是，论艺及人，不为贤者讳，当是为学之道。王先生之诗文亦有应时谀辞，违心颂扬之作，其书其画似有求恣肆而失谨严，重率真而近率意之瑕；其书尚一书一格，山水人物一画一式，虽面目多样，却难精于一统。此乃笔者浅识管见，自是瑕不掩瑜，且于当下画坛一味追求逼真纤细，大不见笔，小不见墨的淫巧之风亦未必不是一剂良方。

　　王学仲先生勤于著书立说，当是他对中国艺坛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屡屡掘幽发微，独创新见，“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书画四象说”、“美术思潮东移说”、“崇敬行为与艺术社会说”以及“秉于天性，昭于时代，诉于心象，耻于苟同”的现代书法观等艺术理论，新人耳目，惠我良多。

　　行文至此，便有一个疑虑萦绕心间，不妨记下，供方家思之。当下评论界和王学仲先生论及他与徐悲鸿的师承关系及其学术思想时，大多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笔者以为，辨清此事不仅对探究王学仲艺术大有必要，而且，对厘清传统与现代、东西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亦有所助。

　　众所周知，徐悲鸿先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早年受“五四”运动洗礼，得到“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提携赴法求学，弃风头正劲的现代艺术而钟情于写实主义绘画，斥文人画为“八股画”，力主以写实主义绘画改造中国画。抛开其中功过是非不论，徐悲鸿先生的艺术主张和教育思想从民国到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中深深地影响至今。令我们不解或令徐悲鸿先生始料不及的是，为追随徐先生“三上美院”，入学即遭徐先生“三怪”(诗、书、画)贬评的王学仲，一生的书风、画风及其艺术主张皆与乃师相异，偶作油画亦是明显的现代派，与徐悲鸿先生推行的写实之风背道而驰。固然，学师不必似师。但以王学仲先生对乃师的终身服膺的崇敬之情，却如此师承似不多见。是钟爱传统，故习难改？抑或对徐悲鸿改造中国画的“美术革命”早有辨析而不便言说……此中缘由，笔者没有当面请教王先生，不好妄断。如若有志于此的学者深入研究，或许对当代艺术教育亦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