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成了濒危物种

　　古代收藏，讲究“秘藏”二字。惟有恰逢知音，才会品茗共赏，这是古代的藏家风范。当下似乎少了这种雅兴，偶尔附庸风雅玩个收藏，关注更多的却还是投资回报率。殊不知，收藏的乐趣在于“藏”，一夜暴富的故事从来都是利益者编纂的神话。

　　多年前，收藏尚可谓一片净土。“惟书与画犹未忘情”或“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收藏的热情来自于寻觅、研究、感悟之后的畅快与自得。收藏，似乎有一种难以抵御的“魔力”，不论是雅好丹青的皇室贵胄，还是清高自诩的官宦大吏，都是收藏的征服者，比如宋徽宗赵佶、清高宗乾隆，从《宣和画谱》、《石渠宝笈》等宫廷著录可见一斑。有的帝王甚至对收藏嗜爱成疾，比如将《兰亭序》陪葬的唐太宗，亡国后将多年珍藏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

　　“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这是收藏家对文化遗产的醉心。然而，除了对藏品的珍爱与保护，收藏的最高境界在于分享，而博物馆无疑是收藏的终极归宿，但这需要无私的胸怀和境界。比如将多年珍藏捐赠国家的张伯驹，他一直是“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践行者。正是他的这种超然境界，才有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国宝的回归。吴湖帆也是如此，他先后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等珍藏捐赠给国家，这才有了“富春合璧”的佳话，他捐赠的藏品大都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市场的发展，收藏的那种悠然自得逐渐被浮躁的逐利气氛所笼罩，那份难得的文人情调也已渐行渐远。有些所谓藏家关注的不是藏品的价值而是价格，甚至恨不得早上购入的作品晚上就能卖个好价钱，投资的欲望远远背离了收藏的初衷。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收藏家却成了濒危物种，再未出现像张伯驹、吴湖帆、王季迁、王世襄这样的收藏大家。这是收藏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遗憾。时代呼唤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