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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广琴:画画不仅是技术更是学问

作者:佚名      宝物评论编辑:admin     
女画家熊广琴 女画家熊广琴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专职画家,熊广琴的艺术作品清新淡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人文情怀,画面沉静中弥散出江浙才女多思敏感而又偏执一端的特性;笔墨里更多凝炼和圆厚,简约高华中透着几分现代意韵。熊广琴的写意花鸟作品蕴藏着很多中国文化元素,在对自然物象的描述中,追求更具人格的象征意味和精神性的东西。

  北京商报:您与郎绍君、薛永年等理论家有过一些交往,在您看来,艺术理论的提升对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熊广琴:郎绍君、薛永年两位不仅是理论大家而且早年都是学画的,书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向他们请教受益良多。特别是郎绍君和徐如黛两位老师,徐老师也画花鸟,我每有新作就拿过去,摊开来,三人展开讨论,让他们批评,同时研究一些问题。

  画画不仅要手上功夫,更是一门学问。在这个时代做艺术不仅要熟谙中国美术史和相关理论知识,还要熟悉西方的,对各种艺术思潮和现象要有深度思考。这些理性思索也使我的创作始终不离中道。但审美是感性的,艺术创作还是以感性为主。我的体会是,感性像个孩童,可爱,你得惯着他、依着他甚至纵着他,不能跟他拧着来;理性像个睿智的长者,严慈,你得敬着它、尊着他,让他站在孩童的背后。其实孩童的“最喜小儿无赖”,全是仗着这位老人的势而浑然不觉。

  北京商报:还有个细节想问您,我注意到您写贵州的那组文章里人物都姓林,贵州人都姓林吗?还有您对独自劳动的女性好像格外关注,能说说其中的缘故吗?

  熊广琴:当然不都姓林,因我写的都是真人实事,怕打扰了他们的生活,就都让他们姓了林,因为林妹妹家人丁稀少。捧林妹妹的场就是捧曹雪芹的场;而且,你看他把那个“黛”字(中国文人眼中最美的颜色)给了他心中最钟爱的角色,这一切多么意味深长啊。只有一个我让他姓了牛。我戏称自己就是个“做牛做马”的人,像牛那样埋头干活;但又要不时抬头看路—马首是瞻,辨识方向。那些劳动的女性让我感同身受,所有的劳动都是平实、严肃甚至严峻的。风花雪月等于花拳绣腿。

  北京商报:创作与艺术家个性、思想紧密相关,您的作品遵循着怎样的创作标准?

  熊广琴:就我个人心性来讲其实特别喜欢画大写意,我有好几年学吴昌硕的经历。吴昌硕用复笔,宽容度大,易上手,故学他的人多。但他这个套子易进难出,你看他这一路那么多大名家里只有潘天寿化脱干净了。我早些年也有浓重的吴昌硕影子,后来通过转益多师和写生,慢慢把吴昌硕的东西内化了。吴昌硕“画气不画形”,是拿笔墨筑长城;画气又画形的是潘天寿,他的作品是疾风劲草,是一个绝唱。他们处在那样一个需要竭力抗争勇于牺牲的大时代里;时代的巨大压力和高蹈的精神追求是画大写意的重要条件。

  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这样的时代令多少高蹈的灵魂无奈昏昏欲睡啊。后来的这些年,我慢慢往小写意地带稍作挪移,偏向幽美宁静,承续了沈周、陈淳、恽南田的路子。这是典型的文人写意画之路,讲究诗书画三位一体。其实质是人艺双修,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北京商报:您在绘画、书法和文章等几个方面用功很深,有人称您是文人气质型画家,作品渗透着书卷气和古意,您是如何看待的?

  熊广琴:人的气质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在他看待世界的眼光,鲁迅和托尔斯泰的人格魅力并不是因为个人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而是对这个世界对苍生深沉而深切的悲悯情怀。一个没有悲悯心的人是不配写作的。所谓书卷气和古意,主要是因为经典文化和法度的濡染修炼,有评论家提到这一点,只是对我的鼓励而已,另一方面也得感谢天恩,因为我遇见过读书更多、修炼更勤的人,但人和艺通观起来,终究是一个“不通”,更遑论“化”字。我其实修炼的还很不够,还在努力。

  北京商报:这些年来您创作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熊广琴:在传统文人画这条道路上修行,比马拉松还漫长,三五年的修炼一点不显。记得十年前,我请田黎明老师看我的两组画,他指着2003年的焦墨这组说:“这个笔墨已经有了品格”,而另一组则是1999年画的没骨。笔墨的锤炼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几年的长进不是明眼人根本看不出来。

  “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令曹雪芹无限叹惋,因为那是玉山啊!像倪云林、董其昌这一类人,笔下的山才是“玉山”,这全赖笔墨的修炼,没有了一点烟火气,整个境界跟着升华了。郎绍君曾对我说:“你看,董其昌的笔墨幽幽放光,像月亮。”经过磨炼,这些年来我的笔墨也逐渐去除火气变得纯粹多了,并了解了相关艺术规律,去掉了一些遮蔽,个性鲜明了许多。这是一个由技进道的过程。

  北京商报:哪些作品或者言语能够体现您现在对艺术创作和创新的理解?

  熊广琴:提到创新,现在,在回归传统的声浪中,又有人和创新一说杠上了。在我看来,创新只是一个大众化的提法,其实质是要创造出差异性来。这个世界是参差的,也正是鉴于这一点,佛才说“众生平等”。这个差异性就是个性,画出来不难做到,但要成立却是难上加难。克服了这个“难上难”才可谓创新。这个“难上难”就是李可染“要以最大的力气打进去,最大的功力打出来”这句老话。第一个“难”是“进去”,灵魂漫游在别人的世界里,并层层套上他人的衣服,自我是迷失的;第二个“难”是“出来”,脱去他人的衣装,穿上自己的,实质是一个去除层层遮蔽、灵魂回归的过程,最终出落一个“真我”—明心见性。

  因此,创新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理解创新的问题;落实在中国画范畴里,就是如何理解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美是多样的,在创作上我的兴趣点其实非常多,但必须一一按住。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嫩逸之美”最打动我,令我生发出一再言说的热情。从《西湖四季图》、《静观系列》、《洛水风华系列》、《天穹花开系列》一直到今年的《河上花系列》,中间跨越了千山万水。也只有跨越了这个距离,才能见出真正的自我,

  这个“真我”必然是新的,但这个新只是一种清新感。“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这句话揭示了一条很重要的艺术规律,即出神入化的表达加上独特的生命感是一件好作品的两大特征;这样的好作品是超越时空、获得了永恒生命的。因此,画出好作品最重要。

  写意花鸟和书法甚至写作都是很相似的,做到后来就是在写一个分寸感。宋玉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便道出了分寸感的重要,所以说我现在又多了宋玉这位老师。

  北京商报:对于未来您是如何规划的?

  熊广琴:规划?没有。苏东坡一生行走在民间,墨迹流传,不计其数,但传说跟他索字,有时会挨骂。不是不舍得一张字,是不愿心存挂碍。好像京剧《空城记》里诸葛孔明有句唱词:“我本卧龙岗上一散淡之人。”无挂碍,散淡,这样的状态离艺术的距离最切近,灵魂的声音也最清晰;一规划,全飞了。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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