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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懿的绘画世界:随物以宛转 与心而徘徊

作者:佚名      宝物评论编辑:admin     

  查律

  《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解释说:“当他在各种自然现象之间流连徘徊的时候,他是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委曲宛转地写出它们的神态象貌的。当他在耳闻目见的声色之中沈吟的时候,他所运用的藻采和音调,是和他的心情动荡一致的。这是说一方面要恰切地描绘出景物的感性形象,一方面也要表达出作者对景物的感受。”

  此则虽然是论作文,但是作画也是同理。传统中国画不同于西方古典绘画的写实。所谓“写实”是建立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之下的艺术取向,其与科学有着一致的立足点。中国的艺术重在心物之际,主客合一,因此显现为心灵化的表现特征,但是将中国艺术看成以主观表达为追求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画尊重物“理”,是物之所以成其物之理,故须“随物以宛转”。“随物”是一种态度与方向,而“宛转”则是因人而异的感应与体验。作品是以特定的形态呈现出来的,个人的创作必然选择特定的形式,这是“与心而徘徊”的必然。“与心”在于以写意之心来面对“宛转”之所得,“徘徊”则是对最终形象呈现的酝酿。这“藻采和音调”在国画中则是笔墨的语言与形态。

  刘懿志于中国画有年,其近几年的作品有着较大的变化。有人向我问起他近年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综合而整体的,难以以具体的点来指陈,我试图用语言对此进行表述,也只能是一种尽可能的接近。

  刘懿是一位题材跨度很大的画家,山水、花鸟、人物皆擅。注重写生是刘懿绘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写生即是“随物以宛转”的方式与过程。“写生”这个词在古代并非指某种特定的绘画方式,而是“写”物之“生气”与“生机”。作为特定绘画方式的“写生”——对景写生,是由西方传入的,这是西方“写实”绘画必须要采用的训练方式。对于中国画来说写生要解决的是对物“理”、物“性”、物“情”、物“态”的综合把握。因此,看似相同的方式,所达到的目的与西画完全不同。当中国人将“造”与“化”这两个动词合在一起时,眼中的“物”始终是动态的,是非定格的,因此对于眼前之物化为纸上之物时需要一种转换,而这种转换即是“宛转”的结果。

  刘懿近年来对于花卉与山水的写生较多,因此其对于花卉与山水的把握力显然有着明显的提高。花鸟与山水的审美形态与要求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花鸟的表现更在“理”与“态”之中,而山水则更重“性”与“情”。当花鸟重“性”与“情”的时候,花鸟就向山水靠了,如黄宾虹晚年的花鸟画;当山水重“理”与“态”的时候,山水就向花鸟靠了。“理”和“态”更是近观的,而“性”与“情”则更多是感念的。刘懿试图在山水与花鸟之间达到融通,我们看到了他不同取向的山水、花鸟写生作品,虽然这种融通的度上尚需不断尝试与探索,但实际上尝试已经带来了收获,那就是拓宽了他的画路,使其具有了更大的发展余地。

  “宛转”深度地关联与影响着“徘徊”。写生是画家面对绘画对象并且理解对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单向的,画家面对对象时不是一个外在的他者,从生命的角度说,画家与对象之间发生的是生命与生命间的交互过程。当然这种交互是以画家为主导的,画家首先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描绘对象的旁观者,而是要在信息的往返中促成物之性与画家无间,此时我们方可以说我们理解了对方。画是有形的,落实在物之形象上必然要求所绘之物以其生命之理呈现出来,但是这种呈现方式必然带有画者的个人特征,这种表述的独特形亦即“藻采和音调”的风格特征。“与心而徘徊”是将“宛转”所得以一种合理的属于自我的方式酝酿着,是前笔墨时期的功夫。在这个阶段,需要对前人的笔墨形态与经验予以理解与掌握,同时根据宛转所得对应、重组起来,实际当然不会如叙述那么简单,那是个富有创造力的过程,需要智慧与毅力。

  刘懿在笔墨方式上的探索是“与心徘徊”所必然的要求与指向。从作品形态来看,他以写意为基本的方向,这是遵循传统写意理路的必然结果。但是他对于物象的具体处理则手段多样,这些多样的手段具有很强的融会性,看得出他对古今笔墨手法的理解与取舍。他的写意花鸟吸取明人大写意的笔墨方式,并且根据在写生中对物的深入理解渐而形成了一些自身的处理方法,这种笔墨方式不是套用他人,也不是沿用已有,而是具有独创性的。而其山水则更多的是依据写生而使笔墨与物相融,形成较为特殊的笔墨表达方式。对于刘懿来说,他更试图表达不同视角下花鸟与山水表现方式的融通与置换,这与其对物的“宛转”合一。

  从绘画过程来看创作似乎更具创造性,但是写生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创造活动。一个成熟画家的笔墨生命力根植于写生的发掘、培养与巩固之中。因此对于画家来说,“宛转”与“徘徊”往往是共时的,相伴相随。刘懿的探索是在艺术本源上的努力,相信这种努力一定会有丰厚的回偿。

  [i]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月,第1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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