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记美术教育家杜键先生

　　潘公凯

　　在我有限的了解中，杜键先生是少数真正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之一。

　　我与杜先生的认识，始于九十年代初，在南戴河的一次外事工作会议期间。会议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除了记得在海里游泳，还记得与杜先生的一番争论：不知怎么谈到了国营企业的改革问题。我的观点是：“大锅饭”的效率低下，这个痼疾在旧机制下是没法充分解决的，奖金只能提升一小部分积极性，只有实行股份制，让管理层拥有一定股份，才能充分提高效率。杜先生不赞成股份制，认为只要用好各类奖金这一杠杆，就能充分提高积极性，其中关键在于评奖机制的改革。争论纯属茶馀饭后的即兴闲聊，虽各执己见，仍然十分开心。这是杜先生第一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次给我特别好印象的事，是一九九○年杜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八十年代的美术新潮作了相当客观的评论，呼吁对激进的年轻艺术家要给予爱护。杜先生在美术“八五新潮”期间显然是不赞成全盘西化的艺术倾向的，但在“六·四”之后，却挺身而出，保护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年轻人。这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当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九十年代后期，我积极主张提高北京、杭州两所美院的学费，因为教学成本实在太高，国家补贴极为有限，学院财政拮据。时任中央美院党委书记的丁士中同志为此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核算办学成本，起草报告，请求财政部将学费提高到15000元。正在想方设法向国家计委和财政部争取的过程中，杜键先生却持不同意见，起而反对，差点让提高学费的议案做不成。杜先生反对的理由是不能让贫困学生进不来。其中，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杜先生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宁可学校穷一点，也要实现社会平等。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提高学费以后，可以将学费收入的一部分返回用于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和奖学金，现在各高校就是这么做的。意见虽然不一，但杜先生再一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还有较近的一件事，去年年底学术委员会讨论回顾中央美院的十年发展与学院现状，几位老先生都谈了十年发展的缺点与不足，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其中，杜先生对十年发展的评价是最低的，说“可以打60分”。这与我对十年的评价差距甚大，我自己认为，可以打90分。这么大的差距，我开头颇有些诧异，后来想想，觉得可以理解。其中，除了杜先生长时期在家情况不太了解，信息不对称之外，恐怕与他一贯的办学理念有关。多年来，杜先生在学院的管理与办学方针上，始终坚守育人第一，坚持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坚持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即“优质人性”，而将学科发展、办学规模、国际影响等放在较次要的地位。他由此而觉得现在的办学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或者是认为在办学方针理念上还需要探讨。朋友归朋友，究竟怎么做才算是把学校办好了，杜先生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不愿苟同。

　　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气质。我对此极为珍视与敬重。

　　萨义德在《论知识分子》中举出了二十世纪对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种描述，一种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葛兰西为代表，他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放得很宽，将老师、教士、行政官吏和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都划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而另一种描述，则以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定义为著名：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

　　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班达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少，他经常提到的只有苏格拉底、耶稣、斯宾诺莎、伏尔泰等少数几个人。两种界定范围人数相差很多，但基本特质还是一致的，即知识分子是一群能够超越一己之私、不顾人情世故的俗套、支持与维护形而上的真理与正义的社会永恒标准、反抗权威、保卫弱者、不怕牺牲并远离世俗利益的人。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几代中国人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主要来自于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化阶层。别尔嘉耶夫说：“没有依托，同任何等级生活及传统相决裂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总是迷恋于某些思想，主要是社会思想，并无私地献身于这些思想。他们能够完全为思想而活。”知识分子往往出身富裕家庭，甚至是出身贵族，但却毅然反叛上流社会，为拯救劳苦大众而投身革命，直至遭流放牺牲。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梅托夫，都是大家熟知的典范。杜键先生也是出身名门，父亲是韩国早期著名的革命家。但这一身世几乎不被人知，杜先生从不提起。这就是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没有依托”。切断任何先天的支持与保护，放逐自己，成为无所依傍的独立个体，是知识分子走上孤独的拯救之路的洗礼。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单打独斗，这是与政治家(政客)的极大不同。政治家需要讨好和拉拢、利用民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背后的动力是权利欲。知识分子的目的不是权力，是理性。知识分子只是教育民众、警醒民众，却不利用民众。所以，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最不应该讨好取悦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这类人常常被比喻为“牛虻”。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模式”(乔伊斯《一位年轻艺术家的画像》)。当一个人放弃了俗世的种种利诱和羁绊之后，他才能拥有完全独立自由的理性，他的思想才能超越自我，才能真切地关注与个人利益不相关的“宏大叙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找乐趣。杜键先生的《摸象扎记》和《与柏拉图的对话》，正是这样的思索的产物。这两本书的重点都是探讨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本质。我想，杜先生并非不知道在当代美术语境中，讨论美与艺术的本质这个问题已经有些过时。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被后现代的学者们放弃和解构了。而杜先生仍然“忍不住”要“硬啃”这个问题，使我在感佩之馀，看到了乔伊斯“思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杜先生身上的显现。思索已经成为杜先生的生活(此在)的意义。通过思索，杜先生徜徉在理解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充满意义的旅途中。

　　杜先生并没有把后现代思想家的解构看得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将美与艺术的本质问题看成是“一个可以不断被深入认识的问题”。于此，可以看到杜先生对人类理性所抱有的执着信念。在杜先生的著作中，我认为最有价值也是我最认同的，就是他对于“优质人性的感性显现”这一独创性的理论命题的提出。艺术与艺术家主体精神性的关系，是历来美学家探索的方向之一，但由于主客观二分的西方学术传统，西方美学总是倾向于将美看成是一个外在的客体化的研究对象。观赏者是审美主体，艺术品与美是被观赏的审美客体，二者之间界分得过于清楚。其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和节律同构效应总觉得未能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对此，我也是深有同感的。杜先生的论述主旨，还是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这一客体化的指认方式和关注重点，向人的本质、人性的显现这一主体化的认知方位挪移，并将二者最大限度地统一同构起来，以达成对审美问题的更深入更切实的认识。研究重点的这一挪移，我是十分赞成的。“优质人性”包含着价值判断，含有道德评判的成分，这是比西方的“移情说”等主张主客观统一的美学理论更进一步的地方，关涉到美与善的连接处。我认为，这恰恰点到了本质。而西方现代美学总倾向于纯粹性，要与善的研究区分开。我想，杜先生之所以在这一点上能与西方大多数美术家不同，而走出一条有特色的路来，正是与他的中国文化背景有关的—这一背景包含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个不知不觉渗化在血液中的文化背景，使杜先生看到了当代世界美学在困境中突围的新的可能性。杜先生的两本著作，可以说也属于“宏大叙事”的范围，这样的叙事方式已被归入了后现代之前的传统。正如利奥塔所说：与启蒙相关的宏大叙事已经被具有地域特色的情境和语言游戏所取代。宏大叙事的解构是后现代思想家的主流特色，但这个解构是相对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庞大体系性建构而言的，没有从笛卡尔以来的众多思想家的多角度不同建构，解构也就失去了它的出发点和意义。因而在中国，目前需要的首先是建构，是古典思想的现代转型，需要的是在中西方知识比较之上创立独特视角的连贯性叙述构架。正是在这样的探索方向上，杜先生的努力更显得难能可贵。

　　杜先生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油画家，在执着于理论思考的同时，绘画创作也没有停止。而二者背后的深层次关联，正在于杜先生将绘画也看成是一种思考的方式。杜先生的绘画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两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一幅是六十年代的《在激流中勇进》，另一幅是近几年画的《沙漠公路》。前者是明豁的、激越的、勇往直前的、浪漫主义的；后者则显得空寂、迷茫，路仍然清晰坚实，构图仍然均衡稳定，却有狂风裹挟着黄沙从路面漫过，远处天地无际……两幅作品正好代表了杜先生两个阶段不同的思索，和对人生的不同感悟。前者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与后者寂寥茫远的理性探索，诚所谓“优质人性的感性显现”，将我们引向画面背后的精神性。

　　杜先生的作品，令我想到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从十八世纪末的俄国知识分子拉吉舍夫(1794~1802)开始，西伯利亚的流放苦役成为俄国知识分子殉道的传统道路。“我心中充满人类的苦难”—正是这一批批流放者内心最深沉的自语。对俄罗斯农奴的苦难的深切同情与介入拯救的意志，是这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自我放逐和批判权威、改造社会的动力来源。而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则是以巴黎为中心的西欧启蒙思想。二十世纪的中国也相近似：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和民众苦难，另一方面是先进思想的传入(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思想)，激励着知识精英介入拯救的革命行为。因此，也可以说，正是启蒙理想和悲惨现实的巨大落差，蕴育和锻造了两百年来在俄国和中国等后发达国家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形象。其实这个落差很重要，正是这个落差，成为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条件。利奥塔强调，与“近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宏大叙事”这类雄心壮志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已不再通行，后现代的知识人现在看重的是专业知识和能力，而不再是真理和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情况的确如此。但利奥塔有所忽略的是，人类的苦难是原型知识分子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相类似的情况是，基督教的教义也是以人类的苦难作为预设前提的。由于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不论在哪个角落，人类的绝对贫困状态正在迅速减少，以信仰与拯救为行为特色的原型知识分子正在失去需要拯救的对象。当然，贫富不均、社会不公、人权不平等之类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因而社会批判的功能还可以存在。但是，社会的急速发展，使欧美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正在被边缘化。民众不用救了，那就去救大象吧！于是，绿色环保志士的队伍迅速扩大。

　　在西方，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技术官僚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在中国，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经商下海和大众消费文化解构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位置。这令人不禁黯然神伤。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社会似乎已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批评，大众似乎更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拯救。信息交流的爆炸性增长进一步推动着这一趋势，世界在快速地走向扁平化。在如此这般的未来图景中，作为人生和世界意义的阐释者和守护者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或者说：人生和世界的意义是否还需要阐释和守护？—我没有同杜键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在自己心里保留着伤感和困惑。

　　直到几年前，杜先生还带着成批的学生下乡，一直走到偏远的沙漠腹地，一去就是几十天，因为那里还有贫困纯朴的村寨牧民。我想，杜先生与师生们不仅是与那里的民众有特殊的感情，更是去那里寻找、重温与感悟生活与人生的意义，—并由此去感悟世界的意义。

　　杜键先生的绘画作品、理论思索、行政实践、生活体验……其内在的精神性，都是高度统一的。这就是人性的质的统一显现。在一个一切都变得碎片化、浅薄化、平庸化的时代，仍然有人坚守着这份整一性，坚守着这份深沉的理想信念，开着一辆破车，坚定峻朗地前进在理性思辨的旅途中……这不仅值得我们由衷敬佩，而且，由于有这样的反抗平庸的例证在，使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还不至于那么快地成为平庸，因此，值得我们举杯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