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贵州油画考释

　　贵州油画作为中国油画的有机组成部分，萌芽初期似也经历过观念博弈的艰辛行程。由于贵州偏居西南一隅，远离中心文化，因而油画的缘起相对较晚。笔者所见黔中最早的西画史料启于1920年代，而“西画东渐”的国史上限实际可追溯至清廷甚至明朝。

　　油画是西方绘画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种，传入中国后得以发扬光大的主要原因不惟是基督教向东方的扩展，还与鸦片战争引发的“戊戌运动”倡扬新学的时代机遇有关，更由其自身无与伦比的写实魅力所使然。中国油画逾一个半世纪的成长史，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反省、从模仿到奋进、从独立到自强的全过程。

　　西画在贵州发轫迄今未足百年。自民国年间引进，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久便卷入“文革”运动的红色浪潮，幸而赶上了新时期的对外开放，这才顺利跨入本世纪的多元格局。前期一度爬行缓慢、步履蹒跚，伴随国家政局的左右摇摆，潮起潮落，磕磕碰碰走到今天，总算取得了一些成果，沿途存留下自身发展的珍贵足迹。

　　本文限于篇幅，仅能将这段历史做一简要钩沉。好在有部分图像佐证，读者方家自可比照文本，去体味或赏鉴贵州油画的脉动与走势。

　　一、历史境遇——民国年间的西画传播

　　据现有文献考证，民国时期贵州最早涉足西画的学人有张道藩、杨秀涛、麦放明、秦元魁、谢景兰、许泽澂、刘兴文等。1921年起张道藩曾分别在英、法两国学习美术，回国后从政，1949年去了台湾；1923年杨秀涛于上海美专毕业后赴法留学，8年后归国，于1940年代回到贵阳；谢景兰随赵无极赴法后移民海外，先是学习音乐，与赵离异后专事油画创作。另外，省会贵阳彼时亦有“葡萄美术社”、“西洋美术社”、“南阳美术社”等民间画舫绘制西画，承接写真肖像等业务。笔者所见最早的贵州油画原作《乡绅画像》(见图1)，绘制于1938年，画面左下角即注有“贵阳葡萄美术社”的签名。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大专院校及文人学者流亡西南。国立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师生以及诸多文学家、艺术家大举迁徙，绕道贵州涌入陪都重庆。民国不少著名西画家如徐悲鸿、李宗津、董希文、倪贻德、冯法祀等都曾辗转滞留于贵州，他们在贵阳举办过多次画展，李宗津1940年代还在花溪清华中学任教……。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机缘，国中名家在我省播下的西画种子和潜移默化的西学影响不容小觑。

　　此为不幸中之万幸！贵州西画的启蒙与传播，既因和平年代地处边远而滞后，也因战争时期位居后方而得益。谁也不曾想到，贵州自古以来的区位劣势转瞬之间居然会变为难得的地理优势！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贵州省立艺术馆于旧中国的“美术节”在贵阳举办过联合美术展览会，并成立“贵州省艺术促进会”以及艺术馆下设的“西画国画音乐研究室”，开始对外招收学员，授以美术基础知识。之后艺术馆又附设艺术专修班，由时任馆长杨秀涛创建。彼时学习西画，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专业教材匮乏，油画颜料奇缺！

　　二、清风吹拂——新中国的耕耘与培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在马列主义、毛**思想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提出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人民的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口号像一缕清风，旧时代的艺术家在适应新社会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很快转变了立场，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

　　自1955年起，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拨油画家陆续莅任贵州，如潘迎华、李自由、陈宁康、川康、刘星源、邓刚彦等，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从事着早期油画的实践与探索，创作出了我省第一批具有鲜明主题思想和浓郁民族特色的油画作品，如《芳芳》、《看望》、《苗家地方花一样》、《秋夜之春》、《春耕》等。这些作品分别在1950年代的“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和1960年代的“贵州省第四届美展”上面世。此间诞生了我省建国以来最早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两幅油画《我们的首都北京》(潘迎华作，见图2)和《新来的老师》(李自由作，见图3)——前者获“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一等奖，并入选当年的全国美展；后者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60年代前期，贵州油画队伍特别是油画教学师资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四川美院等高校油画系的毕业生相继由国家分配来到贵州，这无疑给我省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注入巨大活力。盛济坤、毛朋、向光、冯怀荣、齐梦惠、蔡仁、洪润生、田世信、巫子强、张以玉等一大批“学院派”大学生，在“文革”来临前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同老一辈艺术教育家一起，为贵州油画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很快成长为贵州油画创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活跃在当下社会的艺术舞台上。

　　三、极“左”思潮——“文革”时期的油画创作

　　始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文艺方向。在轰轰烈烈的批判“封、资、修”等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糟粕”过程中，中国艺术彻底沦为国家政治的附庸，变成“阶级斗争”的“武器”。油画创作上，人物造型的“高、大、全”与形式表现的“红、光、亮”不可思议地被作为评判一件作品是否完美的首要标准。“样板戏”的出台，导致了“样板画”的出笼：受命于高层旨意而问世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一个时期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史上复制量最大的油画！

　　“文革”政治风云摧陷廓清，地处高原的贵州画坛自然未能超然局外。1970年代初，我省美术界出现的一系列革命题材的油画如《管教山河换新装》(李自由作)、《知识青年在农村》(蔡仁作)、《分秒必争》(巫子强作)、《夜班》(张以玉、谢光荣合作)、《走大庆之路》(应凤仙、周家祥合作)等，无不印证着“红、光、亮”的时代烙印。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热切关怀下，全国工农兵美术创作也被充分激活。贵州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包括“知青”作者)不甘落后，也纷纷登台竞技。张世申创作的《在前辈生活过的土地上》、范新林创作的《苗岭红花》、刘邦一创作的《支委会》等作品，均可视为“文革”时期贵州业余油画中的典范。

　　值得强调的是，冯怀荣、张正刚合作的油画《侗寨的早晨》(见图4)是1972年贵州省入选“文革”中第一次全国美展的重要作品，画面的情节充满温馨感人的情怀，作者以朴素的构思和清新的笔调，赢得了画界同行的广泛赞誉。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探索与成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中国社会持续十年的极“左”主义路线，并快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表现在油画创作中，艺术家的个体精神开始独立，艺术中的真诚语境初步彰显。从反思“文革”造成的悲剧性灾难，到揭示社会存在的现实困惑，再到颂扬普通人的精神憧憬，贵州油画也历经过“伤痕美术”、“文学叙事”、“象征主义”等颇具“大陆特征”的各种思潮，后才回归区域性的本土之路，复又流连于贵州山地民族的人文与风俗。

　　1980年代起，贵州油画突破了以往的表现形式，尝试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佳绩：李慧昂的《晚年》、张正刚的《乌蒙春晓》(见图5)、曾希圣的《鸽子》(见图6)、李慧昂的《苗女》(见图7)、陈晓光的《高原奏鸣》、任小林的《五色天地》、贾娟丽的《无言歌》(见图9)、李慧昂的《春之祭》、任小林的《夕暮》(见图10)孔阳的《大山的节日》(见图11)等都在全国性大展中获奖，他们为我省油画在域外争得了不俗的荣誉。

　　此间，贵州油画研究会成立，油画家们有了自己的归属感，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

　　1990年金秋，“贵州油画大展”在贵阳隆重揭幕，展览评出“大奖”、“新人新作奖”各十件，并组织召开了为时两天的“油画艺术研讨会”，与会者除了我省的油画家、理论家，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来自北京的油画专家闻立鹏、杨悦浦，四川的艺评家牟群，以及《中国油画》和《江苏画刊》的执行编辑车永仁、李建国等。该展影响远及京、津、川、吴等地，其里程碑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紧接着的1992、1993年，贵州油画相继在北京和香港高调亮相。较之过去长期蛰居山野的贵州油画，如此主动的出击，充分张扬了年轻一代超越父辈的勇气和豪情。

　　五、多元走向——新世纪的感召及向往

　　历史跨入21世纪，艺术的疆界愈加辽阔与无垠！面对贵州油画阵容的扩大，我们高兴地看到，各种表现形式相互砥砺，各种艺术追求彼我兼容。从古典语系的追寻，到现实题材的挖掘；从唯美幻象的吟唱，到表现主义的宣泄；从诗性情绪的抒发，到形式话语的寻觅；从观念层面的革新，到流行元素的释放……贵州油画正一步步面对路径的多元。

　　最值得欣慰的是，伴随“贵州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的成立，贵州油画队伍中的年轻一代正在茁壮成长：2008年，潘闻丞、贺未泓、吴传双、吴思宇合作的油画《哀悼日》(见图11)获“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优秀奖；2009年，王杰创作的油画《高原平湖》(见图12)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获奖提名。这是新世纪贵州油画的见面礼，一代新人以自身骄人的业绩，续写了我省油画艺术新的篇章。

　　除此而外，不少资深抑或著名的本土油画家个展也在省城贵阳频频亮相：向光、张以玉、黄德伟、尹光中、张世申、范新林、王忠弟、贾娟丽、任小林、赵竹、耿翊……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次次刷新着省内的新闻媒体，各路业界精英以及高校师生乃至艺术爱好者无不刮目相看。从他们周遭聚集的粉丝群，就可感受到贵州油画家们今日的扬眉吐气。

　　然而，在成绩面前，我们也存在明显不足：环顾兄弟省份的油画发展，依然走在贵州的前面，我等当怎样急起直追？贵州油画的理论建设与学术批评一直是我们的软肋，贵州将怎样切实面对？……

　　是啊，贵州油画本就是中国油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美术的兴盛，也有望贵州艺术家去添砖加瓦。作为贵州油画家群体中的一员，笔者对未来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