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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赑屃碑座重量和体积世界最大

作者:佚名      油画雕塑编辑:admin     
巨型赑屃 巨型赑屃

  被人称为正定巨型赑屃的这件文物出土于2000年6月,准确地讲它是一尊巨大的赑屃碑座。赑屃长8.4米,残宽3.2米,高2.6米,残重达107吨。在它出土之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石碑是邯郸市大名县的《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德政碑》,也称为《五礼记碑》,碑身高6.45米,宽3.3米,厚1米,赑屃碑座高2.2米,重61吨多。正定出土的巨型赑屃比五礼记碑碑座大几乎一倍,称的上是“天下第一赑屃”,出土时轰动了全国。

  巨型赑屃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这件大赑屃出土于正定府前街的建筑工地上,不久被移置开元寺内。赑屃体态丰满,头略抬,颈前伸,仅头颈部就长2.5米。它大圆眼睛,两只小耳朵向后抿着,鼻头宽、鼻孔圆,两只尖牙外露,大嘴紧闭,给人的感觉不是凶猛,反而有些憨态可掬。赑屃的脖子、腿上刻划了几条褶皱,以表现其肌肤的肥硕;浑圆的腹部雕刻的浅纹向两侧突出,以显示其驮碑所承受的重压。

  赑屃是一种虚构出来的动物,传说龙有九子,赑屃为其一,又名霸下,形似龟,好负重,因此人们雕刻它来驮载石碑。正定县保存的碑刻众多,那些赑屃碑座,其造型在不同时代亦有不同风格。文物界评价开元寺内这件五代时期的赑屃,雕饰手法简洁明快,造型生动逼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赑屃碑座。

  游人可能很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它背部驼峰的右侧面,有一方高60厘米、宽98厘米的线刻画平面。画面上边部被凿去,但主体仍在。根据后人的临摹,画面正中间是一头威武雄壮的卷毛雄狮,狮子背上端坐一人,应该是画中的主人公,他方圆大脸,短胡子,体健肌丰,腹部鼓起,穿一件圆领长袍,左手捧一个杯子,右手自然地垂放在腿上,目视前方。他的坐骑狮子,脖子上戴着项圈,背上搭着有牡丹花纹的鞍垫,垫上又有莲花式坐垫,狮子的脚踩在圆形踏垫上,富贵耀眼、气派丰凡。狮子右后方有一人,双手用力拉住狮子的缰绳。画中主人的左后方侍立着若干人,有手托果盘的,有托壶的,有执碗的,有执物的。主人的前方,有若干伎乐者,或吹笛,或打鼓,或舞蹈,动感十足,气氛热烈。业界认为,这幅线刻画在有限的空间里刻绘了14个人物形象,布局严谨,主体突出,线条舒展流畅,显示了五代时期的绘画水平和艺术风格,是一幅难得的线刻画艺术作品。

重荣德政碑的巨型碑帽重荣德政碑的巨型碑帽

  巨型赑屃座上是谁的石碑

  与巨型赑屃同时出土的,有若干块残碑及碑帽,据正定县文物部门推算,碑身找到了约三分之一,碑首找到了约二分之一,其余残块可能压在附近住宅之下,暂时无法发掘。根据县里与这块碑年代较接近的“李宝臣纪功碑”的制作比例,再结合宋代《营造法式》中规定的制作比例,推算巨碑高度(连碑座)达14到15米,宽度在3.6米之内,厚度也有将近1米。假如保存齐全,这将是全国最大的一块石碑。

  如此大的一块碑,却在碑身、碑首及碑座上残留多处凿痕,明显属人为破坏。那么,巨碑为谁而立?又因何把它凿毁?当时,正定县文保所的刘友恒、郭玲娣所长,都给学者梁勇打电话,请他帮助考证巨碑主人。

  梁勇首先想到的是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他统治真定38年,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建造这样的巨碑。但巨碑上有“明宗皇帝”的称呼,还有“上在此北京日”字样。明宗皇帝就是李嗣源,他公元926年到933年在位。而王镕是公元883-921年在真定当节度使。也就是说,王镕被杀5年之后,才有了明宗皇帝即位。所以,如果是王镕刻的碑,不可能有明宗皇帝和“此北京”的字样。看来王镕不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梁勇第二个想到的人是卖国贼赵延寿。这个人是幽州刺史赵德钧的干儿子,后唐明宗的女婿,真定人。是他出卖了平山老乡、后唐末帝李从珂,投降契丹。后来当了辽朝大丞相、南朝总管,改真定为中京,欲谋在真定称帝。但是,仔细分析,碑文上的地名、官职,好像和他都不搭界。而且他在真定想当皇帝,仅仅闹了三五天,就被辽世宗灭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造这么大的巨碑。

  梁勇接下来想到的第三个人叫麻达。他是契丹人,辽世宗委任的中京留后,中京,就是真定。他在真定杀人如麻,残暴如兽,会不会是他在这里刻立一块巨碑以标新立异呢?而且因为他残暴,真定军民被迫起义,要杀了他,结果他逃跑了。会不会是爱国军民为了发泄对他的仇恨,把他的碑砸毁掩埋呢?可是,这块残碑的碑文造型没有任何契丹的特色,反而有些辱骂蛮夷“伪庭”的语言。因此,这个中京留守麻达也不是这个碑的主人。梁勇想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安重荣。

安重荣德政碑残碑安重荣德政碑残碑

  安重荣,一个仍未讲完的故事

  安重荣何许人也?他是后晋石敬瑭时期的成德军节度使。他目睹后梁、后唐、后晋帝王都是由藩镇节度使起家夺取皇位,因此常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句话让他在历史上很出名。公元941年腊月,安重荣拥兵南下,要推翻石敬瑭的“伪庭”。石敬瑭急忙派大将杜重威出兵镇压,安重荣兵败被诛,其碑被砸毁则在理所当然之中。碑文中出现的“胜州刺史”官职、“**军节度使、镇深等州观察处置……”等字样,都与安重荣的官职经历吻合。碑文中的“伪庭失德、群盗挺(埏)起”等字样,也符合安重荣反抗“伪庭”、抗击契丹的情节。

  封建社会的史书将安重荣定性为谋反的叛臣。他为自己立的巨碑,比成德军首任节度使李宝臣的纪功碑还要高大,这也让一些人觉得其霸气外露,目空一切。不过,当代正定文化圈的人,在细读史书之后大声疾呼:不应将安重荣视为反面人物,而应将其视为民族英雄。

  安重荣反契丹的态度十分明显、不惧张扬。《资治通鉴》有述:“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耻于向契丹称臣,每见契丹使者,必然岔开两腿坐着,谩骂使者,使者经过他的辖境,有时竟暗中派人杀掉。契丹为此责备皇帝,皇帝常常替他道歉谢过。”有一次,安重荣把契丹使者名叫拽刺的抓了起来,并派出骑兵掠夺幽州南境,把军队驻扎在博野县,向石敬瑭上表声称:吐谷浑和东、西突厥等部族不堪契丹欺凌,率众归附,情愿自备人马,与晋军共击契丹。上表有好几千字,大体上都是斥责石敬瑭“父事”契丹,竭尽中国所有向贪得无厌的胡虏献媚。安重荣不光向石敬瑭上表,还把这个意思写成书信,送达朝廷权贵和各藩镇,说已经调兵遣将,誓与契丹决战。

石家庄之最石家庄之最

  此外,安重荣率饥民南下,不像“造反”,更像“请愿”。历史上那些反叛成功的人一般都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要固守自己的城池,搜罗精兵强将,预先储备物资;一定有一些自己的铁杆亲信,他们一定要占据要害部门,一定用在关键时候;一定预先在自己营垒里做好宣传工作,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在朝廷那里做好充分的伪装,等等。但是,以上原则安重荣都不符合。他离开自己的城池,主动暴露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带;他带着一群毫无战斗力的饥民;他没有精兵强将,他的士兵竟然一触即溃,刚一开战部将就卷旗投降了;是年镇州发生大蝗旱,他应当没有足够的物资;此前他毫不伪装自己的行为,还向各地节度使们大肆宣扬。

  安重荣是契丹痛恨的对象,此前契丹主“数欲亲讨重荣”,直到收到朝廷送来的安重荣头颅才作罢。正定县古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樊志勇认为,安重荣反的是契丹入侵,反的是石敬瑭卖国,虽败犹荣,他的民族气节,值得后世景仰。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这样评价他:“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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