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荷赛与望屋兴叹

　　林路

　　早在15年前，关于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我就曾说过：“荷赛”是欧洲人创立的，因此也必定是欧洲人的天下。虽然说音乐、绘画、摄影是无国界的，但作为一种人的艺术语言，不能不受到其身后的文化氛围的笼罩。有时说得绝对些，文化就是一座牢笼，一个神秘的屋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始终将决定你的存在，“牢笼”你一辈子。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也有永远走不进对方屋子的苦恼。这不像藏着十万金银的山洞，靠着阿里巴巴的一句咒语，就可以破门而入，不管喊咒语的是什么人。

　　当年，荷赛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神秘莫测。然而有人说，中国人走不进荷赛那间神秘的屋子，外国人却走进中国这间屋子了！比如他们拍摄的北京体育学校等照片，不就获了奖？其实，他们走入的并非是中国的这间屋子，而是通过窗口的一瞥后，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描述了这间屋子里的情景。是他们的文化背景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如同我们在某个地方造一座欧洲城，或是唐城、宋城之类，以其为背景拍摄照片，并不说明你真正到过欧洲，回到了唐宋年代。

　　更早些日子，杨绍明的一组《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获得第31届荷赛的新闻人物系列照片三等奖，这是中国摄影家31年来在荷赛中首次获奖——实现了“零”的突破。于是，一时间大小文章都将荷赛高高捧起，反复说明荷赛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如何高，以此来证明中国摄影界的实力，从而反证荷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二年，中国的137位摄影家满怀信心送去了600幅作品，其数量之多居参赛国家之第二。结果呢？无一获奖。落荒归来以后，大小舆论又以几乎相同的口吻贬低荷赛，说荷赛只是代表西方中心主义，它对中国的冷落不能说明问题。但事实却放在那里，使人不得不黯然神伤。这就是所谓的“西洋情结”——无法摆脱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洋情结”。

　　这些年，中国摄影家在荷赛上的获奖又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从表面上看，大家已经学会了冷静地看待眼前这千奇百怪的世界，尽管有时真的让人有些看不懂。实际上，在冷静的背后是否有点心虚？在闪烁其词的言语中又有谁敢说真正脉准了新闻摄影的真谛(我这里说的是新闻摄影的真谛，而不是西方人的眼光)呢？

　　比如这一届，当Stanmeyer在执行《国家地理》拍摄任务时拍下的画面，从132个国家、5754名摄影师的98671张照片中脱颖而出，成为年度图片时，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又一时间喧嚣不已。荷赛评审成员Jillian Edelstein说，“这是一张可以有很多故事的照片——它展开了一个关于技术、全球化、移民、贫困、绝望、异化和人性的探讨。”美联社摄影师、评审成员David Guttenfelder则说：“照片像瓶中信，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人们看它会带着自己的经验。”

　　关于荷赛，关于新闻摄影，关于摄影的纪实力量，其实都和摄影的本原相关。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闻和纪实领域，摄影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写实本身，而是如何把握写实的限度。有人提出摄影太残酷了，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和灾难都被摄影家一一收入镜头，令人不忍卒读。但更多的人认为摄影的逼真写实和它的“残酷性”远远不够，理由是人们看到了无数的灾难照片，已经产生了一种麻木，用当年《美国摄影》编辑的话来说，产生了一种“同情的疲惫”，因此需要以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图像来刺激人们的神经，以便拯救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然而这恐怕是勉为其难了！因为摄影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硬要赋予它无法承担的重任，只会令其无可适从。就像我们在许多年前看到荷赛的获奖作品，一定都被其触目惊心的战争和灾难照片所震惊过。然而今天呢？在连我们这些所谓第三世界的观众都已经麻木的情况下，荷赛的作品如果依旧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这是摄影的不是还是我们的不是？

　　进一步说，新闻和纪实摄影的这一“同情的战栗”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当年一些摄影家对艾滋病患者的拍摄。他们不惜冒着各种潜在的危险与艾滋病患者生活在一起，在获得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后拍到了大量的照片。可是他们在成功的同时也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指责和批评，原因很简单：这些报道艾滋病患者的摄影家们一开始就是用揭示与暴露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这一灾难的恐怖与残酷，从而成了一种绝望的叫喊。比如，摄影家尼古拉斯和他的妻子、科幻作家贝比曾经一起进入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圈内，他们用8X10照相机与黑白胶片，通过极详尽的细节和特写影像展示艾滋患者脸部、身体上被摧残的特征以及绝望的神情。当他们的照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展出时，受到了拯救艾滋病患者积极活动者的抗议，他们认为照片展现了令人绝望的荒芜景象，而且还在艺术圣殿展出，太不像话了。尽管拍摄者的初衷是想唤起人们的同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展览又成了一种无情的“病态广告”——摄影家不得不为此承担巨大的精神负担。

　　在这以后，一些同样具有同情心的摄影家们从中找到另一条出路，他们试图把人们对艾滋病的同情引向生存的希望。纽约女摄影家卡洛琳·琼斯从正面去表现艾滋病患者的积极面，她不仅拍摄艾滋病患者，还拍摄他们所爱的人和所爱的宠物。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传递“同情的战栗”过程中，新闻和纪实摄影还必须有效地把握其面对现实的尺度，或者说，把握其切入社会的深度。纪实，如果仅仅是流于一种简单的记录，那么就只是对表象的肤浅描绘和叙述，无法获得更为深刻的揭示和升华。正如声名卓著的女摄影家玛丽·爱伦·玛克在早些年出版的摄影集《玛丽·爱伦·玛克：25年》中所做的总结：“这些人生活在边缘上，我通过他们的爱与恨接触他们。我希望照片能说出生活在并不幸运之中的人们的某些东西”。纪实摄影尽管不可能消灭人类的罪恶，但至少可以让人们在充实与完美的过程中走向未来。

　　所以，说荷赛变得温和也好，批评荷赛“太美丽”也罢，这样的话题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关键还是前面所说的：文化就是一座牢笼，一个神秘的屋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始终将决定你的存在，“牢笼”你一辈子。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也有永远走不进对方屋子的苦恼。中国摄影师这些年不是都获奖了吗？但是恕我直言，获奖的大多都是些无关痛痒的题材和级别，或者说，连“同情的疲惫”或者“同情的战栗”都还摸不着边。因为我们需要太多的歌舞升平的喜剧(是不是也让人疲惫或麻木？)，悲剧的表现能力实在是差得很远。所以，还不如先静下心来看看每一年上演的这出大戏，然后将力量真正用在刀刃上，期待那一天的发力！■(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