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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之见:老照片遭遇之种种

作者:佚名      影像艺术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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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冯克力

  摄影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初创,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幻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

  先说被抄检。在中国,罚没、抄家的事情古来有之,遇到改朝换代的关口,更是频频发生。“文革”虽算不上什么改朝换代,但抄家之风在“文革”期间却如瘟疫一般,短短几个月里就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无数个家庭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蒙受其害。此时的抄家,因完全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几与抢劫无异,从书信、证件、资料到字画、古董、首饰……几乎无所不取。照片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作为“证据”,也在重点抄没之列。

  这些年编辑《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有些被抄没的照片幸得物归原主,有的则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旧货市场,被辗转拍卖。还有一些照片当年抄没后,待归还时已无法与物主取得联系,遂移交给了当地的文博部门。我曾在某文博部门看到过大量如此“收藏”来的老照片,用牛皮纸包着,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因年久无人翻检,上面积满了灰尘,翻检之下,积灰四扬,被呛得咳嗽不止,而包裹其中的照片,却不乏价值可观的精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收藏”的方式虽非“正途”,但总算让那些抄没的照片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归宿。这些年,有些地方的文博部门开始着手对这些照片开发整理,或举办展览,或出版专集,像是“文物”出土,一经面世,每每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抄检,就有藏匿。有位潘津生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第八十五辑《老照片》里,记述了一张家藏老照片在一个世纪里的遭际。

  1900年春,祖孙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长咸集,在古色古香的安庆祖屋里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图一)。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战乱频仍,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这张照片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期间,潘津生先生的伯祖父、父亲和叔父,相继于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在照片装裱衬板的空白处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题识,感叹岁月流逝、家人聚散,赋予了这张家庭合影以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1964年,潘先生的父亲在题识中这样写道:

  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存余行箧囊也,蜀也芜也宁也苏也沪也,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时一展观,悲欢横积。盖是图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笥胠箧者不取也,遗诸途好货者不顾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嗟夫!天下惟与人无争之物,为可长保,为可长私也……

  孰料,这则庆幸“此图独存”、“为可长私”的题识写下才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在“破四旧”风暴中,为保存、藏匿这张照片,潘先生的父亲费尽了心思。最后,将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纸质拉门内,又将外侧贴上同样的纸张,从外观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惊心动魄:“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北京红卫兵闯入我家,据他们说,他们在北京某‘黑帮’家中看到了我父亲送给那位‘黑帮’的作品,于是便循着这条线索来上海查抄。查抄共进行了五个小时,他们将我家几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等一扫而光,装满一部三轮卡车后拉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了!”

  像潘津生先生家人那样敢于精心藏匿“问题”老照片的,并不多见。许多人往往不等来抄家,便将感到会惹麻烦的照片自己动手销毁了。将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自动销毁家藏照片之举,早在1949年时代转换不久便发生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民党军队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即便没戴瓜皮小帽,也没革履西装,哪怕只是穿戴得稍微齐整了一点也不行: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就你们家过得人模人样?于是将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种最安全的选择。

  八十一辑《老照片》里刊载过已故著名学者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

  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周先生文章中随附的老照片,还是后来从国外的亲戚处,一张张又陆续找寻回来的。(图二)

  对那些自觉有“问题”的照片,在藏匿与销毁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处置,那就是涂抹与剪裁。具体说来,便是将照片里的“问题”人物裁剪掉,或者对其面部做羞辱性涂抹,最常见的做法,是往脸上打“×”,以表示自己已经与照片上的人划清了界线。在1949年时代转换之际,“问题”人物主要是前朝的高官显宦、文化名流,像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图三)、阎锡山以及胡适、周作人,等等。另外,被指为“叛徒”或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领袖,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的照片也在涂抹或剪裁之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党内整肃,“问题”人物也随之增加,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再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没能逃脱照片被羞辱的命运。

  有位周颖女士,在第五辑《老照片》里讲述了他们家所存一张照片的遭遇。照片是“文革”前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的某次会议人员的合影,一直镶在镜框里,挂在他们家书房的墙上。随着“文革”的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其父先是将照片从墙上摘下,收了起来,又担心造反派来抄家见到,说他没与党内那些大走资派们划清界限,整天为此提心吊胆。“忽然有一天,父亲又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许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此后,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父亲就用小刀刮掉一个(大概是觉得钢笔的颜色盖不住)。再后来,父亲反而不去刮了,因为打倒得太多了……”可能因为照片被“处理”得实在惨不忍睹吧,周女士才没将其拿来《老照片》发表。不过,假如哪里要建“文革”博物馆,这张遍体鳞伤的照片,是不可不想办法征集进去的。

  著名学者谢泳曾向《老照片》提供过一幅常风先生1948年秋与北大朋友们餐聚后的合影(图四)。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常风,还有沈从文、梁实秋、冯至、朱光潜、俞平伯、杨振声、李长之等,俱为众所仰慕的饱学之士。其中站在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是这次餐聚的召集者、北平怀仁学会的善秉仁司铎(神甫)。谢泳在文中说道:“善司铎的面部模糊不清,是因为‘文革’中常先生家人害怕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带来麻烦,而故意涂抹过的。”

  常先生家人的担忧并非多余,那年月,随便一张与外国人的合影,便会招来“里通外国”的嫌疑。照片里,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49年以后辗转去了台湾的梁实秋先生并没有被涂抹,尊容犹存,反而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惨遭涂鸦,可见当年与外国人“交往”的罪名有多可怕了。

  涂抹照片的事情,不仅发生于民间,有些官方的机构也未能幸免。图五是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曾经收藏过的照片,图上方的蒋介石标准像明显有涂抹过的痕迹。这张照片原先夹在从长春往外邮寄的包裹中,因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围困下的长春与外面的交通完全中断,这些包裹信件都积压在了长春市邮局。解放军占领长春后,这些积压的邮件被移交到当地公安局,直到1982年,才作为历史资料转交给了当地的档案部门。

  很显然,动手涂抹这张照片的,不可能是那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虽然战事不利,他也没有胆量对自己的领袖如此“大不敬”,一旦被发现,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勾当。而这件事也不太可能发生在1982年邮件移交到档案部门之后,因为那时已不存在被迫涂抹照片的社会环境。如此说来,没有意外的话,此事只有可能发生在邮件由公安部门接管的那个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惧,使得他们也不得不监守自损,对所藏资料做这样的手脚?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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