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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摄影师阎雷:记录中国30年是一件浪漫的事

作者:佚名      影像艺术编辑:admin     

  对所有外国摄影师而言,快速变化中的中国,是摄影的金矿。法国人阎雷,在过去的30年抓住了这一切

  撰文:安平 题图摄影:陈李

  

  春节前一周,大部分时间里,阎雷(Yann Layma)都坐在家中那张舒适的沙发上,一遍遍向来访者讲述他因为16岁时做的一个梦而全然改变的人生。

  他刚刚过完52岁生日,前额光秃,头发花白,肚子凸起,眼神中有一种平静而又坚定的力量。法国人特有的大鼻子轻易就泄露了他个性中倔强的一面。

  他喜欢用浅显的汉语缓缓道来他的故事:一个法国少年在梦中与中国发生关联,23岁时来到中国,近三十年间持续用镜头为中国画像,为中国人画像—而随着他最新摄影集《昨天的中国》的出版,更多人的好奇心和感触被激发了出来。

  1980年代中期,坐在天安门广场路边休息的女人倦怠、无奈的神情;北京大学宿舍里学生的沉思;长途火车的硬座车厢里,光线斜照中,乘客们或喝酒、或打盹、或打牌、或站立四望⋯⋯中国人的日常、中国人的情感,那些微小的、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琐碎细节,在阎雷的镜头里,刹那间让我们与过去联接。

  很多人好奇,一个外国摄影师,为何能够将我们的过去那样完整地、真实地,以一种朴素的美感,保存在他的镜头里,并且,他竟然好像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阎雷的同行荒木经惟说,于他而言,所谓摄影,即是人生。这句话,可借用于阎雷身上。当他循梦而来,经年不辍挂着相机游走于中国的城市与山村时,他的人生,已然定格。他把这一切,称为“一件浪漫的事”。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法国西北部,隔着英吉利海峡,布列塔尼半岛与英国遥遥相对。阎雷于1952年出生在这里,他的母亲是当地人。阎雷的法文名字叫扬·莱马。“扬”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名字,意思类似于英文名字“John”。布列塔尼人似乎天然地是艺术的。同时,布列塔尼人也固执。法语里有一句话,叫布列塔尼人的头像,以此喻固执。

  阎雷的父亲是图尔人。阎雷在图尔长大,但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布列塔尼人。他的父母是画家,从小教他怎么看画面,看内容。“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让他自此敏感并着迷于色彩和光线。

  8岁时,父母在阎雷的卧室里挂了一幅4米长的世界地图,“这让我一直在做梦,想要看世界。”9岁时,每个月阎雷都要和父母一起看人文纪录片,碰到有纪录片现场放映,父母还会带上他去和导演见面,请他们签名。

  11岁起,阎雷开始阅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人文、地理摄影有了最初的了解。12岁时,阎雷和父母到埃及旅游,惊异于那一片古老而原始的大陆超出了自己的认知,在金字塔下,他对父亲说:“我要用一生去旅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始,“Hitchhiking”(搭顺风车去旅行)在欧美成为风潮。 十四五岁的阎雷开始独自上路,他的第一站是西班牙和摩洛哥。其后,他去到美国,搭车横跨北美。这段经历充满了艰险,却也从此让他对于去到远方不再害怕。

  从美国回来,临近17岁生日,十天时间里,因为时差没倒过来,阎雷一直睡不着觉。这期间,他连着“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当时,法国《国家地理杂志》刚刚出刊,中国刚刚放开外国人旅游签证。这两件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入到阎雷的梦中。在梦里,他看到自己背着相机,去到中国拍照。

  “像是有一个比我的生活还重要的事情在叫我。”阎雷从梦中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阎雷把这个梦告诉了一个比他年长15岁的朋友,他称其为“师父”—一个精神病医生。师父帮他找到进修中文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并送给他一台当时最新款的胶片相机。 他告诉阎雷,“我来帮你厘清生活的路线。可能你梦见你生活的路线了。”

  从此,阎雷边学摄影边进修中文。同时,他也学习国际贸易。“艺术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中文是我学习的第四种语言,如果我懂四种语言,又懂国际贸易,摄影不成功的话,我还会找到另一个生存之道。”

  1984年,渴望成功的阎雷盯上了爱丽舍宫。“因为没有人拍过爱丽舍宫的专题故事,就想到说,噢,如果我们能把它像一个棕子一样剥开来让大家看,这样也许会成功,会很有意思。”

  通过私人关系,阎雷找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的秘书,进而见到了密特朗。阎雷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总统看着我,问,你多大年纪?我说,22岁,总统先生。你22岁吗?那行吧。总统说。”

  于是,阎雷获准自由进出爱丽舍宫,为密特朗拍摄了一年政坛生活。这一年的时间里,阎雷不断求教于几个师父:“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 (Marc Riboud),还有一个供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印度裔摄影家。“把我的作品给他们看,让他们给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从这些大师身上,阎雷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由此进入世界摄影界,《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报》、《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媒体与他开始了合作。拎着中国故事走世界

  1985年1月的一个冬夜,阎雷到了北京。小汽车、商店和饭馆寥寥无几的灰色之城,在阎雷的眼里,“像索然无味的白开水一样。干燥的风吹得噼啪作响,到处都是煤球的气味。”但他也看到了北京的魅力所在。“这个城市散发着斯巴达式的诗意,没有汽车的大街上演着一出自行车的芭蕾舞剧,古老胡同中进行着隐蔽的生活。”

  而在南方城市,开放初期的矛盾带来的诱惑力亦令阎雷着迷。他描述当时的广州,“那种懒散松懈和正式僵化的奇异组合既让我好奇,又让我惊讶。”

  阎雷知道,对于这个广袤的国度,要慢慢地看。“只有花时间才能穿透表象。”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两年,还去了上海、武汉、潍坊、沈阳等城市。

  在北京,阎雷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外国人,他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跟他们学习怎么当老外。”在他的记忆里,“我们很娱乐,很开心,一直在笑。”

  一天,阎雷认识的一个法国朋友—某媒体代表收到一封从平壤来的电报,请他去报道朝鲜。这位朋友不想去,他问阎雷,“你不是要去吗?”于是,1985年,阎雷“碰到了很大的运气”,到了朝鲜。

  在朝鲜,阎雷待了两个星期,拍了两百多个胶卷,七千多张照片,“什么都拍了。”他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进入朝鲜拍摄的摄影师。

  美国《时代》杂志、法国《费加罗报》等世界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这也让阎雷的身份为朝鲜所知。“他们发现我不是那家媒体的代表,很生气。”阎雷笑称,“所以我再不敢到朝鲜去了。”

  如何才能拍出好的作品?阎雷一直在观察、思考和学习。“我看了很多外文报纸和杂志,学习和了解市场在哪里,全世界的杂志市场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样的专题故事。也学习别的摄影师和我的师父们的成功之处。”布列松的“决定性的瞬间”、马克·吕布的摄影美学—日常生活,见微知著、直觉而富有诗意,对阎雷影响颇多。

  阎雷只拍他认为美的东西。在他的概念里,人文、地理摄影的美,就是“当别人看到那张照片,会产生想要去那里、了解那里的想法,就像我小的时候,被一些作品吸引一样”。

  为了呈现这样的美,当彼时很多外国记者都拍天安门时,阎雷“就想去拍侗族那样的照片”。他戏谑地用一句民间口语“山高皇帝远”,来阐释他对自然之美的钟情。

  1989年,听闻侗族的故事,阎雷到了广西柳州三江侗寨。在那里,他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他们在大山深处住着,用歌来表达自己,建筑是他们崇拜的神,保存完整的神话世代相传。”

  1990年,他拍摄的画册《歌海木寨》在世界引起轰动。一时间,引来众多外国游客和人文学者涌向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一带。

  三年之后,云南元阳哈尼族的梯田之美,再度经由他的镜头第一次传向世界,被欧洲媒体评为“1993年度新发现的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

  拍自然,拍人,拍日常的生活,近三十年间,除了西藏和黑龙江、吉林,阎雷走遍中国其他省份,拍摄了60多万张照片,连续完成了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专题,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摄影著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阎雷过着“很浪漫的生活”。拍完专题故事后,阎雷把它们放进一个大箱子里,拎着它,坐上飞机去纽约、伦敦、米兰、马德里、香港、东京,把它们卖出去。“那时候,一个专题能用上十张片子,所有成本就可以回来了。”

  他的这个买卖做得很成功。有说法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都是阎雷拍的。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

  因为只拍美的、温情的东西,阎雷的角度曾遭致一些杂志的批评。他从不为所动。他也从不参加任何摄影比赛。在他看来,太多人拍摄和消费黑暗,而“拍摄美丽的东西、把日常的生活拍出内容更难”。

  每拍一个专题故事,阎雷基本上要拍上一两万张,才能选出来80张。他为此需要在拍摄地待上几个月、半年甚至几年以上。他去过太多偏远穷困之地,遭遇过车祸,多次被警察盘问,“几乎每一次都会遇到问题”,但他从不认为苦累。

  “小时候搭车旅游,经常在大街和树林里睡觉。有时倚着一根稻子就能睡着。”这让阎雷练就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他到过太平洋(601099,股吧)上的一个原始岛,“没有人住。我一个人去了四次,每次住两三个星期。不穿衣服,生火,打猎,钓鱼。”无悔的人生

  对于所有外国摄影师而言,快速变化中的中国,是摄影的金矿。于阎雷,亦是如此。

  但是,与别的摄影师不同,在中国生活多年并定居下来,阎雷对中国有着发自内心的爱。“中国人喜欢笑,喜欢吃饭,喜欢开玩笑,喜欢玩。另外,我很喜欢这里安全的感觉。”

  对于充满强烈宗教色彩的地方,阎雷天然地会感觉“不舒服”。这也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宗教。”

  变化的中国,令阎雷迷恋,给了他旺盛的创造力,但是,有些变化了的东西,却让他留恋。

  “大家为了钱变得紧张了,压力比较大。最近几年这一点比较明显,原来中国人特别放松。”

  与中国人的放松一起变化了的,还有市场。“纪录摄影的市场不在了。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很多国家没有什么杂志了。还活着的杂志,出的价钱还不到以前的30%。所以每一个国际有名的摄影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拍,纪录摄影应该怎么拍。”阎雷感叹。

  让他高兴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城市邀请他,“用我的角度和经验,给那些城市拍好的照片。”他曾经让安溪这座茶城进入世界视野。去年,安溪再次邀请了他。这三年来,他还拍了大理、苏州、台州、广州、武当山。

  在拍摄之外,阎雷还做着别的事情。比如,“给有钱的中国人搭线,买法国的城堡。”他也在写电影剧本。10月,由他口述的个人传记《中国探险》,也将出版。

  “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做了这个梦,一点也不后悔选择了这个生活的路线。”回味过往,阎雷如是作结。他自小喜欢蝴蝶,给女儿也起名“茉蝶”。于他而言,这样的人生,也许如蝴蝶一般,绚烂,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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