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艺术性能否两者兼得

　　张亚萌

　　中国梦、正能量、和谐文化……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概念性词语和社会热点话题层出不穷，书法界也应时而动。不论大型的国家级展览，还是书法家个人展览，总能看见书法家们创作的与社会热点以及国家大政方针相关的书法作品，也就是主题性书法创作。

　　这究竟是书法家关心社会时事的表现，还是其借机掩盖创造力的匮乏，抑或是借书法之名哗众取宠？

　　借其形而显其志

　　书写主题性作品，对于很多著名书法家来说，是一种例行功课，虽然政治性强，没有自由创作的即兴挥洒，但对创作的要求并不低：大字要求气势磅礴、厚重凝练，小字追求玉树临风、俊秀飘洒；在内容上，要熟悉内容、理论的意义，要从中选择适合书写的章句，在文字量大的情况下要通盘考虑布局谋篇。而在技术上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主题性创作词汇重复字多，而书法创作最忌雷同字，这就向创作者发起了挑战：有没有王羲之写“之”的功底？

　　主题性创作，如果有好的主题、好的立意，再加上优秀的书法功底来体现，这样产生的作品自然能得到书界的认同。

　　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赵长青认为，书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更是自我提升的过程。只有不断自我提升和超越，才能创作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才能不断地实现书法家的人生追求和艺术价值。“我们的书法家要在书写时代的过程中实现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职业理想，提升艺术家的人生境界，从而使艺术与时代，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生活有机地统一起来。”

　　如果当代的主题性创作，其立意能切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集中体现时代的主题，其书写能够按中国书法传统的格式进行创作，当代的主题性书法创作，就能成为一种鲜明的书法形式，对于普及书法与用艺术宣传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借其形而显其志，其目的就达到了。

　　主题创作因何而作？

　　主题性书法创作，我们有时候对它视若无睹，有时候却能给书坛吹来一股劲风——中国书协顾问李铎写《众志成城》 、张飙写《百年圆梦》 ……在历次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或者在举世瞩目的荣耀时刻，总能号召起全国的书法家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在中国文化体制的语境下，创作完善并践行“主题书法创作”这一概念，或对中国书法界正风气、扬正气有所助益。

　　但不可否认，一些书法家仍然对主题书法的内涵、取材、基本特征和现实价值模糊不清，主题性书法创作成为一些书法机构政绩工程的不二法宝：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揪出一个概念，组织一批书法家来“创作”，做成展览请领导观摩一番，但创作水平、策划理念、展厅设计却实在不敢恭维。

　　评论家周正康认为，这与当今社会格局的变化不无关系：中国书法在现当代经历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书法的社会担当和人们对待书法的心态以及从事书法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当代书坛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人们从事书法的动机已不能仅仅以单纯的“继承、弘扬”来进行概括。内容空洞做作，表现力平庸无奇，观众不屑一顾，成为不少主题性作品的典型“特征”，甚至有人说：主题性书法，那是老干部和致力于混出名堂跑码头的人才乐意为之的事情。

　　书法家首先也是社会人，其创作空间应当突破千年以来一贯流行取材的唐诗三百首、名人名言、俚语俗句，更应该将目光投向与中国国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大众生活相关的广阔领域。关注时事发展而进行的主题创作，取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其中优秀的代表作能够具有福泽社会与福泽人民的公共意义。

　　苏珊·朗格曾说：“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书为心画”的“心画”，其内容不应全是书家自我的情感，还应富含书家所面对的社会文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性的书法创作，如果能够本着“因时而作，因世而作，因史而作”的原则来提炼艺术思想与价值，以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先决条件来创作作品，或许才能展现出既富有时代精神，又可体现艺术境界的“大作品”。